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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这句在今天仍令人感到震撼的话，是1928年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将其放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揭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必须首要完成的任务：要革命，就必须先发动充分有效的政治宣传，扩大影响，取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认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和艰险的环境中，陆续在赣南、闽西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建立之初，“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
。甚至有不少同志把宣传工作和军事对立起来，不重视宣传工作，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不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对突如其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感到陌生，甚至误解，加上敌人对共产党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当地群众视红军如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在这般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极为艰难，根据地的发展、工人运动、农民暴动的开展几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
因此，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让群众了解共产党的性质、主张及任务，反击敌人对共产党的污蔑，发动群众，使革命事业获得群众的支持，成为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头等大事。
与墙壁粘连在一起的《浪花》报创刊号（1929年）
192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
。与之相应，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上的指导思想也发生变化：“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此种任务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
由于反动派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鼓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
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再次提出要重视宣传问题，把宣传工作放在与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笔杆子”和“枪杆子”都是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武器。
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强化，并对宣传形式进行了论述，提出共产党和红军要“尽可能的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党报”
。
为了配合红四军的“闽西六县的游击计划”，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利用第三次夺取龙岩城缴获的印刷设备和相对稳定的军事环境，创办发行了《浪花》报。
《浪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创办发行的首份军报。4开2版，采用闽西特有的玉扣纸铅印而成，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
《浪花》的发刊词公开鲜明地提出了该报的宗旨：“效力于它的主人——被压迫阶级。”“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创刊号用大幅版面刊文报道了红四军在闽西地区的军事行动，集中宣传了红四军攻克汀州，夺取龙岩、永定、上杭，歼灭军阀陈国辉和郭凤鸣的军事胜利。同时，《浪花》还以生动的漫画形式，报道了闽西各地举行工农暴动，及时而广泛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急调闽粤赣3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进行“会剿”。为此，红四军宣传员四处刷写革命标语，张贴《浪花》报和红军布告，揭露敌人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性质，积极动员广大工农群众联合起来。
为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计划，1929年8月，红四军军长朱德指挥二、三纵队向漳平进军，途中一举攻占宁洋县城，其后又攻克漳平县城。红四军进驻漳平县城后，宣传员在漳平县城内的许多建筑物上，张贴了许多《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和《浪花》报（创刊号）等红色宣传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红四军宣传员当年张贴在漳平县城的宣传品中，竟有一份《浪花》报（创刊号）奇迹般地存留了下来，半个多世纪后被人们发现。这份报纸被发现时，已与土墙牢牢粘在一起，无法单独剥离，为完整地保存好红军最早创办的军报原件，文物工作者只能采用连同张贴的土墙一道切割下来的办法，把重达200多公斤的“军报文物”运回古田会议纪念馆，用特制的玻璃罩罩起来保存。
红四军创办的《浪花》报，是战火硝烟中绽开的一朵奇葩，突破重重困难，呈现一种崭新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