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党在创立之初，意识到农村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人不多，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多次亲自和号召身边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中国革命寻找出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这条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是怎么找到的呢？首先，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对农民阶级有着朴素的天然感情。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起少年读书时遇到的一个困惑。他说，年少时读了许多古典小说，却发现主人公都是王侯将相，从来没有人写过像自己周围一样的劳动人民。他为此纳闷了许久，最后才明白过来，写书的都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而种田的农民终日劳累受苦，没有机会和条件读书识字，又怎能著书立说？农民当不了写书者，也就没人把他们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那时，他就常常对人说：我们将来也要写书，写农民和工匠的书，把他们写成英雄豪杰。

就是因为深知农民的苦、农民的贫贱、农民遭受的不公，毛泽东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村蕴藏一股火山爆发前夕的力量，农民阶级有着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他提出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从朴素的直觉到形成革命理论的长期过程。其中，深入农村调研、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在1925年。年初，已经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在回韶山养病期间，走亲访友，了解农村情况，还和杨开慧一起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雪耻会”，并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动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为积极热烈的地方。风起云涌之势引起湖南当局不快，省长赵恒惕下令逮捕毛泽东。于是毛泽东避走广州，途经长沙时写下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正应以青春之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几个月后，毛泽东带着这次农民运动实践的收获，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值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篇文章就首发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刊发日期为1925年12月1日，也就是毛泽东回穗两个月后。原文开篇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文中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并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论述。该文陆续有多个版本问世，后经修订被收为《毛泽东选集》开卷之作。

第二次在1927年。大革命末期的这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和随后写成的报告，可谓这一时期最系统、最深刻的农民问题总结。毛泽东的这次考察是应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邀成行的。1926年12月3日，大会致电毛泽东，希望他“回湘指导一切”。于是，毛泽东作为国共两党共同委派的农民运动视察员，于12月17日由汉口到长沙，参加大会并准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到了长沙，毛泽东接触社会各阶层方方面面的人，听到街谈巷议种种言论。情况却似乎并不乐观，社会中层以上人士至国民党右派一提到农村情况都异口同声“糟得很”，提到农民运动更气愤地称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情形究竟如何？毛泽东决定亲自前往农运最集中的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5县调查实际情况。1927年初，毛泽东从长沙动身，历时32天，步行700多公里，用脚步丈量大地，摸清了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写出两万余字的长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报告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实际情形呢？毛泽东以为“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才是农民和革命的理论。报告热情赞扬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并指出农民将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之一：“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他强调“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并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可以看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准确判断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是“革命先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向农村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之后，首先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上，分别刊发于1927年3月5日第35—36期合刊、3月27日第38期和4月3日第39期。同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1期转载了报告的前7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一、二节，并加“二月十八日长沙通信”作为副题。由于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与当时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对革命前途的判断有冲突，报告后面占总篇幅2/3的第八部分未及刊载，即被时任中宣部部长彭述之命令停发。

不过，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尤其得到瞿秋白的赏识。当他得知陈独秀拒绝刊发该文时，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明力的文章。文章里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1927年4月，瞿秋白主持中宣部工作后，将报告交给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该书正文46页，由长江印刷厂印刷，铅印，32开本，瞿秋白作序。他在序言中热情洋溢地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上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这篇文章还得到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全文转载了报告，这是该刊发表的第一篇反映中国人自己观点的文章。随后，6月12日《共产国际》英文版也刊载了这一报告，并评价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刊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称赞报告“字字精练，耐人寻味”。日本在华情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29年以《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报告（毛泽东）》为书名翻译出版日译本，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农民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文献加以分析研究，从反面证明了该书的战略重要性。 EYIalqoAQSH49HO5ulrb2kOxqGuOFeORLS/xPNECivcc2Ww1inAkFllhy5qZs5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