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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上海闸北青云路的一条弄路里，投机文人王理堂鼓吹男女同校、新式教育，引来四方进步学子报名求学，办起一所名为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的学校。怎奈学校既无师资，又无设备，所承诺聘请陈独秀等名师教学更是一张空头支票。说好的进步学校，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野鸡大学”。更可甚者，开学未几，这位王校长把收上来的学费、伙食费一卷，径自跑到日本留学镀金去了。学生们大呼上当！
当时，“五四”余音犹在。这些学生大都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不少还是因参加学潮失学而来，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运动经验。于是，学生们秘密酝酿改组学校，并成立“十人团”作为领导核心。当年10月，“十人团”以公开伙食账目为名，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驱逐校长，改组学校，全校学生“均一一签名书押，极端造成改组”。
赶跑了旧校长，自然要请一位新的来。请谁来？学生们的理想人选有陈独秀、章太炎和于右任。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避居苏州，都不太好找。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彼时刚从西北靖国军总司令任上回沪，且多次发表教育救国的言论，学生们觉得比较适合，于是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派代表去请。最初于右任并未答应，后来在学生们屡次热邀、共产党人邵力子力劝以及国民党人柏文蔚、杨杏佛、柳亚子等好友从旁建议下，终于答应就任，并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10月23日上午，面貌一新的上海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当日，风云一变，落下大雨。在风声、雨声、读书声中，这所近代中国红色大学拉开了传奇大幕。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讲义》上海书店1924年出版
上海大学改组之际，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期。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局面没有改变。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这一方面，从党的二大就开始设想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因此，国共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这种政治局势下建立的上海大学，走合作之路也是顺理成章了。
于右任执掌上大之初，曾想把学校办成国民党的党办大学，以培养国民革命人才。他曾鼓励学生：“上大不比其他学校，希望上大同学，每人都能成为一强有力之炸弹，将来社会上定能发生极大之影响。”随着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右任认识到中共的重要性，便积极邀请共产党人合作办学。1923年4月，李大钊来沪，于右任就和他商量上海大学校务问题，并想邀请其来沪办学。于对李说：“你来办吧，你内行，我外行。”李大钊在北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走不开，于是推荐了邓中夏和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工作。邓、瞿二人入校之后，又有恽代英、蔡和森、施存统、陈望道、萧楚女、任弼时、李季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进校执教，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干部。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阳翰笙、施蛰存、戴望舒、匡亚明、丁玲、杨之华等人都是上大学子。上海大学是革命之师、反帝先锋，由此与北京大学、黄埔军校齐名，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等盛誉。
邓中夏到上海大学后，担任总务长，主管大小校务，成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是早期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有开办职工教育和领导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极具个人才能。他此次上任虽以个人身份，却受组织安排。邓中夏为上海大学延聘名师，规划蓝图，制定章程，提出办学宗旨为“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还请到孙中山担任名誉校董。这些都是符合办学发展和革命需要的举措。
1923年秋天，上大设立社会学系，由瞿秋白任系主任。在当年春天与于右任会谈时，李大钊就提出建立社会学系的想法。他认为：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上海大学应开办社会科学系，并以它为办校重点，培养国民革命骨干。因此，邓中夏到校后，就根据中共组织意图，创办了社会学系，并将其列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这在中国的大学中是一个首创。上大学生王家贵、蔡锡瑶回忆：“当时邓中夏和瞿秋白立意把上海大学办成在社会学系方面有特色的学校。”
确实，1923年8月，瞿秋白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文中指出上大的责任就是“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决心将其建成南方新文化的中心。社会学系充当了这个中心的思想策源地。共产党人通过这个公开的平台，系统讲解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真理，培育革命新人。社会学系，其实就是马列主义系。果真，社会学系办成了上大的王牌专业，不仅学生人数最多，也最活跃。五卅运动中走在前列的，正是这些在上大接受了革命信仰教育的年轻人。
共产党人进入上大，共产党组织也建立在上大。1923年，上海大学组编为第一党小组，有成员11人。1924年，党员人数扩大到23人，团员有90多人，党团人数在各组中名列前茅。1925年中共四大后，上海大学党小组根据党章规定建立了支部，成为全市学校系统中唯一的党支部。组织的建设发展，为党吸收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刘华，经过上大的培养，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上大学生黄仁、何秉彝在五卅运动中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青年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期，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图存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正是学校点亮了人生的信仰之灯。
社会学系强，强在教师队伍上。任教的大多是共产党人，不少还是中共核心人物。著名左翼作家、曾就读于上大社会系的阳翰笙回忆：“瞿秋白讲《社会学》，就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恽代英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张太雷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英文版），邓中夏讲工人运动，就是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讲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讲各国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工人运动情况。除任弼时教俄文课外，其他人都是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又是党的领导人，这些课程对我们启发很大。”
这些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年轻人，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亦师亦友，好几对还结成了革命伴侣。比如瞿秋白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施存统的妻子钟复光都是上大学生。施存统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复亮”，以抒发“复光复亮，宗旨一样”的革命深情。
社会学系强，还强在广泛的影响力上，这里面就有出版的大功劳。1923年11月，我们党建立的第二家出版机构（注：第一家是1921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开张。1924年起开始出版新书，最先推出的就是《社会科学讲义》。书店在《新青年》上打出新书广告：“社会科学会诸君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于国人起见，现分任编印社会科学讲义托本书店发行。”并告知每月发行一次，包括6种讲义，定价大洋5角，两年出完，“第一次讲义准于民国十三年正月出版”。这个讲义就是根据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讲课内容整理而成的，里面收录了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等课程内容。党在成立初期，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普通党员和进步学生、工人对马列主义还是一知半解。这套讲义使高深陌生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了，既系统讲解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又通俗易懂便于掌握。比如，讲到“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时，瞿秋白将这个概念与中国哲学“有定”相类比。《大学》里有“知止而后有定”，即“有明确的目标，意志才能坚定”，以此解释“意识受到束缚的学说”，即决定论。这样，上海大学通过出版马列研究的书籍，将理论的强音、进步的思想、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革命家办刊办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社会学系不少老师都是中共中央核心报刊的编辑人员，如蔡和森为《向导》主编，瞿秋白继任《向导》《前锋》主编，恽代英为《中国青年》主编。因此，上大进步学子皆以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荣耀。在上大不到5年的校史中，上大师生在中共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自身也创办了10多种刊物，包括校刊《上大周刊》、文学系的《文学》、学生社团孤星社办的《孤星》等。其中，《孤星》影响力很大，孙中山曾为其题写一期刊名。这些报刊在当时发挥了思想前锋的作用，也为今天的党史研究留下珍贵记录。
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这座“赤色大学”早被反动的国民党右派视为心腹之患，也被迫停办。但是，共产党人用鲜血与真情铸就的革命信仰永不消逝。时至今日，六迁校址的上海大学，仍然在多地保存有旧址，彰显着永恒的革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