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党的百年出版史上，说到存续时间最长、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刊物，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莫属！1923年10月20日，团中央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筹划创立，历经三停三复，《中国青年》出版至今，几乎是党的同龄人。毛主席3次为它题写刊名。它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人生导师，如同刊名一般，百年风雨洗礼，仍是青春少年。
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了《对于青年运动决议案》，紧接着召开的团二大贯彻党的精神，制定《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明确“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
。这样，宣传工作就要跟上，转移到教育青年的重点上来。团中央停掉了原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改创立《中国青年》周刊，由团中央宣传部主任恽代英任主编，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题写刊名。恽代英在发刊词中说：“在政治黑暗、教育腐败、衰老沉寂的中国，因为还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因此，许多人都相信中国唯一的希望便是靠这些勃勃有生气的青年。”但是，青年面对的环境是凶险的，“在社会上得不着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人”，所以“常常苦闷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为给青年以实际的指导，帮助青年成长进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为青年办一份“忠实的友谊刊物”。这就是《中国青年》的来由。
《中国青年》“五月特刊号”（1926年）
创立时，《中国青年》为周刊，32开，每期16页，100期以后页数有增加。早期，除恽代英外，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还先后负责主要编辑工作。党团的其他主要领导，如任弼时、刘仁静、刘昌群、陆定一等人都是主要撰稿者。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最高发行量达到3万份，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青年》第一次停刊。在1927年到1932年间，刊物曾以《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1939年4月，为了动员全国青年参加抗日战争，《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为半月刊，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胡乔木任主编，毛主席为它题写了刊名，1940年又题词“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鼓励青年积极投入全民抗战。这次办了一年多，1941年3月二次停刊。1948年5月，党中央迁至河北西柏坡，在早期团中央领导、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导下，《中国青年》12月20日在西柏坡附近的嘉峪村二次复刊，多为半月刊。这一次毛主席又题写了刊名，并题诗一首：“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另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刊物寄托了很大的期望，这也是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1965年，毛主席第三次为它题写刊名。“文革”十年，《中国青年》也被迫中断出刊，直到1978年第三次复刊，至今为半月刊。
除了3次题写刊名，《中国青年》还多次发表毛主席文章，得到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等重要题词，甚至毛主席逝世前床头的桌面上还摆着一本《中国青年》。可以说，这本刊物和毛主席有特别的缘分。
第一次结缘是在1926年。1925年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国民党所办的《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之后毛泽东又对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希望刊发在我们党的机关刊《向导》上。由于这篇文章强调农民运动，与陈独秀观点不一致，被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向导》主编彭述之拒稿。任弼时当时是团中央书记，他抵制了陈彭二人的错误决定，在1926年3月13日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登载该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也是毛泽东早年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经过《中国青年》之手，传递给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文中对中国社会五大阶级的分析，向青年人指明了国民革命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政治压力中坚持正确的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与无限忠诚，也表明了刊物的一贯立场——供给青年以革命人生观、革命理论、革命战术、革命经验，力尽所能满足青年的要求。
毛主席还给《中国青年》推荐好稿子。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王桂芹回忆，在北京实验中学上高中时，她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班。高三时，她暑假回乡参加劳动，结合体会写了一本日记，被李敏借回家去读。李敏读完觉得特别有趣，吃饭时对毛主席说：“爸爸，我这里有篇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您能看看吗？”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毛主席欣然同意，读完后还仔细圈点，写了批语，让李敏送到《中国青年》发表。《中国青年》1958年第4期发表了这篇《假期回乡日记》，同时刊登了主席的批语。想到把稿子拿给《中国青年》发表，说明主席信任这本刊物，也说明《中国青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继承了革命年代教育引导青年的宗旨，深入青年群体中，了解青年所思所想，挖掘并宣传青年英雄模范人物，如毛主席亲自题词表彰的刘胡兰和雷锋，还有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向秀丽、张华、王杰、张海迪等青年榜样，都通过刊物深入传播到青年人当中。特别是1963年《中国青年》将第5、6期合刊，编发了“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当中刊发有毛主席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手迹。该期在全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刊物供不应求。杂志社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买不到刊物，一所中学老师就用毛笔把刊物内容全抄写下来，贴在墙上，供广大师生阅读。编辑部马上用3本刊换来这份珍贵的手抄本，收藏到展览室中。当年10月，《中国青年》40年庆典，周总理来社专门看了这份展品，并在纸张紧缺的情况下指示给刊物增加纸张。
从创立之始，《中国青年》始终站在青年人的立场上，不论是50年代的回乡日记、60年代的雷锋专辑，还是80年代的潘晓来信，都在循着时代的脉搏，回答时代之问，为青年人把握航向，助力前行。异代不同时，宗旨始如一，永远和青年人做朋友，也许这就是《中国青年》百岁青春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