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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东方，燃烧着赤色革命的火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俄国大地上响起烈日惊雷，也震彻了整个亚欧大陆。青年，人类最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群体，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1919年11月，共产国际成立8个月后，欧洲14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聚柏林，成立青年共产国际，来领导世界各国青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开展革命斗争。这个组织也称为“少共国际”，赵世炎、周恩来在法国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早期便是团的组织，和少共国际也有来往。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这样，中国的建党和建团工作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当年8月，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紧接着，陈独秀指派组织内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是的，青年团建立时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到了1925年，在团三大时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表明革命主张是实现共产主义。上海的团组织在全国建立最早，事实上承担了组织和领导各地青年团的工作，俞秀松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他主持制定了团的章程，分寄给全国共产主义者，倡议各地建立团组织。
当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组建起来。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4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会址就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由于北京大学是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各大高校学生思想也多活跃进步，北京团的组织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成为北方青年运动的革命中心。1921年3月，北京团的第四次大会上，选举了11人的执行委员会，特别提到“书记1人，会计1人，组织3人，教育3人，出版3人”，张国焘当选为书记。在领导机关中专门分配3人负责出版工作，充分显示出北京团组织对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视。这样，最早的团刊《先驱》出现在北京也并不令人意外。
《先驱》半月刊创刊号（1922年）
1922年1月15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先驱》半月刊，4版8开，由团内骨干刘仁静、邓中夏担任主编。刘仁静是中共一大北京方面的代表，参会时才19岁，年纪最小，却酷爱理论研究，有“小马克思”之称。他参与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工作，也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团员之一。他后来转为托派，曾探访流亡太子岛的托洛茨基，晚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人生十分传奇。《先驱》第1至3期在北京编辑出版，刘仁静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是主编，还是主要作者，《先驱》发刊词即出自其手。发刊词说：《先驱》要告诉读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这就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以至“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刊词还说明：“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刘仁静热衷理论研究，《先驱》在他直接领导期间理论色彩浓重，政治嗅觉尤其敏锐。共产国际成立后，面对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关注重点逐渐由欧洲转向东方，列宁提出著名的东方战略。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向各国传达这个战略精神，中国也派出以张国焘为团长的44人代表团。会前几天刚创刊的《先驱》竟然捷足先登，在1月15日创刊号上刊载了列宁东方战略的相关理论文章，可见刊物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程度。
刊物出到第3期，影响越来越大，遭到北洋政府查禁。组织决定从3月15日的第4期起转移到上海出版，并改为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刊物，由时在上海的施存统负责主编工作，在北京的刘仁静、邓中夏以主要撰稿作者身份继续参与办刊工作。这样，《先驱》就从一个地方团刊变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特别是5月份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先驱》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地位正式确立。《先驱》将第8期编辑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专号，对团一大情况作了全方位的报道，并开始大量刊登团中央的文件、通告以及共产国际和少共的指示文件等。
《先驱》创刊之时，《共产党》已停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尚未创立，党刊此时处于空窗期。因此，它也承载了党的不少宣传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报道和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领导和组织团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塑造了一代青年的革命信仰。方志敏自述，他在1922年仲夏看了《先驱》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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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存统之后，蔡和森、高君宇也担任过刊物主编。1923年8月15日，《先驱》出完第25期，团中央决定将其停刊，另办一份机关刊。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出世，接过了引导青年斗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