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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道：“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国共产党的开天辟地之举，起源于百年前共产主义理想者的一次聚会——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出席者，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些人中，最大的是何叔衡，时年45岁；最小的是刘仁静，仅19岁，还是北大在读学生。
恰风华正茂，一如今日百年大党！
中共一大，核心议题是建党。1920年2月，在去往天津的一辆骡车上，“南陈北李”商量的建党大事，就要在这次会议上完成。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这些基本纲领，必须在会上明确下来并形成文件。所以，会期中一大半时间是起草并讨论党纲和工作计划。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由于法租界密探前晚闯入，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转至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部分内容
在南湖游船上，与会代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文件，明确了党的名称、申明了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等最基础性内容。也就是说，在这艘游船画舫中，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
第一个纲领宣布：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前，即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灭的时候；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工具；
（4）加入第三国际。
……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春华秋实，都来源于这闪亮的红色起点。可是，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献，却在党的历史中遗失30多年，至今我们也还无缘得见中文原件。说起来，也有一段长长的故事呢。
当年，这些文件都是手写稿。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由于他当时人在广东没来参会，就由广东代表陈公博会后将文件带回去。由于建党初期党的秘密性质，陈独秀决定不公开发表这些文件，因此没有出版的中文稿文献存世。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党中央机关受到搜查，所保存的一大文件全部丢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都没有任何关于这次会议的书面记载。《中国共产党人》第一卷《红尘》中记载，董必武1937年接受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采访时惋惜地说：“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这个巨大的遗憾，随着中共一大文件1957年俄文版的回归和1960年英文版的发现，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起码在史料文本上，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变得面貌清晰起来，党史相关研究也有了确定的依据。
我们最先得到的是俄文版中共一大文件。195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交涉，要求苏联交还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苏共研究后，答应还给我们一部分。于是，18箱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文件运回了中国，交由中央档案馆筹备处保存整理。中共党史专家仔细检视这批文献，意外发现其中竟然有中共一大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都是俄文打印稿。也许会有中文原件？专家们细细翻了几遍档案箱，始终没有更多的发现。
于是，专家们立刻着手将其译成中文，并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3个文件，刊发在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第10号上。
为鉴别这些文件的可靠性以及翻译的准确度，1959年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派人将这两期《党史资料汇报》送给董必武阅鉴。董老是中共一大亲历者，1个月后他回信：“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至此，中共一大情况终于有了确切的文献材料。
无独有偶，在极其接近的时间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发现了英文版的中共一大文献。原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整理旧资料时，发现了一篇写于1924年1月的硕士论文，题目是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署名“Chen-Kungpo”。因为韦慕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颇有研究，图书馆将这一消息通知了他。
韦慕庭阅读论文后，发现这篇文章附录部分大有来头。6篇文献分别是：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文献，当时公开消息显示附录一、二、四、五连中共自己也没有找到呢！这如何不使韦慕庭欣喜若狂？
于是，他停下一切其他工作，专心考证论文作者“Chen-Kungpo”到底是谁，因为一旦确定了他的身份，这篇文章是否可信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上穷碧落下黄泉，韦慕庭找到刚刚完成胡适口述、谙熟中国情况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唐德刚教授，又联系到栖身香港的中共一大亲历者张国焘，终于确认这篇文章作者就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922年11月，陈公博取道香港，再由日本横滨登船赴美，到哥伦比亚大学注册读了硕士。
陈公博后来成了大汉奸，但他是中共一大亲历者确是事实。而且，他正是会后将文件带回给陈独秀的信使，有自己抄一份留存的可能。如果真这样，这些未面世的文件就是惊天发现了！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将韦慕庭考证文章作为绪言，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英文版。
但是，中美两国隔绝的关系，使这项研究很长时间不为中国人所知。直到1972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工作的李俊臣，偶然在一份日文刊物《东洋文化》上发现美国出版了这本书，最后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原版书，将其翻译成中文后，与俄文稿两相对比，内容基本一致。说明这份文件确实可靠。
现在，只有一个未解之谜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序号编排了15条，却在第10条后直接跳到第12条，遗失了第11条，而且俄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俄文版中第11条注明“遗漏——译者”。那么说明，两者依据的中文底稿就没有第11条。
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原稿抄漏了或是标号跳数了，有人认为是此条争议较大，定稿时删除或搁置了。由于档案文献史料不足，莫衷一是，至今也还没有各方都认可的定论。也许，这个谜题的解开要等待下一个惊天大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