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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纷纷来华办企业，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由此而生。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开办企业，民族资本产业迅速崛起，为中国催生一个新的工人阶级队伍。
据统计，“五四”前后全国工人总数已达200万左右，而上海工人就占1/4。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最早自动罢工，以声援学生爱国行动。随后几日内，北京、唐山、汉口、南京等大城市工人也纷纷响应，形成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全国性斗争局面。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劳工专政是中国共产党达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是建党前后的一个重要任务。陈独秀很早就主张为工人办刊办报。他曾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说：“曾言劝上海朋友办报不应办雷同的报，像《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然则，却至今无人愿意办，难道不高兴和店员劳动界说话吗？”所以，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成立，他马上将创办工人刊物列入计划。
当月15日，《劳动界》周刊正式创刊，成为第一份面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该刊逢周日出版，32开本，每期16页，以新青年社名义发行，又新印刷所铅字排印，由陈独秀、李汉俊负责，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李达、邵力子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也在上面发表了来华后的第一篇文章。
《劳动界》周刊第8期（1920年）
李汉俊为《劳动界》撰写了发刊词。开篇就说：“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然后描写了种种工人遭受的不公和苦楚。结尾点出办此刊的用意：“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
为了让工人晓得这些事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写文章。通过通俗生动的语言、浅显明白的事例和与工人切身相关的话题，让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为“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而斗争”，就是《劳动界》办刊的风格和目标。
《劳动界》设有演说、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等栏目，还不定期推出国内时事、国外时事、调查、小说等栏目。刊物注重与工人互动，欢迎工人投稿，经常登载读者来信。在第2期刊物开篇，就登出邀请工人来稿的话：“本报宗旨，是要改良劳工阶级的境遇的，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
很快，《劳动界》就在工人阶级中起了很大反响。工人从刊物上知道了不单是自己一个人受压迫，还有千千万万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在受苦，而且这苦是不应该受的。第5期“通信”栏目里登出一封杨树浦路电灯工人陈文焕的来信，说出广大工人读者的心声。他说：
你们所刊行一种出版物，叫做“劳动界”，已出版三册了，我买了几份，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唉！先生呀，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苦恼的工人，多是劳动界的一分子，从前受资本家的压迫，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他们要我们工人长，不敢不长；要我们工人短，不敢不短；要我们东就东，要我们西就西；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代表我们一班很苦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的工人，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
“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这是对《劳动界》最大的褒奖，也是办刊成功的明证。从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长沙文化书社一家书店就销售《劳动界》大约5000册，是同期《新青年》销售量的2.5倍。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刊物不仅启蒙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还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搭建了桥梁。1920年11月，我们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上文那位给刊物写信的陈文焕担任会计科长。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几天后，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劳动界》的理论宣传工作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取得了实效。随后，各地一批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破土而出，北京办了《劳动音》、广州办了《劳动者》、湖南办了《劳工周刊》，一时间掀起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为1922年至1923年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动员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政治观点鲜明，鼓动性强，《劳动界》1921年1月被军阀政府查禁，共出版24期，是同期国内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工人刊物。目前全套刊物保存完整，为早期工运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