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虎尾记犹新

1974年6月，我有一次访鲁迅故居，看见鲁迅当年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靠近书桌的壁上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片，对面壁上是集《离骚》句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之先鸣。”回想起我在1926年拜谒鲁迅先生时的情景，恍如昨日，但是这中间过了将及半个世纪，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我写成一首绝句：

四十八年前旧事，

笑谈虎尾记犹新。

大田转眼迷阳尽，

劲草春华竞吐芬。

这里的“迷阳”（即荆棘）、“劲草”“春华”，都是鲁迅晚年诗中用过的词汇。鲁迅用“迷阳聊饰大田荒”形容当时中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下颠沛流离、田野荆棘满目的荒凉景象；但是鲁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信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为此他写出“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样充满信心的诗句。而今大地上，荆棘不断被芟除，代替的是劲草与欣欣向荣的春华竞吐芬芳。鲁迅若是能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该会感到多么欣慰呵！我那首诗就是表达这种心情于万一。

2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从一般的课堂里，并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东西，作为精神的食粮、灵魂的药饵，则是鲁迅与封建复古派、帝国主义洋奴们战斗的小说和杂文。鲁迅的文章，在《语丝》《莽原》等刊物上几乎每星期都有新的发表，我们争购、传诵、讨论，有时也和外地的朋友通信谈读后的感想。可是我们都还年轻，阅历浮浅，对鲁迅深刻的思想和写作时的心情，体会是很不够的。此外，则是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1924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为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敬重，随着他与北洋军阀和为其效劳的“正人君子”们的斗争的深入，与日俱增。我想去拜访他，但由于感到自己渺小，怕干扰他的工作，几次都欲行又止。只是把与几个朋友合办的文艺刊物按期送给他，有时邮寄，有时在听讲后面交，面交时也不曾说出自己的名姓。直到1926年4月，鲁迅发表了《野草》最后一篇《一觉》，对我们的刊物给予很大的鼓励，我十分激动地读了这篇散文，同时也增强了访问的决心。

那时，北京笼罩在极其混沌、黑暗、恐怖的气氛中。北洋军阀段祺瑞在3月18日大肆屠杀青年学生，又下令通缉所谓“暴徒首领”，随后谣诼纷纭，流传通缉人数竟达五十名之多，其中也有鲁迅。在4月底，鲁迅曾在法国医院避难。现在从《鲁迅日记》中知道，在4月30日夜里他曾回家一次，5月1日的晚间又去医院。也正是5月1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共办刊物的朋友访问了鲁迅先生，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鲁迅在外避难，而只是这一天在家里。我们走到鲁迅先生家门前，女仆把门打开，看见我们的面孔生疏，有些犹疑不定，她不说在家，也不说不在家，经过我们恳求，才进去通报。但鲁迅先生对我们热情接待，丝毫没有流露出在避难中暂时回家的神情，他跟我们谈到我们的刊物，谈到俄罗斯的小说，并问我们共同办刊物的几个朋友的情况，占去了他多半个下午的时间。他的谈话亲切而随便，后来我们再次访问时，青年人在敬重的前辈面前常有的拘束之感很快便消逝了。我们提问题，他都给以中肯的、明确的回答。我们也曾问到壁上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的照片是什么人（那时他还没有写出收在《朝花夕拾》里的《藤野先生》），他便把他和这位日本医学教授的关系讲给我们听，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谈话风趣横生，并不讲述什么“大道理”，但我们从他那里回来，每次都感到有了宝贵的收获，听到了在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所听不到的话。

1926年暑假，鲁迅已决定去厦门，我不在北京，我的几个朋友去看他，他取出一本德文译本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叫他们转送给我。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鲁迅在日本留学编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曾有过翻译《当代英雄》的计划。他自己没有译出，希望有年轻的人能译出。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后来有两三种中文译本，但是我辜负了鲁迅先生的盛意，并没有翻译，只是把这本鲁迅先生的赠书一直珍藏到现在。

1927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鲁迅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变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现在他的著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放射出更为灿烂的光辉。

祖国的山河再造，人民的思想更新，个人的往事变得十分遥远，越远越微小，小得微不足道，唯有青年时期跟鲁迅先生的一些接触，以及从他那里得到的启示和教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逝，反而备感亲切。

1976年7月9日 zx7TRLBmkMGzJFiUpi/w6ue7At7zGbqqvA9eFSuHtwmSnvAHYWmaPqagsX2CF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