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学不是关于社会现实和人的词典和百科全书，它是人的启示录。社会生活和现实关乎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关乎人在时代现实中的遭遇、处境和命运。对这一现实进行思考和表现的文学，便是人对人的启示录。在此意义上，东西的长篇新作《回响》便是“启示录”式的写作。小说描绘了两种现实场景、两个世界景观：一个是社会生活世界、景观，一个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景观。通过两个世界、两幅景观，小说形成了一个有意识建构起来的视角，其焦点是“现实”或“事实”“真相”。作为一部虚构性小说，《回响》在展示生活和心理世界的同时，营造了一个心灵之梦，从而超脱了普通生活状态，敞开了其沉默部分。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刺痛人心、启迪心灵、升华灵魂的“真实性”的小说。
《回响》虽然围绕案件侦破故事和情感故事展开，却具有超出破案和情感故事的强劲的文学力量。故事背后，隐含、回响着一种巨大的回应，一种对作为整体的人和已有的文学经验的回应。
《回响》有着关注和表现日常社会生活的倾向。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大坑案”的持续侦破过程以及由此关联的城市和乡村生活故事、场景的描述，也体现在对人物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情感婚姻生活的描绘。作者将笔触探入较为广阔而又细微的生活，通过细节真实地再现了当下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对老年人、青年人、富人、农民、白领、自主创业者、进城打工者、家族产业继承人、警察、罪犯等不同行业、职业、地位、身份、阶层的人群，对社会物质的发展进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隔膜、贫富悬殊等现实状况，进行了细致描摹，展现了一幅既充满生机、活力又满含艰难、窘迫的栩栩如生的社会网络和肌理。
在小说所展开的现实图景和社会情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对丰富驳杂的“人”这一生命体的体验和认知，小说直面的是“人”，是有着各种性格、脾气、经历、动机和欲念的具体的生命体。“现实”随着“人”的出现和凸显退隐为时隐时现的背景，它不再是一种纯粹平面的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人”的难以辨清必然还是偶然、理智抑或冲动、理性还是感性的主观意识变得模糊含混、无法捉摸。在“人”的难以捉摸的心理和无意识作用下，“现实”仿佛变成了凭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意念才能被体验、掌握和理解的存在。小说对冉咚咚和易春阳“被爱强迫症”的描写，尤其是对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破案直觉的反复提及，对其丈夫慕达夫是否出轨的执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反复试探、心理分析，包括对慕达夫与贝贞是否偷情的暧昧叙述，对慕达夫是否曾对卜之兰始乱终弃的点到为止的叙述处理，都在有意识地把“现实”纳入“心理”“感觉”中，纳入人物（主要是冉咚咚）的主观意识中，通过人物的体验去推理、猜测和摸索。与此同时，小说又提供各种其他的“事实”来延迟“真相”的发现，甚至揭穿所谓的真相不过是梦境、幻觉或自以为是的臆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响》堪称一部典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笔下的“现实”包含着突出的心理体验的内容。
小说精心描绘日常生活中个体相对独立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父母和子女、丈夫与妻子、罪犯和警察，还是男女情人，他们都会从自己的处境、地位、阶层和需求出发，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按照个人的想法、愿望和想象、预测来设计、“塑造”自己所设想的现实和世界。这些个人化的、不愿公开的意识，以及自己也未必清晰把握的潜意识，是存在于日常生活和伦理关系之下的。与此相对的是社会的而非私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它代表着秩序、稳定，却也处于清晰或不那么清晰的生成与变化中，如以恋爱、婚姻和家庭为主体的伦理道德秩序，以警察和罪犯关系出现的“法的秩序”。慕达夫与父母之间，冉咚咚与父母之间，夏冰清与父母之间，吴文超与父母之间，慕达夫与冉咚咚之间，刘青与卜之兰之间，徐山川与沈小迎之间，慕达夫与贝贞、冉咚咚与邵天伟之间，夏冰清与吴文超之间，吴文超与刘青之间，徐山川和夏冰清及其他情人之间，便交错着各种道德伦理关系。冉咚咚与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等案犯之间，便是“法的秩序”的体现。
《回响》中对各种秩序的描述和设置，很有深度，也很耐人寻味。一方面，小说对处于各种伦理道德秩序中的个体的疏离与亲近、隔膜与沟通、冷漠与温情、世故与无情等情感关系有着细致入微的表现。通过言语、行为与心理、情感之间的对位、错位、纠结、矛盾关系，小说深刻揭示了处于道德伦理秩序中的人性、人心的复杂性，以及日常生活与情感的深层复杂性。另一方面，小说对“法的秩序”中人心之真实性的揭示也有振聋发聩之力量。作家不仅深入发掘执法者冉咚咚的性格、心理矛盾，也通过她的“心理追踪”进入案犯的心理和灵魂深处，描画案犯的心理轨迹、心灵世界和人性状态及其与社会现实、家庭出身、职业状况的关系。这就在“法的秩序”与伦理道德秩序和时代生活和社会心理之间，建立了密切关联。于是，奇数章所写的“案件”和偶数章所写的“感情”，就始终通过心理、情感和关系、秩序，联系在一起，相互融渗而非彼此隔离：“法”中有情感、心理；“情”一则通过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建立与“法”的联系，二则通过心理和意识的试探、交锋和剖析、“侦破”，建立了与“法”更深层的关联。因此，围绕案件侦破线索的“法”叙事固然跌宕起伏，围绕冉咚咚、慕达夫情感关系的“情”叙事虽看似静止，却也暗流涌动。这使《回响》具有很强的“情节性”，这一情节性不限于围绕案件侦破展开的显性故事，更围绕情感、伦理和道德展开的隐性的“心理故事”。通过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故事”，《回响》蕴含了两种（两组）不尽相同的文学力量，现实自身的直接经验的力量和对人的热情探索的力量，作为智性的理解的力量和作为文学的创造的力量。
但东西的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这一现代主义文学样式又有本质上的不同。心理现实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亨利·詹姆斯虽然强调小说应再现现实、再现生活，但他所谓的“现实”“生活”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作家对现实的印象和主观性经验。因此，他虽然被称为“心理分析小说家”，但其“现实感”却是具有感知力禀赋的作家捕捉“瞬间”、形成经验并出之于意象的“具体陈述的可靠性”。个人的内心感受与知觉是“心理现实主义”所青睐的，而个人与历史、社会，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则被放弃。心理现实主义强调的“经验”并非现实生活经验，“经验是巨大的感官，它好像是一张用最美丽的丝线编织成的，延及认识领域，本身包括了每一个存在的细节的硕大的网。这是认识氛围本身，而当认识具有想象力时——想象力在天才人物身上特别有力地发展着——认识吸收着生活中最细微的运动，把生活中最小的跳动转化成可以显现的东西”“个人的经验是最好的老师……现实的空气（典型化的真实）是小说的最大优点，是无条件地、郑重其事地建立在小说的一切其他优点……之上的优点”，当小说家“展示出自己反映现实——现实的意义、色彩、凹凸、性格——人类存在的全部本质的方法时，他才真正地同生活展开竞赛”。
心理现实主义以虚构挑战现实，以个人主观经验取代社会现实经验，以经验为基础建立一个对抗和超越生活世界的虚构世界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先锋写作。
东西的小说也运用幻觉、梦境、变形、荒诞等手法，但他始终关注现实的痛苦、苦难和生存的沉重、艰难和乖谬。这体现出其作为新生代小说家对先锋小说的反思和超越意图。《回响》情节展开虽以心理和推理为主，但他同样关注现实：“本次写作的难度是心理推理，即对案犯、主人公以及爱情的心理推理，而这样的题材又如何与现实、与阅读者产生共鸣呢？”并有意识地建构一系列“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等”。
小说围绕刑事犯罪事件展开的侦查、走访、问询，密切关联案件的推理、进展，在生活画面的展开和现实细节的捕捉中，体现着一种理性、智性的介入。这方面的叙事可谓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研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层进入，体现着一种置身事外却持续追踪和观察案件进展的“抽离性”快感。小说的另一部分，关乎丰富的情感、家庭、婚姻内容，作者对这些关涉道德伦理向度的情节的表现，是将日常生活和工作关系，转换为“心理”关系，从心理层面抵达生活深处。相对于第一部分内容的“抽离感”，它带来的是充满情感内容的“浸入感”，这是关于爱情与谋杀、亲情与疏离、信任与背叛、爱与恨、哀与痛等充满张力和激情的、让人沉醉其中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回响》提供了一种深度文学经验，对人的智性和心理、情感分别进行了富有高度和深度的发掘，延伸和扩展了我们的人性认知和体验，丰富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的理解。
相对而言，《回响》虽围绕案件侦破展开叙述，关联城乡诸多阶层和群体人物，描画变动中的生活场景，但其主要目的却不是要展现一个客观世界，表现当下中国的现实。小说中的世界不是作为“（典型）环境”而存在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作为客观存在的世界。作家更多时候是通过人物包括案犯们的讲述，提供他们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理解的，因此这个世界是一个“人”的世界，人所生存的（实然）世界和人想要或所欲生存的（或然）世界。由案件侦破关联和建构的是“社会”“生活”，由情感状态、心理活动建构的是“心灵”“情感”，前者关乎“公”，后者切近“私”，二者尽管分为并行的奇数偶数章，但实际上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公与私、智性与心理共同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经验，建立了一种“阐释”（这一点使小说具有明显的智性色彩，即使对心理、情感的表现，也呈现出细腻的辨析色彩）和表述经验的可能的模式。
因此，《回响》具有突出的“智性写作”特征。它是一部以案件和情感为主要内容和叙事线索，以“大坑案”侦破和慕达夫与冉咚咚的婚姻、家庭走向为“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剖析性小说。不同于常见的侦探破案故事和爱情伦理故事，小说有着严肃的“问题”聚焦和人性追问。它还是一部以人类理性和情感、智性与心理为主，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辅的小说。它关注人性的复杂结构，整体性观照人的心理、情感、理性和社会性。它是小说、文学与心理学、案情推理学的“合作”。对案件的侦查、推理，对人心的推测、研究，嵌入了小说叙事，构成其基本内容，影响了叙事节奏的快慢。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种环环相扣、迂回曲折却又步步推进、深入人心的探究案件和情感真相的思维方式。小说以心理和推理作为基本内容和情节结构形式，对人性人心状况进行了较为广阔、细致和全面的想象性辨析和考察，揭示了隐藏在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关系之中却被遮掩或无法说出的“真实”，揭示了那些隐秘的不欲示人的思想和欲念在它自身轨迹上的运动。
当下中国正处于剧烈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如何在中国社会和现实这一复杂的意义场域中，突破带自然主义色彩的日常化诗学和着重‘个体’‘私人’‘内心’的叙事模式，将‘我’从流行性写实模式中释放出来，并重新写进‘我们’‘现实’以及与之内在关联着的‘世界’和‘历史’之中，重构一个‘我’/‘我们’、‘生活’/‘历史’、‘内心’/‘现实’相互沟通、对话的‘大叙事’，是现时代对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提出的迫切命题”
。在叙事方式上，《回响》无疑提供了崭新的具有启示性的文学经验。
文学存在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它关心和表达的现实是以“人”为中心的现实。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个性意识和纯文学意识的觉醒，文学往往被看作以个体为中心的人寻找一种与其“个性”“独特性”相关的“形式”。对于年轻一代作家尤其是有过先锋性写作的作家来说，创作不再是一种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的附庸或隐喻，作品（文本）形式才是文学的本质或本身，历史、现实、社会、时代、意识形态等必须借助这一形式才能成为文学的言说。在此情况下，历史等要么作为非文学因素被淡化、排除，要么以人性的转喻成就某种阴郁的美学趣味。“当日常性私人性成为文学／历史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时，它们就放弃了对自身内在的省思而专注于‘展示’自己的形象，文学话语的历史性维度、政治意涵和尖锐性以及日常生活的潜在能量，被心安理得地放弃了。”
历史、意识形态包括人本身失去了其硬度、厚度和分量，不再是写作的立足点和目的地，它们被“人性”化和美学化了。
作为一名曾经的新生代作家，东西对此类风格的先锋写作进行了反思，他对“写什么”和“怎么写”怀有同样的兴趣和热情。他既是尖锐现实和苦难生存的发现者和表现者，也是新的形式和修辞的探索者和寻找者。为特定的生活和人寻找和构造特定的形式，是东西一以贯之的追求。同样，在东西那里，“人”与“个人”与特定的群体也不是隔离、对立的，他并无兴趣回归抽象的宏伟话语，同时，个体意义之人虽构成其写作的基点，东西却又不完全认同流行的却同样抽象的个人或私人。因此，东西对“人”的思考及其围绕“人”的实践，便不再是“先锋小说”之前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的附庸式写作。其小说中的“人”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着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世界，但这一世界并不与外界隔绝，而是生活化、社会化乃至政治化的。或者说，这也是一个“历史”之人，只不过，他不再以投入历史、归化历史为归宿，相反，他常常被迫承受历史和现实的挤压。
《回响》中的人物，或是儿子、女儿如慕达夫、冉咚咚，或是财大气粗的老板如徐山川，或是仅能维持生计得不到尊重的打工者如易春阳，或是夫妻、恋人如慕达夫与冉咚咚、贝贞与洪安格、刘青与卜之兰，或是刑警如冉咚咚、邵天伟。他们既是社会之人，也是内心之人，具有社会性和心理性双重因素，但后者才是《回响》侧重发掘、“实验”的重点。无论是奇数章所写杀人案件侦破，还是偶数章的情感故事讲述，都以人的心理探测、心灵揭示和灵魂展现为主要内容，以隐秘的心理动机作为智性分析和逻辑推演的对象。在小说中，东西始终让他的主人公在破案和情感生活中保持着一种思索、心理探险和真相揭秘的热情。为此，小说有意设置重重悬念，作为情节推进、演变和进入人物深层心理和无意识领域的动力。被列为第一犯罪嫌疑人的徐山川在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求职面试后他究竟在包间对夏冰清做了什么，他是如何利用于己有利的证据实施犯罪行为的，夏冰清留存的录音是不是她被徐山川强奸的证据，慕达夫与贝贞、卜之兰之间是否有过婚外情，等等。这些充满悬疑的故事，不仅推动情节发展，也在逐步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解开了人性和心理谜团，既有吸引读者的魅力，也有力推动和启示读者进行思考。
东西是一位有着强烈“形式感”的作家，他对“怎么写”的追求不亚于“写什么”。他的小说既有对现实生活题材、内容的选择、掘进，又以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的富有新意的发现和表现，吸引读者并让读者在故事的编织、讲述中进入严肃的审视——对现实、他人和自我的审视和反思。《回响》致力寻找与发现，揭示表象与真相、他人与自我、现实与人心之间曲径通幽的奥秘，精神分析的意味极为突出。可以说，这是一部体现了米兰·昆德拉所提倡的“小说精神”的小说。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
为此，他提倡一种“小说的精神”，以抵抗大众传媒时代制造的“共同的精神”，抵抗那种被简化、被一体化乃至被吞噬和被遗忘的生活、世界和存在之意义。昆德拉将小说的精神概括为“复杂性”和“延续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他用塞万提斯说明小说的复杂性精神是“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
。《回响》是一部简洁的却并非“简化”生活和世界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两个事件——杀人及探案，感情纠缠和离婚，却没有将事件简化为媒体新闻或街谈巷议——如此做法便是背离了小说精神的不幸：文学成了作者、读者和大众传媒共同制造和参与的、瞬间就会被弃之如敝屣的“桃色话题”的狂欢。东西没有将“事件”事件化，而是以全部心智将其小说化、文学化，使其成为一个深长的思考性探寻而不是那种被窥视欲控制下生产出来的简化的俗套——一种叙事精致、经过精心包装的陈词滥调。
《回响》以贴近、切入人物内心的方式描述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认知的困难性”的人与事，而且通篇运用心理和推理手法去接近这些人和事，对其做出认知和评判。在此过程中，小说恰恰体现了真理（真相）的难以把握性。东西意识到避免简化和事件化的必要性，并以内心化、心理化作为叙事对策。应该说，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他将我们带进了一个情感、思考和思维的世界，发现了被商业化、市场化掩盖的另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形式。夏冰清对父母安置自己生活的做法所选择的顺从与反抗，以及她对爱情、物质、金钱的追求让她始终在困扰之中无法自拔，并最终酿成悲剧，却也不无合情合理之处。她离开父母和家庭，离群索居，孤单寂寞，却又能在离世之前以特殊的方式“玩幽默”“调侃死亡”，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勇敢和乐观。夏冰清父母自得知女儿死讯开始，直至得知女儿之死的真相，其间的失望、悲伤、酸楚、悲凉、伤感和无奈、自责，也得到过程性、复杂性的细腻揭示。小说对冉咚咚时时陷入案件与感情相互纠缠难以摆脱的心理困惑和生活困境的深入探究，更是通过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得到了完整而饱满的呈现。她在拷问别人，同时也在拷问自己。她在认识别人，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自己。在此，生活的意义、世界的意义被具体化、个体化和内在化，而《回响》作为一部小说的意义，也通过这一系列复杂性的设置，体现出了其所在的世界的复杂性，世界的复杂性导致“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冉咚咚是破案高手，精通犯罪心理学，最终她凭借出色的直觉、推理能力和心理学知识，侦破了徐山川杀人案；但当她将心理学知识和直觉、推理能力运用到夫妻、婚姻和家庭领域中，从蛛丝马迹入手，从伪装层到真实层再到伤痛层，深挖丈夫慕达夫的心理，使其几近崩溃，最终婚姻、家庭破裂。这个自信而敏感多疑的女性主人公何尝真正勘破了身边的爱人，又何尝真正勘破了她自己？关于这一点，文学教授慕达夫的认识倒有旁观者清的意味：“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东西以执拗的方式在《回响》中写出了人性、世界的复杂与幽微，这也成就了小说言说这个世界的文学复杂性。
昆德拉从小说与“传统”和“现实”的关系出发谈论小说精神的“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他哀叹“时下的事情”占据了太多的空间，“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在他看来，如果被纳入这种“时代精神”体系中，“小说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未来相连的东西），而是现时的事件，跟别的事件一样，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小说不仅要在小说历史发展脉络中确立和确认自己，更要超出某种狭隘的单质的“时代精神”对自身的简化。小说要避免成为“现时的事件”描述，而成为人类历史和变化的世界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一方面，小说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正如它所在的世界、现实是历史性的。另一方面，昆德拉又认为，“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
他反对大众化小说对“非小说的知识”的表现。那么，何谓“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在小说的历史性与“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显然，昆德拉在此强调的其实并非只要“小说性”（“文学性”），否则小说会失去它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他强调的关键在于如何言说社会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不要言说社会历史和现实。
东西的《回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昆德拉之“小说精神”的回应，他的自述专门谈到了这部小说“怎么写”的问题——“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其实，不论写案件还是写感情，两个方面、两条线索的叙事，都描述了这一时代的中国城市乡村的社会现实，都有着作家坚实的现实生活经验和体验的有力支撑。但《回响》不是以表现当今时代的现实环境为目的的小说，东西并非要以小说的形式记录现实生活场景、描绘生活画面。相对于对人物人性和心灵、情感的表现，社会现实在小说中更多是作为背景或促成人物做出选择和实施某种行为的心理动因。从主要人物慕达夫、冉咚咚、夏冰清到案犯吴文超、刘青、易春阳乃至沈小迎、卜之兰，小说分别为他们营造了能显示出其存在的处境和心理活动的现实背景和社会文化空间。因此，与其说《回响》表现的是社会现实，不如说是人的现实，更深入地说，则是促成人的言语、行为和选择的心理现实和情感现实。相对于可见的经验性生活来说，《回响》着重表现的这种现实是深层的、隐秘的，甚至是被刻意隐瞒或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家细心而又迅速地进入人物内心，并写出现实和时代的“秘密”——由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体的人共同折射出的某种集体意识或无意识。
《回响》是探索和发现“秘密”的小说，是作家借助心理和推理进入生活、人和自我的隐秘部分的小说。进一步看，这是一部思考“可能性”的小说。谋杀案最终侦破，涉案人被绳之以法，天道轮回，恶有恶报，真相大白，正义得偿。但这只是就作为事件的案件来说，而关于人性和心灵，关于自我和他者，尚有太多难以勘测和言明的秘密。故事结束了，生活还在继续，秘密仍旧是秘密。小说描述冉咚咚通过否认、压抑、合理化、置换、投射、反向形成、过度补偿、抵消、认同、升华等方法，启动自我防御机制，以避免打开和进入自己的真实心理层。当她主动敞开心扉，卸载部分自我防御时，她感受到自己“心理向好的预兆”，恢复了见自己离婚后一直怕见的前夫慕达夫的勇气。自信的回归，是直面自我、发现那份自己一直未能意识到的歉疚的结果，但人心的隐秘与浩大，又岂是个人心智所能窥破的呢？面对慕达夫“你能勘破你自己吗？”的提问，“她想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能否“认识你自己”是关键，却也是天问式的未解之谜。
小说采用了开放式结尾。冉咚咚的感情归宿如何？是与慕达夫破镜重圆，还是在自己“准备好”以后与等待着的邵天伟走在一起？未能通过邵天伟检测的她，是否能勘破远比案件复杂的人类情感和心灵？与卜之兰大学期间发生婚外情的文学教授是不是慕达夫？卜之兰无意间提到的往事，真相如何？是否会嵌入冉咚咚记忆，成为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炸弹”？……小说多处预留了开阔的想象空间，这是生活的现象学描写，也是存在之可能性的叙事征候。
开放式结尾是小说思考存在之可能性的表意形式，也是东西一直以来探寻可能性的诗学思想的延续。《没有语言的生活》以两个版本的开放式结尾，直接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篡改的命》思考“底层”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回响》在延续东西对生活、人性和文学可能性之探寻的同时，呈现了新的叙事质素。东西此前的“可能性”写作，常常描述严酷残忍的现实对生命的挤压和榨取，故事往往荒诞不经却有着让人触目惊心的真实感，人物被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宿命纠缠，叙述具有强烈的无奈感、绝望感和荒诞感、虚无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主义叙事经营了太多人的危机，将人置于万难拯救的残酷境地，以此探测人的边界和极限。”
在彼时的东西看来，这一切正是生活本身造成的，残酷的现实以强硬的姿态主导着作家的想象。现实的极致性催生了极致性的想象。荒诞意味、戏拟手法、反讽笔调，显示了作家在面对如此现实时的绝望反抗，是作家直面生活和超脱现实的勇气和智慧的表现，但这种极致性写作是否也暗示了作家所对抗的现实及其逻辑也在限制着自己思想、精神和艺术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在某个方向上写到了某种可能性的极致或某种极致的可能性，使作品具有了问题表现的尖锐性，却同时丧失了更多的可能性，失去了生活和人性的宽广度？作家是否有效抵达了他所要表现的现实与人性的深处，是否真正抵达了人物自身的内在性？——这里的人物内在性不仅指人物被某种强烈、执拗乃至偏执的愿望或欲望控制的心理感觉，也指他们所在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现实生存以及支撑着他们生活的价值系统和意义体系。对于这些问题，东西有着不同于此前的思考并在《回响》中有意识地进行了形象化的回应。
小说深刻描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整个社会情绪氛围的变化，尤其是人与人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却巨大的变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能够共享和分享的情感也在缓慢无声地发生着嬗变。在亲情上，父母和子女之间随着年轻一代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和更多个人权利的获得，渐生隔膜、嫌隙和矛盾，如冉咚咚、慕达夫、夏冰清、易春阳、吴文超、刘青等，几乎所有的年轻一代与他们各自的父母之间，都产生了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爱情这个更具私人性质的领域，曾经让人一往情深、天长地久、甜蜜得让人心醉又伤感得让人心碎的浪漫美好的爱情，出现了明显的现实化、功利化和工具化趋势，“天长地久”未必是爱情追求的目标，“曾经拥有”成为众多人的“信念”或选择。男女之间或因为经济原因、地位差异而抛弃对方，如刘青与卜之兰；或丧失了彼此信任、良好沟通的能力，如冉咚咚与慕达夫虽然彼此仍然相爱，但前者的敏感多疑和后者的言听计从，导致了婚姻和家庭的破裂；或因家庭贫困、自卑心理等原因无法获得异性青睐而陷入空幻的单相思，如患上“被爱妄想症”的易春阳。随着性禁忌在社会意识中的淡化和消失，男男女女或以“爱”之名行“性”之实或纯粹为了“性”走在一起，如徐山川周旋于众多情人之间，洪安格自己暗度陈仓，却以莫须有的婚外情与贝贞离婚，与婚内出轨对象另组家庭。夏冰清与徐山川之间则纠缠着性的暴力、商品化的交易和情感归宿的追求等复杂因素。沈小迎与徐山川之间本已无爱，却默契地维持婚姻幸福家庭和谐的假象，各取所需。友情方面，刘青利用吴文超的信任，背叛友情，骗取巨款实现自己的桃源梦。在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理性的算计和谋划介入感情并使之沦为商品化的存在，而利益追逐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公正、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固化，既催化了人的被伤害感、被剥夺感、挫败感和无能为力感，也发酵了羡慕、郁闷、嫉妒、愤懑和怨恨等社会性情绪氛围。这些经验感受和情绪氛围在东西的长篇《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等未必直接描写当下现实的小说中均有投射和反应。生活的苦难，精神的磨难，冷酷的生存本相，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乃至仇恨，生活的无望和绝望等以荒诞、反讽、黑色幽默等形式表现出来，充满一种敞开思考和意义空间的诗学张力。
如果说东西此前的诸部小说可称为“绝望和反抗绝望”的实践的话，那么，《回响》则在绝望或反抗绝望之外，点亮了希望，在令人失望的土壤里种下了希望的种子，让读者在看到爱的能力衰竭的现实时，也感受到爱的能力缓慢恢复、生长和纯粹化的可能。小说不再以戏拟、调侃、反讽、黑色幽默、荒诞等手法来言说绝望、传达“反抗绝望”的生命意志，而是在暗黑中透出了光亮，在绝望中孕育出了希望，灰暗的调子里也流淌着温暖的汁液。虽然小说人物的内心在复杂的心理追索中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但这些人物都是可靠的、立得住的。小说在案件侦破和情感追踪过程中的理性推理，以及对更广阔生活和人性世界的包容，在揭示人物行动的内在依据和人的内在真实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更为自然和舒展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人性善恶的复杂性与变动性，不能只由罪犯来证明，即便是罪犯也并不都如徐山川一般。在带着投案自首的刘青离开埃里的路上，“冉咚咚想刘青的罪感既是卜之兰逼出来的，也是村民们逼出来的。由于村庄的生活高度透明，每个人的为人都被他人监督和评价，于是传统伦理才得以保留并执行，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埃里村也在净化这里的每一个人”。小说结尾，一向自信正确的冉咚咚也产生了对慕达夫的愧疚，“她没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这种“爱”是对绝望的超越而不是直接的对抗和反抗。东西在小说中没有激烈地理解人性，他借助弗洛伊德、荣格等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知识触摸和解析了人性，又用现代人文主义信念化解了人本主义非理性的偏执——后者既有对无意识、潜意识和本我的洞见，也造成了对人文主义、现实生活和人的在世生活状态的遮蔽。《回响》的最大启示和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揭示了在充满“现代性”风险的陌生社会中，重建信任的可能性，在“爱”之流逝和“爱”之能力退化的现实缝隙中、在情感的漂移和传统道德的废墟上，重建友爱、互爱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响》无疑是作家东西在世界观和文学观上的一次自我重建与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