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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我们会为这个时期有东西这样的作家而感到幸运，他使我们侥幸地逃脱了彻底的平庸。作为当代最有韧性的小说家，东西有能力把握独特的小说叙述意识，并且能够通过饱满的语言执拗地揭示历史和生活的真相。这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艺术和生活的质感。这从他过去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痛苦比赛》以及《不要问我》中可以看到，最近出版的《后悔录》则可以看到东西的小说写作更加成熟、自如和有力。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被革命剥夺一切的资本家后代的倒霉命运的故事。这个叫作曾广贤的资产阶级后代，青年时代因为被诬告强奸投入监狱。他曾经有无数的机会和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但直到他步入中年已经失去了性功能也未曾接触女性肉体。小说是以他错过一次次与女性亲近的机会而错过爱情和情爱的后悔来叙述故事的。显然，这样的后悔只是强烈的反讽。在这个倒霉人的不断后悔的自责中，小说尖锐地揭示了政治革命给个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的深重创伤。
这种揭示当然不是东西的首创，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做得非常出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的身体遭遇就是东欧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精神创伤史；《玩笑》中那条宽大的裤衩几乎可以看作革命年代的欲望的旗帜，但那上面涂满了沮丧和屈辱。中国作家也有人从身体的创伤来表达历史的压力。如张贤亮，他的《绿化树》，特别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身体机能的障碍来表现人在政治强大的压力之下所陷入的困境。但张贤亮并不彻底，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通过政治的治疗（例如，抢救集体财产，阅读《资本论》等）最终还是恢复了机能，并且重新成为历史主体，成为历史责任的承担者，开创历史之未来。他的人物与其说是对历史政治的反思，不如说是对历史之完整性的维护和补充。张贤亮表达过那种意思，那就是“伤痕”具有美感，那是自我证明的依据，是历史的异化力量使得自我更加坚强，并且成为对未来承诺的依据。
多年过去了，我们无法指责张贤亮的不彻底，也无法对他的自欺欺人说三道四。在那样的历史时期，他的表达也算是有深刻之处，“历史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就可以为他开脱。相比现在而言——人们已经完全忘却了历史的伤痛。历史被历史遗忘，也被我们的怯懦和势利遮盖。因此，东西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他重新捡起了历史，要撬开历史的本质，用的是个人的身体，那个被扭曲得变形的身体。
这是一部关于身体的后悔录，也是最直接的身体批判檄文。因为后悔的思绪，对身体的批判就是对自我的批判，而所有的自我批判都是批判的误区，所有的后悔都是后悔的歧途。小说关于身体的悔恨声讨不再是抽象的欲望表达，而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直接面对身体的两大重要器官：其一是口腔，其二是生殖器官。这是身体的唯物论，实实在在地面对身体的器官，在对器官的错误检讨下引向生活和历史事实。这种书写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中尚未见过，这个大胆“亵渎”之举实际是在探索一种极富个性的小说叙事艺术。
这个身体的批判最初是从口腔开始的，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儿童“口唇期”一样。身体最幼稚的冲动就是口腔。小说直接的后悔就是曾广贤多次的“口误”，也就是“多嘴”造成的恶果。“口误”，先是害惨了父亲，让父亲几乎送命；随后则是导致亲密朋友赵敬东自杀。而这两次“口误”，都是因为这二人的生殖器官犯下了错误。
小说一开始的“口误”是泄漏了父亲与赵山河的肉体关系。父亲曾长风苦于妻子不与他同房，就与造反派赵万年的妹妹赵山河发生肉体关系。赵万年施行报复，把曾长风打得半死。曾广贤不能管住自己的嘴巴，经不住造反派赵万年的诱逼说出曾长风与赵山河的私情，结果导致父亲的灾难。这样的“泄密”显然不是父亲身体真正遭难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压抑，在于阶级斗争形成的对人性的压迫，人对人的敌视，对人的身体及欲望的漠视。曾长风的身体无法抹去历史记忆。这是一种本能的记忆，甚至不带有阶级的记忆方式，只是人的本能，人的基本的存在。但他显然落入了“非人”的状态中。曾长风的妻子（也就是小说主人公曾广贤的母亲）曾经是高傲的大家闺秀，蒙受屈辱而饲虎自杀身亡。妻子显然是对曾长风的行为感到厌恶而自杀，但根本原因则是对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感到绝望。赵万年的非人性及残暴，不过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象征。身体的异化是阶级异化的后果。曾长风这个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少爷，现在被置放在性的压迫的底层。阶级特权的取消最鲜明体现在性特权的剥夺上。曾长风这样的人，在解放前——按照他家的仆人赵万年的父亲的说法，他娶个三妻四妾是正常而合理的。但在阶级地位被颠覆的革命年代，他连基本的性权利也被剥夺。这个泄密是历史的强加。这本来不是什么招惹杀身之祸的秘密，但这样的“口误”或“多嘴”，却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就足以表明人的命运有多么脆弱。非人的时代把这种男女双方自愿的肉体关系定义为非法，历史强行剥夺了人们的身体欲望，使欲望变得非法。性的压抑是对人性压抑最彻底的形式。连性的权利——正如小说开篇对狗的性交的描写一样，赵万年这样的造反派，连狗的动物本性都要禁绝，人的存在的基本的权利被彻底践踏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剥夺和压抑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强制性的司法行为，更具有内在性的是对人的自我意识的阉割并使之异化。曾广贤的又一次“口误”是对赵敬东与狗交媾的多嘴。这使他又一次产生严重的自责，好像是他害死了赵敬东。但赵敬东发展到与狗交媾，显然是严重的变态，缘由是他经受不住表姐的美丽性感形象的诱惑。这就很离奇：他为什么不直接去向表姐表达呢？他给自己养的狗取了个与表姐一样的名字，且以此作为发泄对象。历史的压抑已经深入到人的本能中使之变形变态，人们已经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只有变态与错位。尽管任何时代都有变态狂，但这里对赵敬东的描写还是包含着历史的批判意义的（例如，小说不断提到何彩霞散播的要开批斗会，要写检查之类）。
从“口误”的后悔转向关于自己身体的后悔。关于曾广贤的身体的“后悔”，小说写到有三次。第一次是少年时代，小池在去插队的前夜脱下裙子让曾广贤看她赤裸的双腿，曾广贤却骂池凤仙是“流氓”并且逃之夭夭。后来也有机会与池凤仙发生关系，但都功亏一篑。第二次是对张闹，有那么多的机会却始终没有发生肉体关系。后来从监狱出来，张闹几乎要献身于他，他却临阵逃脱，最终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第三次是等他出狱的张小燕。所有这些他都失之交臂。
这个倒霉的曾广贤，他的身体总是那么不走运，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他的人生道路被身体欲望的延搁弄得错乱不堪。最为懊悔的是对张闹的身体，他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张闹搞到手，结果却成为一个被诬告的强奸犯。不只是身体，连心理和性格，对欲望的认识和表达，都已经完全病态了。在强大的革命政治压抑下，身体的机能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性格和心理也相应发生变态反应。人们已经不能正常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对待。政治强权对人类社会最大的破坏，也是最深刻的破坏大约正在此。人们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和表达，怯懦与暴戾、无能与妄想，软弱与过激……总是混淆在一起。这个在后悔的名义下展开的对自我命运的反省，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深刻审视。《后悔录》对由强权政治压抑所造成的人的肉体和心理的创伤的揭示，是如此的深刻有力，透彻犀利。
如果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那就会对强大的性压抑机制产生理论上的困惑。在那些压抑和性被剥夺的年代，何以人口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好在福柯的理论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对这些压抑机制的博弈论我们已经不陌生。在强大的政治压抑之下，人们的性活动只能转入黑暗之中。公开的通奸偷情之类的活动是不可能的，那样带来的可能是被治重罪的后果，但禁忌同时是鼓励，因为资源和途径都变得稀少和困难，这使人们对性产生更为强烈的兴趣。一方面是家庭的性活动成为生活唯一的乐趣源泉，其副产品则是人口的高速增长。革命应该伴随身体上的解放，这是革命一贯给予的想象。现在，这一想象被限定在合法化的家庭内部，这是革命给出快乐的最低承诺。这一点承诺如果丢弃的话，革命将无法在人性解放这一点上看到任何前景。压抑并限定在家庭的范围内，对生育数量不予限制，革命给予身体以怪诞的解放形式。但家庭的性活动也承载着太重的负担，一旦性活动不和谐，家庭的快乐幸福可能就要终结。事实上，革命、贫穷以及居住环境的困难，特别是每个人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都使这个异常重要的性活动受阻，它不可避免地要向着变态方向发展。事实上，家庭不可能协调由压抑建构起来的性心理，其后果则是异常活跃的妄想症。在这意义上，东西的小说是福柯的《性史》的中国版，福柯的重点在十八十九世纪，他对资产阶级充满嘲弄和鞭挞，而东西则写出了福柯这个左派所向往的20世纪中期的革命的中国性史。
曾广贤是对特殊年代进行特殊书写的一个典型，这个人物第一次用身体来书写他的命运，也允诺历史在他的身体上铭刻自虐的印记。这个倒霉蛋是如此可悲，他几乎被历史和生活全面戏弄。同样是身体的困扰，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始终具有自我意识，他一直在努力寻求个人和历史平衡发展的途径，他寻求适应现实的方式，他终于寻求到了，不管是“美国饭店”，马樱花或黄香久的软玉温香，还是《资本论》指引的唯物主义道路，他的人物在那样的年代是有自觉意识的，也可以有自觉意识。但曾广贤不行，他没有自觉意识，他玩不过历史，玩不过现实的强大权力机制，玩不过赵万年。他只能被历史驱赶，被命运拖着走。曾广贤更为真实深刻地展现了在强大的历史权力支配的年代的个人遭遇，个人的内心感受，个人只能有的命运。
这个“后悔录”，既是悔恨，又是懊丧。前者带有负罪感的自责，后者则是无可奈何的遗憾。在叙述人依然执迷不悟的后悔中，充满的并不是怨天尤人的绝望，也不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氛围。实际上，这部关于“懊丧透顶”的小说，始终保持着对自我和历史进行的双重嘲讽，始终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幽默和荒诞。简言之，黑色幽默构成这部小说的美学基调，而这一点，正是东西小说独特的叙述风格，只是东西在这部小说中把黑色幽默推到了极致。
东西的黑色幽默有一种刻骨的锐利，那就在于他的作品中透示出的黑色幽默建立在人的真切的伤痛上，那些痛楚不是外在的、装腔作势的。东西能写出人最平实而切身的伤痛，在这部小说中，那是人的身体、欲望，关于幸福的期望。这部作品几乎没有从正面谈论幸福，没有任何关于生活的理想性的表达，却可以看到那个曾广贤是如此渴望幸福，如此对生活怀着朴素的和最低的理想期待。于百家为了从农村跑回城市，想了无数的办法试图在劳动中把自己弄病或受伤，但都落了空，最后却因参加一场婚礼成了拐子。他从农村偷跑回城市，对曾广贤大肆渲染他和小池的身体关系。他把小池描绘成一块“豆腐”，“她的身体有多软，多嫩，好像没骨头，一口咬下去出好多的水”。说得让曾广贤大口大口地喘气。可怜的曾广贤当年还叫小池“流氓”并且逃之夭夭，现在只有想象的份。更要命的是，在于百家的鼓动下，他的想象转向了张闹。小说写道，“看着他滑动的喉结，听着他‘豆腐’‘棉花’‘嫩葱’‘泥塘’‘杀猪’‘鬼哭狼嚎’的形容和比喻，我恨得差不多杀了自己。当初只要我把手放到小池的胸口，只要轻轻地抱她一下，那后来发生在于百家的身上的事，全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且提前两年。多好的机会，多美的豆腐，我竟然没下手，真是笨到家了。这么悔了恨了几天，我对张闹的想象日渐丰富，其实也就是移花接木，把‘豆腐’当成她柔软的肢体，把‘棉花’放到她的胸口，把‘嫩葱’贴上她的脸皮，把‘泥塘’装在她的下身，然后再把自己当成屠夫，把她当成待宰的猪，这么一来，她不‘鬼哭狼嚎’才怪呢”。
这确实有点下流，很不道德，但在被剥夺了生活一切的乐趣的状态中，还有什么更高尚的心理和对生活的期望呢？这些想象本来都有可能实现，都可能转化成生活的快乐甚至幸福，但是没有，一切都往最坏的方面发展。曾广贤这么一个怯懦的人，最后却成为一个“强奸犯”，被判了八年徒刑，减刑与加刑相等，在监狱里待了将近十年。最后出狱，还是一错再错，他的生活没有剩下什么。事实上，曾广贤不过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小人物，他只是顺从命运，被强权欺压，但他还是抗不住欲望的涌动。这就是人性，不可低头的人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压力之下，人性却依然倔强。这就是善良而平庸的小人物的悲剧所在。曾广贤回首自己的一生，他的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连最基本的人性欲望都丧失了。最令人痛心的是，他的过错、他的愚蠢导致了幸福的丧失。他一再后悔的是他的幸福不再有，他的幸福从未有过。是生活与历史的荒诞消除了他的幸福。这是历史的异化，人性的异化。这是在异化中产生的荒诞，荒诞中产生的滑稽、嘲弄、自嘲和可笑。
当然，小说还藏了一个可怕的悬念始终没有揭穿。小说结尾处提到领班右手心有颗黑痣。正在曾广贤要和领班发生肉体关系时，那颗黑痣把他吓了一跳。因为这颗黑痣使他想到领班可能是他幼年时失散的妹妹曾芳。但恍惚之间，那颗黑痣又不见了。显然，东西本人也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把领班定义为曾广贤失散了多年的妹妹，如果是就落入了俗套。但曾广贤这样的心理出自东西的虚晃一枪，在这里东西没有找到一个更有力的结构／解构的圈套。但他努力去推进，潜在的心理更有可能是曾广贤猛然间对张闹的移情。他很可能在琢磨张闹是不是与失散的妹妹有相似之处，只是差了那颗黑痣，但他这个时候可能后悔的就是始终没有注意张闹手心有没有痣。除此之外，有更多的细节暗示着张闹更有可能就是曾广贤多年前失散的妹妹。当然，东西依然不可能点明，依然是在犹豫不决中让人产生联想。但恰恰是这样的有限的可能性预示着无限的可能性。曾广贤在所有的幸福希望落空的同时，在饱受张闹戏弄的同时，他可能逃脱一个更为原罪式的悲剧，那就是兄妹乱伦。这是命运对历史开的玩笑，历史的非理性的强权对个人的迫害，可能却使人意外逃脱了更为悲惨的结局。
东西在这里试图对历史进行彻底的解构，历史不如神秘的命运更有力量，历史之恶被神佑的善所消解。冥冥之中曾广贤就是无法与张闹成婚，也无法与之发生肉体关系。东西的小说在这里玩了一着险棋。这个悬念一直在庸俗的套路边徘徊，如果被揭穿，那就落入到从《雷雨》以来的那个乱伦的谱系学中，那小说的独特性就要大打折扣。东西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在他的叙述中，始终把握住反讽的视点，后悔越是深切，越是显得荒诞。这个埋伏的可能而有限的悬念具有彻底的解构性功能，它解构了“后悔”，使曾广贤深深陷入的“后悔”变得毫无意义，使后悔变成侥幸。这部名为《后悔录》的小说，恰恰颠倒了后悔，使后悔根本不能成立，没有后悔。但历史并不能被全部消除，那些历史悲剧依然存在。这些人的身体遭遇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只是说，最坏的（也许是同样的坏）的悲剧没有出现。假定张闹就是曾芳，那就是兄妹没有成婚。除此之外，同样坏的都发生了。在这里，这样的后果也依然是历史在起作用。曾家的家破人亡就是历史非理性的产物。如果不是激进革命制造的阶级斗争，曾家不可能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东西试图嘲弄历史，嘲弄曾广贤，这种嘲弄是他留给曾广贤最后的一点礼物。曾广贤总算逃脱了最坏的悲剧，尽管为此他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在给定的命运中，这可能是曾广贤最好的结局了。即使在这样的叙事中，也依然突显出历史的不可抗拒性，历史无处不在，如此强大的历史，终究是它制造了一切。
总之，东西的这部小说写出了一个人一生的屈辱，并且显得如此可笑。他是被历史强权损害的，他的创伤是中国人在特殊年代留下的创伤，是“我们”独特的身体纹章，是我们这样的“小写的人”的创伤。这就是东西的小说，让人们在荒诞的快感中，看到人的身体最真切的创伤，那是人性最深重的创伤，而且再次被命运嘲弄，连创伤也被嘲弄，连后悔都变得可笑，在这里体验到生活最本质的绝望。东西是有勇气的，很多人已经回避了历史的本质，已经穿过了虚无化的历史空场，降临到当代繁华盛景，但东西还是提醒我们记住历史，因为历史的创伤依然铭刻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披上嘉许的外衣就能成为当代英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