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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轻车熟路往往是一种隐蔽的负面诱惑。无论文类还是叙事模式，轻车熟路可能不知不觉地遮蔽独到的发现，甚至封锁这种冲动的出现。东西显然清醒认识到这种诱惑的危险性。他宁可自寻烦恼，毅然闯入种种荒芜地带——长篇小说《回响》可以视为其开疆拓土的产物。《回响》的“后记”表示，这一部小说打开了一个深邃而纷杂的领域，坚硬、明朗的现实世界背后突然显现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间，各种日常现象闪烁出令人惊讶的意义。这一切迫使作家重新认知熟识已久的人物。开疆拓土绝非轻松的工作，东西甚至饱受折磨，几度辍笔。但是，他并未退却或者避重就轻，而是以坚韧的写作姿态正面接受挑战。《回响》21万字，创作历时4年，作品的分量令人刮目相看。
《回响》的问世产生了持续的“回响”。许多批评家的强烈兴趣表明了这部作品的内涵诱人，在我看来，《回响》的内涵中包含一些富于启示的话题。这些话题不仅涉及叙事的架构、文本的肌理，而且进入文学的纵深。挪用印在这部小说封底的话说，这些话题还涉及如何“勘破人性”。也许，更为准确地说，《回响》涉及的恰恰是叙事、文学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时可以说，《回响》隐含了带动理论命题的潜力。
《回响》的情节围绕一个案件的侦破展开，人们通常名之为“侦探小说”。
许多人将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追溯至爱伦·坡。时至如今，侦探小说业已发展成一种著名的文类，具有数量庞大的拥趸。一些带有专业精神的读者仅仅愿意充当侦探小说俱乐部成员，而对其他文学作品不屑一顾。与这种状况极不相称的一个事实是，众多侦探小说几乎无法入选文学史认定的经典名单。哪怕福尔摩斯名声再大，也没有哪一个批评家敢于将柯南·道尔列入伟大作家的行列，与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这些文豪相提并论。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侦探小说太简单了。尽管离奇的案情或者云谲波诡的破案手段显现了作家的高超想象力，然而，这些作品对于“人性”——尤其是人物“内心”——的认识与发现乏善可陈。
作为一种表象，侦探小说似乎展示了冷静的理性洞察力：剖析错综的案情，发现因果关系，推断犯罪动机并且预测未来的路径，等等。然而，全面的分析可以显示，这种理性洞察力仅仅回旋在一个狭小而封闭的逻辑架构内部。一具无名尸体突然出现，一个著名或者无名的侦探应声而出。侦探目光如炬地追踪各种隐晦的蛛丝马迹，见他人之所未见，以至于读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他的活动半径相当有限。侦探虽然吃五谷杂粮，拥有七情六欲，可是，侦探小说要求删除侦破之外的各种乐趣。例如到哪一个朋友的寓所悠闲地喝咖啡，或者在郊外的山坡上看一看日出。侦探往往只能涉足案发现场，譬如神秘的单身公寓或者抛弃尸体的荒郊；跟踪罪犯的时候，也许他还可以出入酒店大堂或者穿过繁闹的街头。总之，侦探如同被铐在案件之上，没有理由如同常人四处闲逛。即使愿意谈一场无伤大雅的恋爱，他的精神轨迹必须迅速返回那一具无名尸体，而不能忘情地沉浸于结婚之后的蜜月，甚至庸俗地繁衍后代，子孙满堂。这些明显的限制之外，侦探小说的另一些约定似乎较为隐蔽。譬如侦探不会身受重伤躺在医院里，更不会英勇殉职，从而让案件难堪地搁浅——无论如何，擒获罪犯的结局始终如一。狭小而封闭的逻辑架构可以使侦探小说如同一张绷紧的弓，不枝不蔓，严密而紧凑。但是，紧张的悬念通常无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纵深——这已经成为侦探小说的文类缺陷。
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精湛功夫即是日常生活的再现。这不仅表现为物质环境或者自然景观的逼真描绘，更重要的是，利用日常生活细腻显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层面。或许，这个事实还没有获得批评家的充分阐述：高度紧张的情节往往与人物性格的丰富程度成反比。这个事实的原因并不复杂：千钧一发的时刻，多数人物的选择大同小异。一个平凡无奇的早晨，有的人散步，有的人遛鸟，有的人奔赴菜市场，有的人匆忙上班——平凡无奇恰恰为每一种性格铺开表现的机会。然而，紧张却疾速收窄了选择的空间。例如，空袭来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进入防空洞。侦探小说通常并未给人物性格留下多少游离情节中轴线的出口。不论粗犷、豪放，还是尖刻、机智，所有的侦探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始动机——破案。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所有的侦探都不会改变职业操守背后的价值观念——弘扬正义，惩罚罪犯——所谓的正义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当然，正如许多侦探小说显示的那样，侦探之中的败类可能被金钱或者美色收买，继而与罪犯沆瀣一气。但是，令人放心的是，肯定有另一个侦探挺身而出，继续侦破遗留的未竟工程。换言之，不论那个具体的侦探遭遇了什么，侦探小说的侦探是一个固定的“角色”，他会始终执行这个“角色”的基本功能。
相似的开端与结局，相似的逻辑架构以及角色功能，如此之多的相似可能形成文学所忌讳的“公式”。很大程度上，这恰恰是人们对侦探小说的诟病。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来说，侦探小说时常成为称心如意的分析素材。批评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一批侦探小说中破获相对固定的结构图式与角色设置。“公式”亵渎了文学天马行空的想象，层出不穷的侦探小说不断地试图打破陈陈相因的格局。例如，许多侦探小说开始向惊险小说转移——侦探对于罪犯居高临下的各种特权遭到削弱，他们可能遭受威胁与伤害，甚至命悬一线；同时，侦探与罪犯之间的角逐远远超出静态的智力博弈，汽车追逐、比试枪法、拳击格斗比比皆是。尽管如此，这个文类的基本轮廓并未动摇，人物内心的缺失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缺陷。
但愿如此冗长的背景叙述不至于多余。这些叙述有助于表明，东西的《回响》脱离侦探小说的传统背景之后走得有多远。
如同许多侦探小说，《回响》的情节始于一具无名尸体，尸体的右手掌被残忍地砍掉。案件的侦破一波三折，预想、猜测等沙盘推演带有很大程度的推理小说成分。推理小说是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严谨的智力演绎构成延展情节脉络的重要动力。许多时候，过分严密的逻辑环节甚至绞干了浮动于情节缝隙的真实气息，以至于整个故事如同塑料制造的人工产品。然而，《回响》保持了细致入微的纹理。这种纹理并非显现为日常景象的物质构造，而是全面开启人物的内心维度。如果说，侦探小说的长期苦恼是，无法在双方的激烈较量之中匀出容纳人物内心的空隙，那么，《回响》的情节拥有超常的心理含量。哪一个人内心没有埋藏些什么？只不过坚硬的生活躯壳从未允许这些内容无拘无束地表露出来。侦探小说的紧张情节是生活躯壳之中最为粗粝的一面，人们时常以命相搏。刀尖与枪口面前，种种微妙的思绪、感慨、抒情、反思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东西不仅察觉到种种表象背后的弦外之音，并且成功地将人物之间或显或隐的内心角力转换为情节的演进，从而替代侦探与罪犯之间种种外在冲突产生的戏剧性。从被害者夏冰清开始，无论是徐山川、吴文超、沈小迎、刘青、易春阳，还是慕达夫、洪安格、贝贞、卜之兰，口是心非几乎是所有人物的共同特征；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形容，所有人都处于意识与无意识的搏斗之中。意识是无意识的压抑与伪装，无意识隐秘地控制意识进行巧妙的或者拙劣的表演，二者的互动也可以作为“回响”的一种解释。在许多人物那里，口是心非已经从危机的应对转变成理所当然的习惯。“人一旦撒了谎就像跟银行贷款还利息，必须不停地贷下去资金链才不至于断。”这一句不无睿智的比喻来自《回响》的主角、刑侦大队副队长冉咚咚。《回响》的最大成功显然是这个人物的塑造——精通心理学的冉咚咚迟迟未能意识到，她自己也在不断地撒谎，撒谎的对象恰恰是她自己。
可以用“不屈不挠”形容冉咚咚艰苦的侦破工作。断断续续的线索，证据不足，案件之中许多沉没的环节由冉咚咚的猜测给予填空，这些猜测很大程度建立于过往的经验、智商和训练有素的心理知识之上。作为正义与法律的代表，她意志坚定，大义凛然，不擒真凶决不罢休。然而，与传统的侦探小说相异，《回响》并未为冉咚咚的办案开辟一个纯粹的斗智斗勇空间，家庭以及个人感情纠纷的大面积卷入耗费了冉咚咚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回响》赋予这一部分情节的分量绝不亚于案件的侦破，不少批评家将“回响”一词视为二者纠缠的巧妙形容。
与通常的预想不同，围绕冉咚咚丈夫慕达夫展开的社会关系与案件线索不存在有机的交集。《回响》之所以将两方面的情节衔接在一起，是给冉咚咚的内心以及精神状态架设起过渡的拱桥。在侦破夏冰清案件的过程中，冉咚咚发现丈夫慕达夫的酒店开房记录。这迅速导致恩爱夫妻之间产生巨大裂痕。慕达夫反复申辩无效，两个人几经曲折终于离婚。然而，《回响》以精神分析学心理医生的口吻宣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冉咚咚之所以如此固执地怀疑慕达夫，甚至以不近人情的蛮横屡屡拒绝慕达夫的示爱，恰恰是因为她隐秘地喜欢另一个年轻的警察同事。由于强烈的道德愧疚，她的内心从未正视这个秘密。对丈夫的苛责正是这个秘密试图突破无意识状态的症候——冉咚咚坚信丈夫的出轨正是为自己摆脱婚姻制造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
对精神分析学来说，这种颠倒是非的案例不足为奇。然而，当遭受压抑的无意识与一个专注破案的侦探联系起来的时候，一丝不安可能悄然掠过。侦探的自信、手中的权柄乃至武器会不会遭受无意识的潜在支配？对冉咚咚来说，这不是多余的疑问。无形之中，她开始用审讯技术犀利地侦查和审问丈夫，家中的书房犹如审讯室。她似乎主张纯粹的爱情，可是，她自己仿佛无法察觉，这种爱情已经被她熟练地制作为一副坚固的精神镣铐。
偏执与过激——慕达夫已经意识到冉咚咚的精神疾病，只不过他将这种状况归咎于侦破受挫带来的压力。压力突破了理性与意识的表层之后，童年的创伤经验悄然浮现——童年的创伤经验是精神分析学的标准答案。孩童时期，冉咚咚不断怀疑父亲与邻居阿姨存在暧昧的亲密关系，担心父母关系破裂而遭受抛弃是她密不示人的情结。这个情结转换为她对于夫妻关系的忠诚近于病态的苛求。然而，侦破案件带来的一个意外发现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存在相似的创伤经验。
冉咚咚侦破的案件内容几乎俗不可耐，种种八卦新闻纷纷披露大同小异的情节：夏冰清以身体作为交易筹码，向富豪徐山川索取不劳而获的生活。不管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协议如何，夏冰清还是无法安于情人的身份而谋求“登堂入室”的婚姻。这终于引来杀身之祸。徐山川当然不愿意亲自动手，于是，谋杀夏冰清的“事业”如同击鼓传花一般从徐海涛、吴文超、刘青转到易春阳。所有的参与者都明白游戏的危险性，所有的参与者都不想终结游戏——直至定时炸弹传到易春阳手中炸响。这些参与者的性格与职业各不相同，他们组成同一根链条的共同原因是渴望钱财，所以，富豪徐山川理所当然担任链条的起始一环——他仅仅负责付钱买单。如果说，钱财的匮乏显现了外在的社会境遇，这些人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来自家庭的创伤经验。或者由于经济窘迫，或者由于家庭分裂，他们的父母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一些父母不仅没有履行基本的责任，甚至以冷嘲热讽为能事。这些创伤经验深藏于无意识，酿成巨大的心理扭曲，“爱”的饥渴症成为诱发种种异常行为的秘密动机。冉咚咚攻陷嫌疑人与罪犯心理防线的策略几乎如出一辙：将“爱”——包括“爱”的感化与“爱”的要挟——作为开启的钥匙。冉咚咚破案之后会不会发现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五花八门的生活表象背后，真正的“爱”如此稀缺，传统的家庭框架如此脆弱，童年创伤经验的影响如此久远。这个事实的发现甚至比擒获罪犯更具意义。当然，这种结论必将从精神分析学转移到社会学。
《回响》的末尾提到了一个概念“疚爱”：因为深深的负疚而产生的强大爱意。这个带有强烈精神分析学意味的概念可能赋予绝望者一丝暖意：深重的伤害背后或许尾随着更为深重的“爱”。伤害才会真正展示“爱”的意义。但是，仅仅是“或许”，并不是所有的深渊都藏有引渡行人的独木桥。这个概念的背面同样令人伤感：没有负疚就没有“爱”。幸福而宁静的日子里，爱会像烈日之下的水渍被迅速烘干。生活的真理如此残酷吗？
现在可以重提一个事实：《回响》中多数人物的表象与内心存在很大距离。号称深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不再将内心视为外部世界的一面镜子。相反，无论是意识与无意识，还是本我、自我、超我，内心包含各个层次结构的相互作用。作为案件的嫌疑人，吴文超和沈小迎不得不制造各种伪装保护自己。他们以所行掩盖所思，同时，内心的无意识作为理性“所思”背后的另一个层面无声地涌动。另一些人物儒雅风趣，文质彬彬，可是，只要时机适宜，他们会立即摘下面具敞开内心的另一面，例如贝贞的丈夫洪安格。他们的伪装如此脆弱，仿佛时时在等待抛弃伪装的那一刻。相对地说，“被爱妄想症”已经远远超出了伪装的范畴。冉咚咚与易春阳——两个如此不同的对手——共同发生了完全失真却又栩栩如生的记忆虚构，同时，慕达夫与贝贞之间也出现选择性记忆与事实的相互混淆。
这些描述不存在褒贬的意味，即使是所谓的“伪装”。我想涉及的话题是另一个常见的概念：自我。暂时不必引证各种艰深的哲学表述，“自我”至少表明一个稳定的主体。所谓的稳定，既包含一整套精神、身体的内在认知，也包含社会角色的认定。纷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称之为“自我”的那个主体拥有固定的基本内涵以及社会位置。然而，精神分析学对这种主体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自我”丧失了稳定的性质。如果意识、理性以及围绕“超我”表现出来的各种言行代表了传统意义的“自我”，那么，所谓的无意识、欲望、创伤经验乃至“被爱妄想症”等诸多遭受压抑的内容是否也是“自我”？遭受压抑表明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与分裂。这时，前者还是后者更有资格代表真正的“自我”？譬如，对于冉咚咚或者易春阳来说，代表“自我”的是社会性外表还是蛰伏于内心的强大渴望？
真实与否几乎无法作为这个问题的衡量标准。在通常的语义之中，“真实”往往表示某一个事实曾经发生。可是，如果内心的强大渴望以虚构的形式存在，如果这种渴望产生的精神与身体能量远远超过了曾经发生的事实，何者更适合充当“自我”的基础？——尽管可能构成一个偏执乃至谵妄的“自我”。
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实是，尽管笛卡尔式理性主义传统遭到了精神分析学的深刻挑战，但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并未真正崩溃。日常生活之中，每一个社会成员仍然拥有可供辨认的独特面目，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罕见。精神分析学的内在图景仅仅是认识“自我”的坐标之一，而且并非最为重要的坐标。多数场合，人们启动外在的社会坐标作为“自我”的定位。张三之所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自我”或者主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三异于李四、王五、赵六等来自外部的衡量。这种状况被称为“主体间性”。换言之，主体的内在结构仅仅部分地塑造“自我”的性质；诸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提供了“自我”赖以参照、互动、制约与修正的“他者”。这种关系网络愈是密集有力，外部社会文化框架对于“自我”或者主体的构成与认知愈是重要。政治家、官员、教授、工人、商人等各种重要的社会身份主要由外部社会文化框架决定。冉咚咚与易春阳的内心共同存在着“被爱妄想症”，然而，由于强大的社会定位，他们的生活轨迹截然不同。《回响》中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揭秘往往带来情节的突兀转折，可是，侦探不会因为这些转折而变成教授，教授也不会因为这些转折而变成商人。周围的认可、指定、信任、授权无形地阻止了精神分析学对于“自我”的过度瓦解。
从哲学、精神分析学返回文学的时候，“自我”必须同时登上文学设置的特殊舞台进行表演——文学形式。这时，“情节”这个熟悉的概念又一次进入理论视域。尽管《回响》之中的所有人物无不来自东西的虚构，但是，“情节”无形地限定了虚构的半径——“情节”的意义如同外部社会文化框架之于“自我”或者主体。换言之，人物性格的生动或者丰富必须以情节框架为前提。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对于“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区分众所周知。意味深长的是，福斯特并未贬低“扁平人物”。在他看来，二者均承担了完成情节的职能——“扁平人物”甚至可以比“圆形人物”更为机动地填补情节运行遗留的空隙。
亚里士多德古老的《诗学》列举了悲剧的六个组成因素，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诗学》认为，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性格。迄今为止，“情节”仍然是多数人对叙事文学的期待。“讲一个好故事”是许多作家从未放弃的目标。只有人物性格的塑造才能代表文学的最高成就，这种广泛流传的观点并非不证自明。一些作家表示，情节与人物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生动的人物形象不就是生动的情节吗？尽管许多文学经典可以成为这种观点的佐证，但是，显然还可以察觉另一些不同的文学倾向。福楼拜《一颗纯朴的心》或者鲁迅的《阿Q正传》均为成功地塑造人物性格的杰作，它们并没有出示多么有趣的情节；另一方面，许多小说充满了悬念，情节如同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情节内部只有角色而缺乏饱满的人物性格。饱满的人物性格往往造就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林冲雪夜上梁山还是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他们人生的每一步无不来自性格的选择。相对地说，角色的主要意义是推动情节持续奔赴终局，犹如安顿在机器内部按照规定方式运转的某一个齿轮。侦探小说通常如此。侦探与罪犯的对手戏是情节的不变旋律，他们的行动恰恰由对方而不是自己决定。罪犯从情节之中退场而移居监狱的时候，侦探就会因为无所事事而领取一张文学退休证。
《回响》的成功之处在于保持巨大张力之中的平衡。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开启了人物的内心渊薮，许多隐秘的内容意外地闪现，然而，这些内容丰富了——而不是肢解了——社会学逻辑。罪犯一次又一次地滑出视野令人欲罢不能，《回响》的情节始终保持悬念的刻骨魅力，可是，所有的悬念来自人物性格的内在驱动，侦破的外在使命形成的驱动愈来愈弱。情节的结局缓缓地停靠在“爱”字站台上，这显然远远超出开端那一具无名尸体带给人们的预想。
这种成功还可以引申出哪些意义？
提到了“圆形人物”形象之后，E.M.福斯特并未进一步解释，文学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塑造各种人物。这些人物不会真的消耗食物与氧气，身体内部不存在任何腺体，每一日不必安排大量时间睡眠，没有档案和护照，也不会在哪一个机构领到薪水——作家输送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
在许多文学批评家的阐述之中，这些人物仿佛是来竞争“典型”的头衔的。他们力争成为文学的“典型人物”，从而赢得进入文学史的长期居住证。“典型”这个概念具有漫长的理论谱系，现今业已成为叙事文学解读机制的轴心。如何评判一部叙事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的成就？人物性格的成功与否成为首要的衡量指标，成功的标志即是“典型”。
希腊文中的“典型”为tupos，英语为type，包含范式、类型之义。如果说，文学的魅力始终与个别形象的生动性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状况遗留的理论负担恰恰是个别形象拥有哪些普遍的意义。普遍意义的缺席无法解答一些基本的文学问题：为什么作家选择这个人物而不是那个人物，为什么某些作品的主人公熠熠生辉而大部分作品的主人公转瞬即逝？以“典型”为轴心的解读机制提供的解释是，前者拥有强大的普遍意义，这种意义通常被称为“共性”或者“本质”。例如，作为文学的“典型”，一个贫农、一个地主或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商人的人物形象之中闪烁着千百个贫农、地主、知识分子或者商人的身影。
列举贫农、地主、知识分子、商人这些社会身份并非偶然。这些社会身份背后还可以概括更大范围的普遍意义，譬如分别代表某些阶级、某些阶层的社会文化特征，等等。当作品主人公之间的戏剧化情节被视为若干阶级、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隐喻时，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图景如约而至。文学再现了“历史”云云并不是强调史料保存或者重大事件记载可以与历史著作争一短长，而是借助以“典型”为轴心的解读机制充分展示“个别／普遍”一对范畴隐藏的哲学潜力，从而使个别的人物形象逻辑地扩展为“总体性”的历史图景。换言之，文学的个别形象必须为认识“总体性”的历史图景做出贡献。因此，所谓的“普遍”必须锁定社会文化／历史图景层面而不能拐到另一些意外的主题，例如生理意义的“普遍”。考证林黛玉的头晕是否因为低血压或者阿Q头上癞疮疤属于何种皮肤病，这种文学批评肯定弄错了方向。
可是，多数侦探小说很少涉及社会文化／历史图景之中起伏不定的前沿探索，涉及尖锐的思想分歧或者新兴的生活方式。无论案件多么复杂，侦探与罪犯的博弈是非分明，既定的法律体系事先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罪与非罪的法律观念坚固而稳定，侦探与罪犯的博弈不再卷入社会文化内部各种观点的微妙波动之中。如果说，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恰恰从各种观点的微妙波动之中察觉阶级、阶层的构造改变，察觉历史图景内部深刻的震动，那么，侦探小说往往滞留于显而易见的生活表象。然而，尽管《回响》的情节沿袭了罪与非罪观念评判生活，东西却从另一个方向撬开了生活表象。《回响》并未全景式地描绘这个时代阶级、阶层之间的急剧错动，而是拐向另外两个社会范畴：性别与家庭。
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单位，家庭的生产任务是繁衍后代，不同性别的合作是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然而，家庭的组织方式与劳动生产形成的协作以及利益分配机制大相径庭。相对于企业、政府部门、工厂、学校、军队等形形色色社会机构组织的共同体，家庭结构远为坚固——家庭成员之间的黏合剂是强大的“爱”：性别之爱与亲子之爱。“爱”的特殊凝聚性往往源于无私。个人的利益追求与衡量压缩到最小限度，一荣俱荣或者一损俱损构成家庭内部的一致步调。一个社会之所以不会聚散无常，起伏无度，坚固的家庭结构功不可没。从宏大的民族、国家、阶级、阶层收缩到家庭的时候，一种无私的精神突然开始耀眼地闪亮。理想的意义上，“爱”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归宿，而且应当为社会成员彼此联结的接口。一些人甚至借助宗教式的表述将“爱”形容为照亮人生的精神信仰，例如，冰心曾经感叹地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可是，这个优美的命题在《回响》之中遭遇严重的挫折。性别之间与家庭内部，“爱”暴露出惊人的秘密。由于这些秘密的发现，《回响》从侦探小说的文类成规之中破门而出，并且迫使人们重审以“爱”的名义连接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