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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东西，但常通电话，所以东西首先是东西的声音——高亢、硬朗的广西口音。
操方言的小说家应该比说普通话的小说家更多一重语言的敏感。
但小说家操方言是可能的吗？在中国，在眼下，似乎是不大可能。一个人上学读书，十几年下来，成了知识分子，而且是小说家，在语言上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化的过程。他用普通话思考，用普通话写作，用普通话谈文学、谈恋爱，也许只有在骂大街的时候，他的方言才会冒出来。
在农村，一个人说普通话通常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标志着这个人文明了、高级了。因此他往往备受羡慕又备遭嫉视。因为“文明”和“高级”意味着——脱离群众，成为他者。
——偏偏写小说也总被人们看作一件文明和高级的事儿。
当胡适宣称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时，他的意思其实是按北方官话想、说和写。如果你说的是广东话、四川话，或者你碰巧是胡先生的同乡，说安徽话，那么“想”“说”“写”的关系就远不是一个“就”字了得。
白话文运动本可能成为对汉语中被闲置和被遗忘在文化边缘的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的大规模的发现和开发，但结果并非如此。
现代的知识精英们需要一种共同的白话，正如他们的古代前辈需要共同的文言。
90年代一个重大而又为人忽视的事件，是一种知识分子语言的重建。在几十年的政治化和平民化的瓦解之后，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形成了一种自己的语言，一整套只有“我们”才能理解和领会的行话、俚语、象征、隐喻。如果你阅读过几本核心的文化杂志，你肯定能尖锐地感到那种黑社会般内向、诡秘的气氛。
现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感到，离开这套语言我无法说话。
对于这一代小说家来说——我指的是东西和我的同龄人，三十多岁——这种语言现实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和危机。
机会在于这毕竟是一种新的、正在形成的语言资源。它很聪明，或自以为聪明，而且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或者不如说是“权力”）。有不少年轻的小说家就操持着这套语言，玩出了精彩的、令人目眩的花活。
但由于我们就是在这种语言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势利，我们可能过于依赖这一资源。在许多小说家的笔下，一种标准的文学书面语正像白化病一样流行。
这就谈到了东西。东西很少说小说，在他眼里，小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不可分析的秘密，只能以神秘的感性去接近它。
对东西来说，这种感性生活也即是语言生活。
东西多少有点像拉美小说家，不仅因为他对于本土——他的广西的专注“发现”，而且也因为那种巴洛克式的语言风格——热带的炫目的华丽。
他的语言，如刺在黑色软缎上的血红的大花，有惊心之美。
“发现”之所以通向巴洛克，是因为发现和表达发现是感性对词语的惊心动魄的挑战、不知餍足的索取，感觉和词语皆如暴雨过后的热带雨林，有着旺盛、妖邪的繁殖力。
东西很幸运地逃脱了文人书面语的围剿，他保持着“发现”的新鲜感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语言资源的敏感。
——他说着那口高亢、热烈的广西话，他对普通话的质地有一种本能的警觉。
否则，他很难写出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那样的小说，它标志着东西在不同的语言资源之间勘探的新境界。
——炫目的华丽被红土般的黏硬覆盖，一种高度收敛的弹性。
东西是东西，或南北，但肯定不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