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是一种自醒，是边缘作家唯一的写作出路

▲东西、祁十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作家）
●原载《广州文艺》2023年第4期

祁十木： 我想就您最近的作品及“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向您请教。作为成年后来到南方学习、生活，并尝试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的年轻人，我很少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现所谓的“南方痕迹”，一落笔还是会写童年与故土。那么地域影响我们的写作吗？我们应该去发现、寻找它的痕迹吗？

东西： 地域对创作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不知不觉的。你在南方生活十年，落笔时却没有“南方痕迹”，是因为你都生活在校园里，十年中有七年身边都是学生。校园的生活相对比较单纯，甚至有些封闭。但是随着生活面的拓展，相信“南方痕迹”会越来越重。地域与创作的关系不需要寻找，它自己会找上门来。给写作贴上地域标签并没有什么优先权或豁免权，写得好才是硬道理。福克纳如果不出生在南方，他也会把北方或者其他地方写好。写作不像商品，贴了标签和原产地就能卖个好价钱。我们为了写好作品而写，而不是为了某个标签而写。你想当合唱歌手，就贴个标签；你想独唱，就不要硬贴标签。但无论你贴不贴标签，地域都会对创作产生影响。

祁十木： 在一次会议中，您对青年作家如何寻找自己的“坐标”提出过一些建议。您说不仅要找到文学史的坐标，还要找到地理坐标。我一直认为这无比重要，也尝试在“坐标”之上写作，但这两年也有些怀疑，对“坐标”的迷恋似乎会加重“影响的焦虑”。这种“地理坐标”是否指的是作家要植根在某块土地上写作？如福克纳、莫言等。如果想要拓宽“坐标”的边界，该如何做？作家到底应将自己放在何处？

东西： 文学史的坐标，意思是要知道文学的发展状况，知道什么样的写作在什么样的位置，有一个参照。了解这点，我们才不会盲目自大。我们今天兴奋的题材或创作方法，有些早就被前辈作家使用过了。如果不知道历史坐标，会显得肤浅。地理坐标是指一个作家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地方，知道自己的根系在哪里，即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汲取写作营养。我在这个地方汲取营养，并不说明我只能写这个地方，我也能写出人类的普遍境遇。好作家能成为地方标签，但地方标签却不能保证你能成为好作家。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可以拓展，甚至全球覆盖，没有坐标，但作家生活的地方只能是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他的地理“坐标”。

祁十木： 长期以来，在谈论您的作品时，无论是您还是其他人都很少提到您如何表现了桂西北、河池或天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读到表现地方性的细节，而是说您对现实、历史的反思，对苦难、生存、真相的荒诞化表达，都呈现出一种普遍性。这些故事在南方或北方，在中国或国外，在当下或远古都有可能发生。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或许才是作家所要着力表达的地方。作为给当代文学留下无数关键词的作家，您是否考虑过您的作品表现出的这种特质与地方性写作之间的关系？

东西： 有人放大环境，有人放大人物；有人强化风俗，有人淡化风俗；有人死磕地方性，有人死磕思想性……各有各的套路。放大环境的，比如沈从文，总在强调湘西，即使虚构的地名也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人们在谈论他的作品时总在谈论他的地方性。而淡化风俗死磕思想的作家，由于强调了普遍性与共性，所描写的环境被忽略了。忽略不等于不存在，无论你如何隐藏都不能否认你与环境的关系。比如你来自北方，写作的最初，你在动用童年记忆，但写着写着，当你在南方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后，南方的记忆就会悄悄地潜入你的笔墨，只是你不愿意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作家特质肯定有地方的影响，但不是唯一的，它还要和阅读、写作观、世界观勾兑。为什么一个中国作家会有卡夫卡的写作特质？因为他阅读了卡夫卡，他的地方题材或者说现实题材与卡夫卡的特质产生了共鸣。

祁十木： 您的作品一直都很重视人物的塑造。近十年，您的两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回响》，一些短篇小说《私了》《飞来飞去》等，更是将人物摆在了创作的首要地位，诞生了一系列如冉咚咚、汪长尺、姚简等鲜活的人物……您在《要人物，亲爱的》中，谈到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的重要性。这种倾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您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身上是否有着“南方的血统”？对人物的塑造来说，地域性能起到哪些作用？

东西： 不写人物也能写出好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我之所以要强调写人物，是发现好多作家只写故事。一个独特的人物，比如阿Q，胜过千千万万的故事。写好一个人物相当于科学的发明创造，既要有思考力也要有概括力。何谓好的人物？那就是要有典型性、普遍性和启示性。如果读者能在人物身上找到共鸣、得到启发、产生共情，那这个人物就算是塑造成功了。当然也不乏从生活中照搬的人物，如果成功那就是生活的馈赠，地方的恩赐，但这样的机会不多。文学作品中大多数人物都经过作家的提炼概括，人物一旦经过作家加工，就扯不清了。因为加工工具即作家的大脑，或是进口的，或是国产的，或是中外合资的。材料重要，工具也重要。材料属于地方，工具却不只属于地方，它甚至有欧洲的、俄罗斯的配件。

祁十木： 您以语言为例，认为“新南方写作”的意义更多是对新思考、新写作的呼唤。这些年您的创作中，语言变得直接、生动，但也非常驳杂，尤其是您对网络语言的使用。但您的作品中，广西地区的粤语、白话、壮话等方言却不多，这似乎与很多作家谈到地方性写作就先涉及方言写作不同。这一点您怎么看？就您而言，写作三十年后，还有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存在吗？

东西： 方言是地方性写作的鲜明标签，我曾经迷恋过一阵，但现在我动摇了。由于媒体的高度发达，方言很容易就变成流行语，比如一些东北方言经过小品传播后，很快就变成了流行语，成为“普通话”。现在上网的、刷手机的，无论他们在北方或是南方，嘴里常常不经意地蹦出各种方言，甚至粤语夹客家话、夹陕西话。因此，凡是精彩的语言我在写作时都使用，而不想拘泥于一地方言。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里，我让农村人说城里话，让农民说知识分子的话，让过去的人说现在的话。这种打乱有特殊效果，我想试一试。

祁十木： 从《美丽的南方》（陆地）到《走向花山》（杨克），再到《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鬼子），许多人认为文学桂军的创作似乎总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特质。就您看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特质，它是什么？在新的时代，新的南方创作中，广西作家与其他南方作家相比，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东西： 与其说这是特质，不如说作家们在创新。但所有的创新集中在一起，也就成了广西作家的特质。广西作家独特，标新立异，反抗同质化、格式化写作，这不是天生的，否则等不到我们这一代作家来突破。独特是一种自醒，是边缘作家唯一的写作出路。边缘作家如果总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写作，那就永远冒不出来。所以，必须创新，必须独特。没想到，绕来绕去，连这种警醒也是拜地域所赐。

祁十木： 在《南方“新”起来了》这篇文章中，您提到对“新”的南方写作来说，产生一种“新”的思考是必需的，而它的意义是宽阔无边的。对您个人而言，或者说对广西这样一个“中国文学的拉美”而言，“新”南方究竟“新”在何处？对于它的未来，您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东西： 我理解的“新南方写作”是一群新的南方作家在写新的南方现实。现实每天都是新的，只要取材于现实，那就是新的写作。新的南方作家即年轻的一批作家，他们有新思维、新手法。至于中老年作家们过去写出来的名篇，算不算“新南方写作”，有待达成共识。如果我们承认“新南方写作”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才总结，那中老年作家过去写的名篇似乎也可以纳入。一切都在磨合中，探讨中。“新”是激励也是陷阱。照搬生活也是“新”的写作，因为生活每天都是新的。但我期望的“新南方写作”，最好有一点儿“新”的思考，否则我们对不起这个“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