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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 你写了四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和《回响》，每部小说的题材都很独特，写作手法有变化，很难得。
东西： 我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和其他作家的小说雷同，每部小说写之前，都有纠结，想有变化。前三部写年代，有一定时间长度。《耳光响亮》从1976年开始写，写我们这代人的迷茫。《后悔录》写一个人三十年的后悔，主要写情感的后悔。《篡改的命》写乡村人进城改变命运的故事。到《回响》，就全面往人的内心里写，对心理挖掘特别兴奋。小说的现实长度是一年，但心理长度是几十年。在现实长度里写心理长度，这是我的兴奋点、创新点。
张英： 四部长篇小说，每部小说都有象征和核心思想关键词。
东西： 《耳光响亮》是“耳光”，《篡改的命》是“篡改”，《后悔录》是“后悔”，《回响》是“怀疑”，每部小说都有核心切入点。有时候作家很得意，在每部小说的十字路口设置好了路标，在迷宫里给读者设置了陷阱。有的读者不喜欢这个，喜欢生活流的，你概括得太清晰，他反而会拒绝。作家各有各的写法，也不能全都是福克纳的写法，比如《喧哗与骚动》概括了时代的情绪；也不能全是马尔克斯的写法，比如《百年孤独》写了拉丁美洲的孤独；也不能全是卡夫卡的写法，比如他写了人的变形。也有东野圭吾的写法，也有村上春树的写法。一个作家别企图让所有的读者接受。
张英： 《耳光响亮》用了很多荒诞和夸张的写法，但有很多真实的细节和精准的场景描写，让人感同身受。
东西： 《耳光响亮》是成长小说，和我的心理成长经历差不多。里面用了很多荒诞、夸张的手法，我称之为“漫画式”的写作。比如杨春光设计羽毛球比赛让牛红梅流产，又为流产的孩子开了追悼会。这样的情节设计，肯定不是生活中的，但很给力，把一个男人的虚伪刻画出来了。
《耳光响亮》和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相差得太远了，在有的读者眼里，几乎是在搞笑。然而我在写它时，却那么投入，有时甚至深陷其中，为人物落泪。
张英： 《篡改的命》讲述一个底层的失败者，不甘心失败，想扭转家庭的命运，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有意设计了一个调包计，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富人家庭里。这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也是一个很传奇和很戏剧的小说，但是你把它写得以假乱真，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性，而且落在纸面上让读者相信它，这是很牛的一个功夫。
东西： 不是“调包”，是“定点投放”。写调包的小说太多了，写“点定投放”的小说则没有。这是一种狡猾的人生观，也是无奈的选择。我看见乡村里那些想改变命运而又改变不了的人，像我一样年龄慢慢地变大了。他们曾经雄心勃勃，曾经充满梦想，可最后都遭遇了失败，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农村，只能把梦想和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孩子和孙子的身上。他们这辈子没法改变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能改变吗？少数也许能改变，但大多数还得重复父辈的生活。为了不屈服命运，汪长尺打起了小算盘，把孩子送给富人甚至是仇人，而自己却做起了“影子父亲”。他让孩子过上“寄生”的生活，很不道德却值得同情。
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它的丰富性甚至超过了我们的虚构。有时候我感觉我的写作都不是真正的写作，而是现实的搬运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小说家的写作，有逻辑的写作或者有理性的写作，甚至不堪一击。但是，小说家再怎么难也要去写，不去跟生活比传奇，而是跟生活比思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作家也有许多手段和技法，有的是通过极端、荒诞的手法，去达到一种真实性的效果。在《篡改的命》里，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个父亲能狠心把孩子送出去，所以在前面叠加了许多困难在他的人生里。为什么他有这么多困难？因为作者把千千万万个他这样的人的遭遇，叠加在他的身上了。当然在送的过程中你发现，父亲也在找自我安慰，他抱着孩子出去的时候说“只要你哭，哪怕是哼哼，我立马把你抱回去。”，但是孩子没哭还笑了。这就把责任推到孩子身上去了。如果我们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去写，或者在这种必须用力的地方，耍了滑头或者用了荒诞，那读者不会信服你。
张英： 《篡改的命》也是很贴地气的写作，灵感来源于湖南卫视的节目《变形计》吗？孩子和父母互换身份和家庭，彼此重新选择；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阶层的家庭，互换家庭，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东西： 《篡改的命》不是互换，是“定点投放”。汪长尺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决定把儿子送给富人抚养，为了儿子，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他这是被绝望劫持了。《篡改的命》的灵感来自我对改变命运的思考。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在教育上竞争，后面上学、工作也是竞争。好的工作、高收入的岗位就那么多，在塔尖上半部的只有少数人，普通人怎么办？社会上有一种“拼爹”的不良风气，像我这样来自底层的孩子，如果不是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拼”，或者根本就“拼”不出来。这不是某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别的国家也有。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韩国的电影《寄生虫》还没出来。我的小说发表后，一天我正跟陈建斌导演讨论剧本，突然就看到了韩国电影《寄生虫》的新闻。当时我就惊出了一身冷汗，会不会这个电影和我的构思一样？如果是那只能说是天意，我们的文本根本不可能互相看见。后来看了电影才发现虽然主题相近，但表达的方式却完全不同。韩国的电影《寄生虫》用了空间的关系，这是很牛的构思，我喜欢。
张英： 《篡改的命》这部小说，发表和出版后，围绕故事的真实性，还引发了争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偏远地区和小城小镇，穷苦人家送孩子，或让自己的孩子认富裕些家庭的男女当干爹干妈，企图借此转运发财，有这样的社会背景。
东西： 《篡改的命》表面写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核心是关注人的命运，写小人物的无奈，无法选择的选择。阶层固化、贫富悬殊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才加大了扶贫力度。你和我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认可，这个通道是畅通的。但上不了大学的孩子，要么外出打工，要么留在乡村，没有更多的机会。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群体，也是值得关怀的群体。我和他们有一样的背景，所以对他们的生活感同身受。没有这样背景的读者，不一定能理解他们。有位记者问我，乡村真的像《篡改的命》那样吗？我回问，你到过乡村吗？他说到过农家乐。农家乐不是真正的乡村。
张英： 听说余华看了这部小说，给你发了几条类似的社会新闻。城市和乡村之间，差距太大，很多城里人一辈子没去过中西部地区的大山，无法理解那种艰难贫苦。
东西： 余华是对现实非常清醒的人，他懂中国的现状。很多作家写着写着，把自己写忘了，把自己写成名人后，觉得中国只剩下名人生活了。他们不知道，在广阔的大地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生活。余华很接地气，站在平民立场，所以能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点特别可贵。
张英： 你作品不多，质量却很高，说明你对写作有严格的要求，不满意的不拿出来发表。
东西： 写作有疲劳期，疲劳时容易丧失警惕性。为缓解疲劳，我写得较慢。尤其过了50岁，要求会放松、会大意。我的经验是：时时刻刻保持对文学的热爱，每写一篇都把自己当成初学者。用这样的态度面对写作，能做到不放松。王蒙老师在80岁还能写好小说，并写得神采飞扬。除他的天然优势，也因为他是一个自我警觉者。纳博科夫56岁时，写出《洛丽塔》这样的作品。他们都是一辈子写作的典范。50岁后，人的思想成熟了，只要稍虔诚，就能写出成熟度极高的小说。写作的时间如何更长久？要自己提醒自己，别把自己当成全面掌握技巧的写作者，而是刚刚初学的写作者，这招真有用。
张英： 最后一个问题，你成名后，有很多机会调到北京、上海、广州工作，你都放弃了，一直待在广西，是什么缘故？
东西： 害怕现实的压力，偏居一隅，南宁的生活压力相对低一点。这地方的消费水准不太高，我又熟悉。生活在这，有我的亲戚朋友，我写作的根系在这。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城市生活，也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回到家乡。到北上广那样的城市，生活的压力骤然增大，我不知还能不能坚持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