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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 我对你的写作印象，是从《商品》《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的，与20世纪90年代的“后先锋”“新生代”“60年代作家”“晚生代”这些文学标签联系在一起。从写作的内容来看，你是早熟的人，既有“寻根文学”的余韵，文体特点和写作方法又有“先锋性”。入选那么多派别，你写作的起点很高。你在小说的文本、语言和叙事，思想和现代意识的结合做得比较好。你一直与时代和社会同步，有处理生活和时代的能力，在不断调整中往前走，这样的作家，不多见。
东西： 从开始写作，我就提醒自己要写出独特性，这一点我始终坚持。我提醒自己得有扎实的内容，要有情感的投入，能感同身受。很多作家对现实的了解是一个横截面，比如不了解城市，只了解乡村，或只了解学校。我来自底层，对现实的了解和体验是垂直的，不只是横截面的，这对写作有帮助。好多独特的生活就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张英： 作为“后先锋”作家，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来时的路迹，你怎么看当时“先锋派”作家在文学上的贡献？
东西： 那些作家是了不起的，比如余华、苏童、格非等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包括没划入先锋系列的史铁生、莫言、韩少功等作家，他们都是颠覆性的创作者。他们有生活阅历，有深刻的思考，把从西方文学学到的技法移植到中国文学的土地上。我们知道，本土化的尝试和结合很困难。把西方的技艺和中国故事结合，他们是探索者。
张英： 余华早期小说也有这样的问题，直到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后，突然就解决了本土化的问题。莫言直到写《檀香刑》和《生死疲劳》后，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东西： 他们学西方先锋写法，获得各种流派的精髓后，就大胆地往后退。莫言说退到民间写作方法上去，用了地方戏曲的方法来写小说。余华也好，苏童、格非也好，最后都从先锋写作退回到了本土化的写作上，这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比如拍电影，使用的摄像机可能是国外最先进的，像素很高用起来很方便，但拍的故事，一定是发生在本土的。这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只要立足于从内心出发，从自己的观察出发，不管用什么技法，结出来的果实就是本土的果实。
张英： 很多作家写当下的现实生活，总感觉隔着一层薄膜，不够真实，感受不到体温。
东西： 大家都爱提“当下”“在场”“现实”，这些词语很热，但写作者不能只拿这些词练口才，而是要真沉浸其中，不要回避。文学中的当下真实性和别的文体形成硬币的两面，甚至允许多种答案。热爱生活，关心生活，感受生活的热浪。我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我的小说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只是“化”得巧妙点，包括一些方言、思维方式、比喻，都有地方民间文学的影响。无论西化或本土化或民间化，都有“化”字在里面。“化”是技术，但也可以理解为“融化”。写作要融化在现实里才会有温度。
张英： 你小说里的人物，是社会中的普通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里，大多数都是沉默的，怎么看这种选择？
东西： 这是文化基因决定的。我自己就是小人物，你要我去写不了解的、特别光鲜的大人物，我也写不好，我不熟悉他们。对作家来说，不管你的写作目标放在哪类人身上，你要想能够写出好作品，关键就看你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写小人物并不天然拥有道德优势，写好人物才是写作的关键。我不认为写城市里泡吧的人物、住五星级宾馆的人物、住豪宅的人物就不是好的写作，把他们写精确了同样为文学画廊增光添彩。在人物选择上，不能搞身份决定论。他们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作家的类型不应有高下之分，如果硬要分，也是分写得好的作家和写得不那么好的作家。那些写科幻写穿越写玄幻的作家也能写出名著。
张英： 评论家把你和鬼子、李冯评为“新生代小说家”，后来，又把你和凡一平、鬼子列为“广西三剑客”。
东西： 我和鬼子的作品引起注意后，就和韩东、毕飞宇、朱文等人一起被归入“新生代”。“新生代”凡一平没进去，当时他在《上海文学》连续发了几篇小说，被归为“新都市小说家”。他当时喜欢写都市，现在又回去写他的上岭村了。在先锋小说之后，评论家归纳了一个“新写实”派。“新写实”之后，我们这一批6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越来越多，评论界不好归纳，便称之为“晚生代”或“新生代”。按代际划分作家是从“新生代”开始，后就有了“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和“00后作家”。“三剑客”是《南方文坛》张燕玲主编发起的命名，是为打造广西写作群体而做的实质性工作。“三剑客”中的李冯北漂到北京后，给张艺谋导演写了电影剧本《英雄》和《十面埋伏》。之后，他的小说就写得少了，和广西的关系也渐渐不那么紧密了。于是，广西的许多人就把凡一平归为“三剑客”之一。
张英： 你小说的画面感很强，语言简练，人物如绘画般，精准地还原了生活。在写作上，你是花了大功夫的。
东西： 强大的想象力和强大的还原力，对小说创作很重要。小说立不立得住，要让读者相信你虚构的世界和眼前的世界一样真实可信，要把读者的注意力带到小说中，让人信赖，这是写作的硬功夫。有的越写越悬浮，仿佛抽空了生活，没有真实感，原因是把自己与现实彻底隔绝了。不是物理上的隔绝，而是心理上的隔绝。我想把生活中丰沛的、水气淋漓的、鸡鸣狗叫的、香气扑鼻的东西带进小说中，再好的创意都需要烟火气，再伟大深邃的思想也需要贴切的现实。苏童说“半红不紫”最有利于写作，大意是既能被读者知道又不至于被干扰。我连“半红”都没达到，长期处于安静的写作状态中，这样的状态让人冷静。另外，我交的朋友都比较“底层”，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他们的真实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写作不能飘，尤其是心性不能飘。最近我写了短篇小说《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接地气的作品，写我家乡的环境。我也写了夹在中美之间的姚简教授，他是我短篇小说《飞来飞去》里的主角。无论写什么题材的作品，都要做到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