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梁任公的著述多达千余万言，其内容又涉及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许多人都同意他是一个“博学之士”，不过学界对梁启超学术思想的评价却存在分歧。有的人肯定他的贡献，有的人则否定他的成就。当然也有人肯定其中的一部分，而否定另外一部分。

持正面看法者认为任公不但博学、多才，在“启蒙”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近代史上的名人，如胡适、毛泽东、蒋梦麟（1886—1964）、梁漱溟（1893—1988）等，都曾在自述性的文字中谈到梁任公对他们的正面影响。例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谈到年轻时梁任公的文字在他内心所激起的震荡：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个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毛泽东生前屡次提及，他在年轻时代十分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将其立为楷模，他尤其喜爱梁任公主编的《新民丛报》，甚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最肯定的是戊戌变法前后那几年，他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有一段时间，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十分尊崇的人物。他不仅学习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风，创办“新民学会”，还给自己取了“子任”“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只是毛泽东对梁晚年走向一个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向感到惋惜。

以《西潮》一书闻名于世的蒋梦麟也很喜欢梁启超。他评价梁任公在东京所主持的《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梁任公的著作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的大门，鼓励他继续求学。

梁漱溟比梁任公小20岁，他早年受任公著作之“启发甚深”。他说：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上面这几位名人所说的话都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从这些例子来看，梁启超的著作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是有贡献的。此外，就其著作的内容来说，梁任公不少的作品即使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仍然很有意义。

例如梁启超于1902年所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被后世视为“阐释中国学术思想的引路之作”，具有首开风气的示范意义。此书出版后，过去以学者（或流派）为单位叙述学术思想变迁的各种“学案”体，逐渐淡出；以章节形式的叙述体裁论证区分各时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且结合或引证西方思想的趋势以为参较的各种著作，相继问世，成为我们理解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凭借。

又如《清代学术概论》，对欲了解清代思想史的读者来说，也是一本提纲挈领的好书。这本书在1950年代由徐中约（1923—2005）译为英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史华慈教授写了一篇导论，指出本书的主要内容与贡献：

梁启超的这部作品以简短的篇幅对中国清朝时期（1644—1911）的主要思想潮流提出了一个平衡的印象。第一部分涉及清初中国学者对之前宋朝和明朝时期的抽象、形而上学和冥想的思想氛围的反应。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将学术注意力从哲学话语转向实际行动，从个人转向公众。第二部分论述了清中叶对古代作品的文献研究的空前兴起。它通常被称为“考证学”，通过它，中国过去丰富的文化遗产被重新排序，并为现代学者所接受。第三部分剖析了晚清时期今文运动的崛起。在这三部分中，他的讨论清楚地显示了儒家社会中学术和政治的相互联系。 ^[1]

目前这本书还有不少的读者。此外该书还有好几个日文的翻译本。

又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开创中国现代史学方面有划时代的功劳，即使今日读来仍可见作者匠心独运之处。甚至有人认为梁的新史学思想与法国年鉴学派有“惊人的相似处”，可谓“不谋而合”。 这本书也有日译本。

《先秦政治思想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梁任公的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本书的雏形是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与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讲义。书中分析了儒、道、墨、法四大政治思想流派的哲学观点与政治主张，论述了统一、寝兵、教育、生计、乡治、民权等颇具时代意义的话题。此书反映了梁启超在经历了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怀疑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这是一部有关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作，至今依然是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必读书。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不久就有外文译本出现。这本书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1926年出版的法文节译本，书名直译为《先秦法的概念以及立法的理论》，由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艾斯卡拉（Jean Escarra,1885—1955）、宝道（Georges Padoux，1867—1960），以及法国驻华领事罗伯特·热尔曼（Robert Germain）翻译、导读，经过编者节选而成，此一译本成为一部专门研究先秦法律思想的法文学术著作。 ^[2] 第二个外文译本是英译本。当时，英国的学者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和罗素共同担任人文社会科学巨型丛书“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 fi c Method）的编辑和顾问，全套丛书将近100本。他们想收录一本有关中国哲学的书。罗素曾应讲学社之邀于1920—1921年来华访问，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与徐志摩讨论要选择哪一本书，徐志摩建议挑选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在1923年1月2日给徐志摩的信中曾说：“《政治思想史》全部脱稿矣，甚盼弟能迻译也。” 后来徐因故无法完成，1929年交由曾担任上海、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秘书、干事，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秘书的陈立廷负责翻译，该书于1930年正式出版。 ^[3] 当时美国学术界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登载了政治学者埃尔伯特·D.托马斯（Elbert D.Thomas，1883—1953）的一篇书评，他高度肯定了书籍内容和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两方面的贡献。 ^[4]

梁启超所写的人物传记也十分精彩。日本学者森冈优纪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近代传记的形成”的书中指出，梁启超大约在1896年《时务报》时期，已将“个人传记”视为“国家史”，因而开始形成“近代传记”的观念。他以《李鸿章传》（1901）为例，说明梁启超受到德富苏峰（1863—1957）“时会之幸运儿”的影响，将李鸿章（1823—1901）视为乘时势而起的英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本传记，梁启超不只描绘一个人物，更试着探究中国对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书中又通过李鸿章与中外人物的对比来突出李鸿章的弱点与长处。例如，他和汉朝的霍光一样“不学无术”，因为他不如日本的伊藤博文（1841—1909），“（伊藤博文）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第81—80、83—84页）不过，李鸿章也有优点，“有常识有大量”，如果将李鸿章与张之洞比较，“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第81页）这使得他笔下的李鸿章有血有肉，难怪他很有信心地说：“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总之，持正面看法的人肯定梁启超为博学者，同时也承认他的作品具有学术价值，而在启蒙上发挥了威力。

然而有些学者不同意以上的看法，他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兴趣虽然广泛，但思想肤浅、驳杂而没有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深入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所以只能算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有创见、有慧识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梁任公本身正是此一负面评估的一个肇始者，他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自己在晚清思想界虽有开创之功，“可谓新思想之陈涉”，却也带来负面的影响：

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清末民初时也有一些任公的师友抱持相同的看法。梁启超的好友黄遵宪在1904年时看到他的思想反复变化，有时革命，有时保守，有时欣赏美国，有时又“作俄罗斯之梦”，这些转变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而难以取信于人，因而在写给任公的信中予以规劝：

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识、之文笔耳，如有之，以当时政见宣布于人间，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

他又说梁启超不应主张以“保国粹即能固国本”：

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壹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公见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失，维持其弊可也。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如近日《私德篇》之胪陈阳明学说，遂能感人，亦不过二三上等士夫耳。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公之所唱，未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锋，造极端之论，使一时风靡而不可收拾。此则公聪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误也。”

严复的看法与黄遵宪类似而更严厉，他在1910—1920年代与他的朋友熊纯如（1868—1942）通信时曾私下批判梁启超。 他说梁任公在传统学问方面师承康有为，“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这是因为他的言论主张都是依凭自以为是的“良知”，而发出许多不负责的言论：

……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第648页）

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第632页）

严复指出梁启超写文章不是为了“实心救国”，而是“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第646页），“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第632页）。他借着梁启超的例子来说，像他以及受到他影响的学者因为“中本无所主”，以致对于旧学、新学都无法有真切的认识：

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第648页）

上文曾提到梁漱溟肯定任公对自己的影响，不过他也指出任公在个性与学问上的缺点。他认为任公“热情”而“多欲”，“情感丰富”“缺乏定力”，这使他在学问上“不能深入”：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情感浮动如任公者，亦是学问上不能深入的人。其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方面（此方面特重感情）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有启迪之用。

后来的学者也有不少人批评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有一类观点认为梁任公的看法是错误的，另一类观点则强调他的看法是肤浅的。

首先，有些学者受到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偏向错误面的评估，这些人多是五四反传统运动的支持者。他们支持新文化运动，认为梁启超站在回归“封建”传统的立场。

胡适对梁启超的批评便属于这一范畴，他是从科学的角度批评梁启超“误入歧途”。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胡适与梁启超分属不同阵营，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一书作序时就指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后，“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认为他的话确曾替国内反科学的势力如同善社、悟善社等“助长不少威风”。在胡适看来，梁启超的著作助长了“玄学鬼”的反科学思潮。 1929年梁启超过世之后，胡适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即梁启超为什么“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梁启超“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他评价说，纵观梁启超的一生，“《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可是到了晚年，梁启超竟“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走上“卫道”的歧途，甚至鼓吹“‘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为其误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叹息。

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梁启超学术思想既肯定“封建主义”、维护“资产阶级”，又奠基于“唯心主义”，因而是错误的。例如蔡尚思曾就梁启超各时期的阶级属性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认为梁启超前期是一个“不大象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后期则“退回到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竟和资产阶级思想冲突起来”。 胡绳武与金冲及说“梁启超不是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一员……他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梁启超肯定国粹与孔子教义，显示他的思想之中“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 还有学者认为梁的“唯心主义”的史学理论“无法对历史变化的真相做出合理解释而产生迷惑”。

国民党人对梁启超也没有好感，这不但牵涉政治立场，也与思想有关。梁启超是清末改革派、民初研究系的首脑与进步党的党魁；他在晚清时批判革命派的激烈主张，在民初时则是国民党的竞争者。双方分属不同党派，梁启超曾公开批评孙中山。孔祥熙说：“总理病故时，梁启超曾来吊丧，几乎发生惨剧，爰梁氏曾在报纸上痛诋总理，故党员几乎打之。” 可见双方之间的矛盾。此处所说的事情是孙中山过世之后，梁启超发表谈话，其内容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在3月13日《晨报》第2版之上。文中指出孙中山有三大优点——意志坚强、长于应变、不肯胡乱弄钱，但最大的缺点则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最后反而丧失了“真价值”；“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这是梁启超对孙中山的批评。梁启超的谈话，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不满，当梁启超去吊唁孙中山时，还遭到了国民党员的围攻，如果不是汪精卫等人及时解围，难说不被国民党员痛打一顿。

此外，也有学者从学术的角度指出梁启超治学上的错误，如廖名春对任公古书辨伪方法的检讨，他依赖近年来的考古挖掘，指出：“梁启超关于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另一些学者则着重指出梁任公思想的肤浅面。例如李泽厚说梁启超“不是什么重要的思想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深刻思想成果”。 此外，有些学者探讨梁启超如何通过日文著作，译介新思想。他们发现梁任公旅日期间的许多作品，如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国家论》《各国宪法异同论》等，几乎是全盘“抄袭”自日本善邻译书馆所出版的汉文翻译作品，这亦显示梁任公不具有太多学术的创造力，只是抄袭者或转译的“舌人”罢了。

赖建诚教授有关任公墨子经济思想的文章明显属于此一针对其“肤浅面”的“负面评估”。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领域内，赖教授是一位非常杰出而多产的研究者，他对严复、梁启超经济思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或深度上，都是国内外其他学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赖教授的《梁启超论墨子的经济见解》一文是他讨论梁任公经济思想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探讨了梁氏论墨之作中有关经济议题的部分，并评论其中所反映的“经济见解”——其中虽有一小部分“解说得很好”，但整体而言有以下的缺点：一、其解说“未见深刻之处”；二、有“内在矛盾”；三、“欠缺思量”“过度比附”“言之过度”，“有点‘不伦不类’”。因此他同意上述所谓“梁启超的学术研究肤浅、驳杂”的观点。本书内讨论梁启超墨子学的文章，会针对此一观点而有所讨论。

毋庸讳言，给予一个历史人物公允的评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都同意评估的基础在充分的描写，而描写时必须注意历史人物的时代与社会，“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 同时我们不但需要深入了解细节，也必须作全盘考虑，避免吹毛求疵。诚如梁任公所谓，“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才能“知人论世”，了解历史的全面性与复杂性。

本书的各章是针对梁启超在不同领域的学术工作，做个案的分析。笔者拟探讨梁启超如何通过对传统与西方的学术思想进行“现代诠释”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书中所收的文章包括他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评价，例如他讨论为何“中国不亡”，以及他对宋明理学中的阳明学、诸子学中的墨学的阐释，也包括他对西方哲学（康德思想）与新史学的译介，以及他在科玄论战时期与严复有关科学、宗教问题的讨论等。再者，我也探讨了他的思想学术对后世的影响。在结论部分，笔者希望在这些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来思考如何公允地评价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笔者有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不宜将梁启超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浅、驳杂而不够深刻的，我认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前后的一贯性，他是一位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第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有内在的关联，这是源于中国“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传统。因此把学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是不能正确地评价梁启超的。笔者认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核心旨趣可以归结到“铸造国魂”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上，他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其独特性及崇高的价值，即使在列强的威逼下，“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1] Liang Ch'i-ch'ao,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 trans. Immanuel C. Y.Hsü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vii.

[2] Leang K'i-tch'ao ; traduc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 Jean Escarra, Robert Germain ; préface de M. Georges Padoux, La conception de la loi les théories des légistes à la veille des Ts ' in: extrait de l'Histoire des théories politiques à la veille des Ts ' in (Pékin: China Booksellers, 1926).

[3] Liang Chi-Chao, translated by L. T. Che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 ' in Perio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0).

[4] Elbert D. Thomas,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by Liang Chi-Chao,”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24, No. 4(Nov., 1930), p. 1044.以上有关《先秦政治思想史》的两个译本的研究，参见韩承桦《〈先秦政治思想史〉与梁启超晚年的思想主张》，《思想史》第10期（2021），第209—210、247—248页。 iDtCXdpTynW/xuL/R1rZD6rD29KJNdwlBF6u9y7ev3eoW+e4RcuXs41iCZuJWK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