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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是马克思生平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与共同事业的终生战友恩格斯会晤，共同撰写第一部合著的著作，在国际共运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导师共同创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由他们共同创建的。他们曾于1842年11月在科伦首次会晤。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途中，在巴黎再次拜访马克思。经过短暂交谈，发现两人观点完全一致。十天的共同生活和写作，为他们终生的友谊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有的工厂主。
恩格斯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坚强、聪明活泼和求知欲旺盛的人。他先后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读中学。在学校读书时，他对各门功课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具有特殊的语言才能，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都学得很好；在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方面，也有坚实的知识，教师们认为他“不仅资质很高，而且表现了一种力求扩大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值得赞许的愿望” [1] 。他还喜欢写诗、绘画、音乐，也爱好骑马、击剑、游泳等体育活动。
1837年9月，在父亲的坚持下，恩格斯中断了中学学业，到他父亲的营业所学习经商。一年以后，父亲把他送到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在这里住了三年。
不来梅是德国北部一个大商港。恩格斯在这里可以看到英国、荷兰和其他国家的报纸，也可以观察到大城市各方面的生活。通过勤奋自学，他获得了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细心观察，他逐渐了解到当时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恩格斯从巴门到不来梅不久，就读了青年黑格尔分子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步消除了他从家庭和社会所受到的宗教影响，并且推动着他去研究黑格尔哲学。1840年初，他写信告诉友人，自己正在精心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并且已被这部著作吸引住，决心要吸取这个宏伟体系的最本质的要素。
但是，恩格斯对脱离实际的黑格尔哲学并不满意。他认定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他热烈赞扬“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伟大战士”白尔尼，认为必须把黑格尔哲学和白尔尼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建立科学和生活、哲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
由于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观察和了解以及哲学上的钻研，恩格斯开始关心政治斗争。1839年4月，他写信告诉友人：“每当我翻阅一本什么杂志时，我都注意寻求自由事业的进展情况。” [2] 同马克思一样，他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走上政治舞台的。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论文、诗歌和书信，表明他已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不调和的态度。例如在《德意志的七月时光》中，他严厉谴责德国各邦统治者对人民背信弃义，指出他们的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洪流奔腾，波涛汹涌，
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
……
我在飘摇的小舟中不由想到你们
——德意志的诸侯和国君，
你们高居黄金宝座
压在忍辱负重的人民头顶；
人民又抬着你们走过祖国大地，
胜利地把占领者驱逐出境。
这时你们竟厚颜无耻，
背弃了原来的诺言保证。
现在法兰西的暴风雨袭来了，
人民群众像波涛汹涌。
君王的宝座摇摇欲坠，
像暴风雨中的孤舟，
权杖也颤抖在你们手中。
首先我把愤怒的目光
投向你恩斯特·奥古斯特 [3] ，
你这暴君肆意破坏法律，跋扈专横，
听吧，暴风雨已在咆哮，
看吧，人民怒目凝视，
利剑也难在鞘中安静。
告诉我，你坐在像我的小舟那样颠簸
的黄金座上，
是否安然无事？
恩格斯指出，所有的德国君主都是反动家伙，对他们决不应存任何幻想。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迫使封建统治者承认人民的权利。国王“只有当他的脑瓜里响起人民扇他耳光声响的时候，只有当他的宫殿的玻璃窗被革命的投石击碎的时候，才会做点好事”。他热情地号召人们为推翻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
在恩格斯开始进行政治斗争的年代，争取国家统一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恩格斯对德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十分不满，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口号。他写道，祖国的统一，是德国人民的第一需要，是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当我们祖国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政治上的渺小人物，那么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出版自由以及我们的一切其他要求，都不过是一些良好的愿望而已，它们不可能得到彻底的实现。
恩格斯对反动的农奴制度极端痛恨。他认为，这个制度给德国人民造成严重的灾害，而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农民。由于世代相传的人身依附地位和世袭法庭的专横，使农民们“饮食无味，睡梦不安”，许多人被迫离开祖国，流落异邦。
恩格斯生长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莱茵省，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在自己最初的政论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中，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脓疮。他逼真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工人带来的灾难，揭露了资产阶级丑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痛斥了他们的贪婪和伪善。他写道：在乌培河谷，儿童大量失学，疾病到处蔓延，工人们由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失掉全部的力量和朝气。而那些工厂主们却靠着工人的血汗，养得脑满肠肥。他们轻松愉快，厚颜无耻，“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 [4] 。
这个时候，虽然黑暗笼罩着整个德国，但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对德国前途充满信心。他知道，黑夜决不会长久地笼罩平川，大地也不会长久地在雾气中酣睡，自由的曙光一定要到来。到那时候，
鲜花铺满了整个大地，
一切植物都改换了生长的国家，
和平的棕榈美化了北国，
冰冻的原野开遍了玫瑰花。
1841年秋天，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他认真研究军事，是一名出色的炮手。从这时起，军事科学成为他最喜爱的科学领域之一。他在以后数十年所写的军事论文，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辉煌杰作。
在柏林期间，恩格斯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活动。
1841年11月，普鲁士政府为了反对青年黑格尔派，聘请谢林到柏林大学讲学。恩格斯对谢林的讲学非常重视，他认为这不是一场学术论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一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因而也就是争取德国本身的统治权的斗争。他决定不放过这场斗争。因此，便以旁听生身份到柏林大学听他讲学。他认真地记下谢林讲学的内容，随后立即写出批判文章，逐一批驳谢林的谬论。
1841年12月，恩格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随后又出版了《谢林和启示》和《谢林——基督哲学家》两本著作。在这些论文和著作中，恩格斯捍卫了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指责谢林放弃了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揭露了谢林为君主制度效劳的反动立场。
恩格斯反对谢林的著作，虽然基本上还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上写成的，虽然也赞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最伟大的创造力量，但是，在这些文章中，已经有着唯物主义的倾向。例如，他认为“……精神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及和自然界一起而存在，而不是在与整个自然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存在” [5] 。这个时候，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于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恩格斯反对谢林的著作，充满着战斗的、革命的精神。他把反对谢林的斗争，当做反对德国反动君主制度的政治斗争，他号召人们“勇敢地投入反对新敌人的战斗” [6] ，“心甘情愿地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7] 。他满怀激情地写道：“让我们战斗和流血，让我们毫无畏惧地注视着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怎样飘扬在山峰上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同志的剑怎样在闪烁，他们头盔上的羽毛怎样在颤动吗？他们的大军从四面八方开来，他们从山谷里赶到我们这里，他们在听到号角声时唱着歌跑下了山。最后判决的日子、人民决战的日子临近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批判谢林的著作轰动了整个德国学术界，人们对于这个用“实事求是的冷静态度和十分明确的立场”把著名哲学家谢林批得体无完肤的作者大加赞扬，并且对“弗·奥斯渥特”乱加猜测。有人认为是《德意志电讯》主编谷兹科夫，有人则认为是著名政论家卢格，有人又认为是俄国贵族巴枯宁。很少有人知道，作者不过是一个21岁的普鲁士炮手和大学旁听生。尽管赞扬之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但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为了有效地促进进步事业，自己的知识还很不够，需要以更大的兴趣进行研究，以便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1842年秋天，恩格斯服役期满。同年11月，他从德国来到英国，在英国住了将近两年。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比欧洲大陆各国尖锐和激烈。
恩格斯在英国期间，非常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 [9] 。他长期住在英国主要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先后到过伦敦、里子、郎卡郡等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深入工人住宅区，观察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欢乐，亲眼看到他们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
长期深入工人群众，使恩格斯深刻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他在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到，“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阶级” [10] 。资本主义制度给这个阶级带来了过度的劳动、贫困、失业、挨饿等灾难。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他们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严酷的现实使工人阶级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英国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给年轻的恩格斯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可以肯定地说，“比郎卡郡的这些棉纺织业工人更忠于民主原则的人，比他们更有决心打碎折磨着他们的剥削者资本家的枷锁的人，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无法找到的” [11] 。对于伪装博爱的英国资产阶级，恩格斯愤慨地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12] 。通过亲身调查和研究大量的官方材料，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了极严厉的控诉。
在英国期间，恩格斯还与英国宪章派建立密切联系，与该派领导人哈尼和琼斯等经常往来，并结识了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人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等。恩格斯通过实际参加工人运动，了解工人阶级状况，并且深入研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文献和德国古典哲学，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当他与马克思合著《神圣家族》一书时，已经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