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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初，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严厉地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这两本小册子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
犹太人问题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是德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受到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自从1816年5月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歧视犹太人法令以来，犹太人被剥夺了担任公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利，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歧视和迫害。对犹太人的民族压迫，是由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断造成的。德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不断制造、加深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犹太人反对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要求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青年黑格尔派从民族沙文主义和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对犹太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布鲁诺·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当做纯粹的宗教问题，认为犹太人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不是由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性质，而是由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所造成的。鲍威尔认为，由于犹太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自外于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国家，所以不能不遭到歧视；只要他们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就必然要被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和社会所排挤，他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与信仰基督教的德意志民族处于平等地位。鲍威尔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一切社会压迫的根源，只有消灭宗教，才能消灭社会压迫。犹太人要获得政治解放就必须放弃犹太教，而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一切人放弃宗教则是政治解放的前提。按照鲍威尔的观点，政治解放意味着宗教的彻底消灭，意味着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鲍威尔的上述观点，实质上维护了普鲁士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掩盖了社会压迫的物质根源，混淆了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
马克思认为，犹太人争取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的斗争，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同样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因此必须同样进行彻底批判；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则必须支持犹太人争取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的斗争。早在1842年秋天，马克思就打算写一篇论犹太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犹论调，使这个问题耳目一新。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从科伦写信给卢格说：“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 [162]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他指出，德国犹太人所受的压迫和歧视，原因在于德国还“没有政治国家、没有真正的国家” [163] 。也就是说，德国现实存在的封建专制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比较起来，还是不完备的国家，或者说，还不是真正的国家。在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实行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政策；在德意志封建专制国家里，政治和宗教合二为一，实行宗教歧视政策。这个等级的和排他的基督教国家，“不仅是不完备的国家，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 [164] 。只要推翻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犹太人就能够与基督教一样，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犹太人争取信教自由，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也就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鲍威尔反对犹太人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维护德国封建专制统治，背叛民主革命运动。
宗教并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而是社会压迫的表现形式。社会压迫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因此，决不能把社会压迫的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决不应该以为消灭宗教就能够消灭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决不可以把批判宗教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相反，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才能消灭宗教、消灭宗教势力、消灭宗教意识对人们的影响。马克思写道：“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165] 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和神学、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批判宗教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由于宗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批判宗教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因而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社会革命决不能仅仅限于宗教批判，决不应该夸大宗教批判的作用。因为，宗教批判虽然摘去了那奴役人们的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但更重要的是要打碎锁链、扔掉锁链。革命者的任务，不应该局限于宗教批判，更不应该把宗教批判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而应该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来批判宗教，并且应该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旧社会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反动法制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整套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剥削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宗教和其他各种精神支柱，构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无论批判的武器多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实际斗争，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对剥削阶级进行“武器的批判”。
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断言政治解放就是宗教的彻底消灭，就是人们从包括宗教压迫在内的各种社会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非常荒谬的。
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使国家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并使国家完备化，这是一个进步。犹太人所要求的就是这种解放。但是，政治解放既不是宗教的彻底消灭，更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政治解放既不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也不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产生宗教的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政治国家虽然实现政教分离，但并不妨碍民间宗教活动的存在。例如，当时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政治国家，在那里，宗教不仅没有消灭，反而非常盛行。由此可见，“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 [166] 。在政治国家里，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信教自由。
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不同。它的使命是消灭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当私有财产消灭的时候，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就消灭了。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 [167] 。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类才获得了真正彻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