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清算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在巴黎的时候，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既要彻底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又要与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清算青年黑格尔派是他在这个时期政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内容。

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他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早年信仰过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曾经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统治的斗争，接近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等人。

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着“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 ^[133] 。当黑格尔老一辈的门人抓住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不放的时候，这些黑格尔年轻的学生们却已经考虑到，“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不是平静，而是不安；不是静止，而是发展；不是体系，而是方法” ^[134] 。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利用黑格尔哲学，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135] 。

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用“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自然界和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和本原，鼓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束缚，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他们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基督教。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鲍威尔的《约翰福音批判》、《新约福音批判》、《末日的宣告》等著作中，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家们对基督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不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他们深刻地揭露了基督教的反动性，指出基督教在改造古代世界上虽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作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基督教所宣扬的迷信思想，使人变成了人所创造的偶像的附庸，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活动，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和奴役人们的工具。他们公开声明，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彻底批判宗教是科学的重大任务，政教分离是革命民主派的要求。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 ^[136] ，所以，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初期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在青年黑格尔派身上得到鲜明的表现。这个派别宣扬许多错误的反动的观点，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提供思想武器。

第一，坚持唯心主义，宣扬“精神创造众生”。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曾经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而是继续宣扬唯心主义。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创造本原。施特劳斯认为“实体”即民族的集体精神是创造本原。鲍威尔则认为“自我意识”即个别天才人物的思想是创造本原。其实，所谓“实体”和“自我意识”，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无论用“实体”还是用“自我意识”作为创造本原，都是坚持精神第一性、“精神创造众生”这个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实现”的争论，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内部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争论。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实际上他们都不仅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而且仍然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它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抓住的那些方面” ^[137] 。

第二，鼓吹英雄创造历史，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青年黑格尔派鄙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为世界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按照鲍威尔等人的说法，只有那些具有“自我意识”、“批判头脑”的“英雄”人物的活动，才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唯一的创造本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知识、没有批判头脑、没有“自我意识”、不能“批判地思维”的群氓，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布鲁诺·鲍威尔甚至狂妄地宣布，“批判的批判家在其存在的时候就支配并创造了历史”！这是一种“荒谬而有害的思潮”。 ^[138]

第三，提倡理论脱离实际，反对哲学与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些“词句的英雄”。他们虽然一再表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但却坚决拒绝用革命方式推翻封建统治；他们反对的只是现存世界的词句，而不是现存的、现实的世界；他们宣传所谓“纯理论的批判”，鼓吹“置身于一切政党之外”、“把对于现存事物的纯理论的否定看成是……批判唯一值得完成的任务”，而丝毫也不敢去触动封建反动统治的基础。这正是德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害怕斗争、力图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的表现。他们自称为革命者，实际上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和维护现存的一切东西。他们自称为狼，别人也以为他们是狼，其实他们不过是学着狼叫的绵羊，“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评论家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 ^[139] 。

第四，美化普鲁士王朝，鼓吹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德国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青年黑格尔派却逐渐走上背离革命的道路。1840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继承王位。青年黑格尔派竭力散布对威廉四世这个“最伪善、最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 ^[140] 的幻想，说什么随着新国王的上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就要实现，“春天回到每个人的心上，被埋藏的愿望重新苏醒了，麻痹了的希望重新燃起”。他们一再表示效忠普鲁士王朝，希望在政府支持下反对宗教，实行哲学革命。同黑格尔一样，他们也主张实现君主立宪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 ^[141] 1840年，布鲁诺·鲍威尔在匿名发表的小册子《普鲁士福音教和科学》中，对封建统治阶级肆意吹捧，他“不仅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而且做得非常彻底，把普鲁士王室也奉为绝对” ^[142] 。

后来，许多青年黑格尔分子投靠普鲁士专制政府，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必然归宿。

第五，鼓吹无政府主义，夸大个人的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麦克斯·施蒂纳，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他在1845年出版的《唯一者及其财产》一书中，狂热宣扬无政府主义理想。他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个人”。他强调个人高于一切，“唯一的我”至高无上；为了个人自由，他反对国家、法律以及一切权力对个人的约束，要求“让每个人都有自主的权利，让每个人都成为国家，让每个人都成为法律”，“除去自己的意志之外不愿意执行任何人的意志”。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是针对共产主义的。他反对共产主义公有制，主张将来的社会应该是独立的自由手工业者的联盟。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力图保持私有财产和个体经济的空想。

第六，诬蔑工人阶级，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暴力制服”。

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性，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敌视工人阶级的态度上。布鲁诺·鲍威尔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幻想”，说什么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没有任何仇恨。他鄙视无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一群“贱民”，永远也干不出什么名堂，即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怀有仇恨，也根本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说什么只要多给工人几文钱，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他公开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主张“用暴力和诡计”来对付工人，对付工人的反抗。 ^[143] 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敌视工人阶级、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反动本质。

恩格斯说：“在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斗争中间，总有一些只有滚在污水里才会感到非常舒服的糊涂虫。在原则本身还没有确定以前，人们对这种人还可以容忍；当每个人还在竭力辨明原则的时候，要认清这种人的那副生就的糊涂相是不容易的。但是当各种成分分离开来、各种原则相互对立起来的时候，抛弃这些废物、清算他们的时机就到来了，因为这时他们的空虚已经骇人听闻地暴露了出来。” ^[144] 青年黑格尔派就是这样的糊涂虫。因此，当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原则的时候，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和决裂，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反对一种哲学学说，仅仅宣布这种学说的错误，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制服不了它，而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

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通过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逐渐认识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1841年初，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已经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初步的判断。虽然这个时候马克思还未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仍沿用黑格尔哲学的概念、术语和表达方式，仍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导人保持联系。但是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经与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有着明显的分歧。

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派坚决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哲学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宣传所谓“纯思想的恐怖”，鼓吹一种“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 ^[145] 的批判。同他们的主张相反，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主张哲学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马克思选择古代希腊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 ^[146] 。他的目的，是以古希腊哲学为例，深入探讨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研究哲学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哲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又会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的力量” ^[147] 。参加实践斗争，是哲学的首要任务。进步的哲学家，必须是反对黑暗反动势力的勇士，必须永远以神灵般的精神和刚毅坚定的眼光洞察斗争的形势，在革命风暴中毫不畏惧，坚强不屈。马克思特地引用古代诗人爱斯奇拉斯的一首诗，热情歌颂为反对黑暗反动势力、为争取人类幸福而献身的“高尚的圣者”普罗米修斯。

布鲁诺·鲍威尔反对马克思上述革命观点，写信对马克思说：“你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爱斯奇拉斯的诗包括到你的论文中去。”他还坚决反对马克思“献身于实践的生涯”。马克思拒绝了鲍威尔的意见，坚持在博士论文中引用爱斯奇拉斯的诗。马克思对圣者普罗米修斯的歌颂，是他自己的自白和决心，也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鼓吹哲学高高的君临于实践之上的谬论的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有时也表现得很“革命”，满口讲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是他们全都缺乏革命的勇气，害怕激烈的斗争，鼓吹“适度”、“温情”，力图与封建反动势力妥协。

同青年黑格尔派相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强调指出，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冲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哲学家不应该惧怕斗争，不应该在斗争中半途而废，不应该幻想通过“和平谈判”改变局面，而必须从束缚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投身到实践中去，“反对那存在于意志之外的地上的现实” ^[148] 。必须在革命风暴面前镇定自若，毫不妥协。马克思写道：“普通的竖琴在任何人的手里都能发出声音；风神的竖琴却只是在当风暴敲击它的琴弦时才能发出声音。”哲学也只有在革命风暴中，在进步和反动的对立、冲突、斗争中，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青年黑格尔派强调个人的作用，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这种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伊壁鸠鲁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以为个人的声音能够压倒天上的雷声轰鸣，使闪电黯然无光。很显然，这种强调个性绝对自由、夸大个人作用的观点，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最初形式。伊壁鸠鲁的脱离直线而进行偏斜运动的原子，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象征。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批判他夸大个人作用，宣扬脱离现实、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是不能脱离现实、脱离周围世界而孤立存在的。所谓脱离世界的自由，不过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幻想。人们只有在社会中，通过相互影响，发生一定关系，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也才能对外部环境发生作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理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家们为了标榜自己比老师更高明，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他们既没有深入批判黑格尔哲学，更不能从它里面吸取科学的成分，只是简单地指责它，把它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

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认为，对待黑格尔哲学，必须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这就是“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149] 。这时马克思虽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看出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和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更没有对它全盘否定，而是细心地分析它的体系和方法，区别它的谬误和正确的因素，摒弃其中荒谬和错误的成分，继承和发扬其中合理的、科学的成分。通过认真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他特别强调辩证法的革命精神，指出“辩证法也是湍急的洪流，它把无数的和有限的事物击破，把独立的形式推翻，把一切都沉没于一个永恒的大海”。他从这一点出发论证哲学革命对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他的态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博士论文》表明马克思比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已经大大前进，决心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从此以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来越大。

马克思在参加《莱茵报》工作以前，曾经打算与布鲁诺·鲍威尔共同撰写一部著作，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官方哲学家，“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 ^[150] 。1842年6月，布鲁诺·鲍威尔出版了《对黑格尔、无神论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以讽刺的文体对基督教和教会僧侣进行批判。按照原来的分工，马克思应该写作《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论基督教的艺术》。他写了一份初稿，但是后来没有改写，初稿也没有发表。主要原因是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

布鲁诺·鲍威尔在《末日的宣告》中虽然声称“哲学是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哲学“应以推翻现存事物为目标”；但是，这部著作基本上仍然只是对宗教作抽象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国家，因而背离了当时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这使马克思很不满意。马克思指出：宗教不过是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反映；把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国家政权，而仅仅局限于宗教，这不仅是不够的，而且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马克思说：“宗教本身是并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因此，为了推翻现实存在的封建专制统治，必须“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 ^[151] 。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国家，批判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 ^[152] 。《末日的宣告》把注意力从政治问题转向宗教问题，分散了民主革命运动的战斗力，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反动统治。马克思没有出版《论基督教的艺术》，表明他在政治上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不愿再与他们合作。

不久，马克思又在出版自由问题上与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严重分歧。当时，德国反动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特别严格，“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 ^[153] 。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1841年12月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以代替1819年的旧法令。新书报检查令是反动和伪善相结合的典型，它一方面表示要放宽书报检查，另一方面却对写作活动加上比旧法令更加无理的限制。

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为新法令的虚伪词句所迷惑，对这个反动法令大加赞扬。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尔把颁布新法令称做“一个伟大的、美好的时刻”。青年黑格尔派的言论，客观上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妨碍了民主革命运动的进展。

同青年黑格尔派相反，马克思对“把人兽化”的普鲁士王朝不抱任何幻想，对新检查令的反动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先后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和《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彻底揭穿了新检查令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美化新检查令、维护普鲁士王朝反动统治的论调。马克思指出：新检查令是“建立在骗人的假象之上的” ^[154] ，是“一种隐藏着……施加新压迫的命令”。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应该对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加以赞扬，也不应该把争取放宽书报检查作为奋斗目标，而应该为彻底消灭书报检查制度而奋斗。因此，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吹捧新检查令，宣扬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实现所谓“出版自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在替普鲁士王朝及反动法令涂脂抹粉！

《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广泛接触实际，更加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政治斗争，埋头于“自我深化”的错误。他说：德国哲学，脱离现实斗争，脱离人民群众，缺乏经常的战斗准备，对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而喜欢从事纯粹抽象的研究；它的内容艰深莫测，文字晦涩难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 ^[155] 。这段话，也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哲学是不依赖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哲学学说是纯粹思想的产物。马克思多次批判了这个错误观点。在《莱茵报》上，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哲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哲学思想是时代和群众的产物，“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 ^[156] 。因此，“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 ^[157] 。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哲学既然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它就必须从形式到内容都与现实世界接触并互相作用；只有这样，它才能表明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是改造社会的实践力量。

1842年夏，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组成了一个脱离实际生活，沉醉于抽象的哲学争论的无神论小组。这个自称为“自由人”的小集团，在政治上自我吹嘘，在生活上放荡不羁，胡作非为，“做出种种‘蠢事’” ^[158] 。他们的胡闹，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

“自由人”集团除了继续玩弄纯抽象的理论判断之外，有时又以最极端的面目出现，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主张打倒一切，批判和否定一切现存事物，并且把任何反对他们这种错误倾向的人都斥之为“中庸主义者”。埃德加尔·鲍威尔在《论中庸》一文中宣称：任何原则都是极端彻底的，真正的政党只有两种：一种是极左的，另一种是极右的，其他都是没有原则的。埃德加尔·鲍威尔这种貌似革命的论调，实际上起着分裂革命阵营、涣散革命力量、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作用。

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自由人”这种错误的理论。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159] 在当时的条件下，德国人民面临着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不仅需要发动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也需要联合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各种反封建力量，结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自由人”的态度，实际上是把一切中坚力量推向敌人的营垒，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同时，这种不顾客观条件，不负责任地高喊打倒一切的态度，正好为反动政府提供镇压革命运动、加强书报检查的借口，这正是反动政府求之不得的。由此可见，这些以极端革命的面孔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实际上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正以自己的行动为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效劳。

马克思非常重视革命报刊的工作。他认为《莱茵报》这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是当时反对德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阵地。因此，决心在“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 ^[160] 。

办报工作是在毫无出版自由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讨厌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刁难和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这块舆论阵地，既要坚持革命原则，又要掌握斗争策略。

在马克思担任主编以前，这家报纸的编辑鲁滕堡缺乏独立工作的才能，因此柏林的“自由人”完全控制了编辑部。马克思担任主编后，他们企图继续支配报纸，把报纸变成这个小集团唯命是从的工具。他们给编辑部寄来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肥料。所有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有时唱唱高调，以最极端的方式批评国家制度；有时装腔作势，在偶然写成的剧评之类的东西中偷运一点共产主义；有时则大喊大叫，重弹一通无神论的老调。如果听任他们在报上胡言乱语，就不仅会为反动派提供迫害报纸的借口，而且会破坏报纸的革命原则，降低报纸的声誉，缩小报纸的影响和作用。

为了坚守《莱茵报》这块阵地，马克思不允许“自由人”支配和干涉报纸的编辑工作，制止他们在报纸上胡言乱语，淘汰他们寄到编辑部的那些毫无价值的文章，并且对他们作品中的恶劣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写信告诉卢格说：“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 ^[161] 马克思指出，如果按照“自由人”的原则办报，必然会断送报纸的前途。因此，反对“自由人”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反对普鲁士反动政府对报纸的迫害、粉碎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摧毁革命报刊的阴谋、坚持革命舆论阵地的斗争。

柏林“自由人”拒绝马克思的批评，对马克思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甚至给马克思加上“保守分子”的罪名。从此，马克思和这伙吹牛家断了私人关系。 u2As4J3AOGkfF73W09nqe0FNMMcNuUOsn5W/dnW42ZPyo3673SJ/WIP2dybOVH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