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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年鉴》停刊以后，马克思又获得了时间，来研究人类先进的文化遗产。巴黎学术界活跃的思想交流和丰富的图书资料，给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期间，他投身于浩瀚的书海中，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著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对法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直非常钦佩，他早就打算研究法国革命史，以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来激励尚未觉醒的德国人民，并且从法国革命中总结出对德国和世界革命有用的经验。来巴黎以前，马克思已对法国革命史进行了研究。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法国人权宣言和1793年、1795年宪法的性质，指出他们所包含的人权内容，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需要的范围。在巴黎期间，他详细研究了1789年法国革命史，特别研究了“第三等级”的历史，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梯也尔和米涅的著作。他原来打算写作一部法国议会史，但觉得议会斗争并不是理解法国革命的最主要东西，因而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史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一些论文和著作中，曾经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例如，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他通过分析拿破仑消灭赤贫计划的破产，指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 [125]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他用专门的一节《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总结了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其党失败的原因，探讨了法国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1830年法国革命的意义，指出“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完成……他们把这个国家看作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作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 [126] 。
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法国历史文献的作者，多数具有杰出的才能，能够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叙述历史，把法国革命历史看做阶级斗争的不断连续。例如，弗兰斯瓦·基佐（1787—1874）曾经从财产关系，主要是土地关系的变化来说明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内容，法国的历史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僧侣和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18世纪的革命乃是“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披着党派外衣的阶级斗争”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法国的历史。梯也尔在《第三等级的起源和胜利史》中，也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法国历史，把第三等级与僧侣、贵族等级对立起来。当然，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肤浅的。马克思研究了他们的著作，从中汲取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知识。马克思常常否认自己首先发现阶级的存在和首创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认为在他以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叙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自己的新贡献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27]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也系统地研究了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昂利·圣西门（1760—1825）、沙利·傅立叶（1772—1837）、罗伯特·欧文（1771—1858）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这个时候，英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建立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所固有的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重演，工人生活贫困不堪，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理性王国”的幻想破灭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反抗。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包含有积极的因素，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首先，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社会制度，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犯罪就是这个制度的灵魂；欧文进一步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们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128] 。其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描写未来的社会制度时，尽管有着许多空想的、错误的和荒诞的东西，但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例如，圣西门提出“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原则和国家消亡的思想；傅立叶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将由沉重的负担和谋生的手段变为乐生的要素；傅立叶和欧文还提出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和城乡对立的方案，并且提出教育必须和劳动相结合的原理。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既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他们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尖锐，随着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空想社会主义者越来越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也越来越成为反对革命运动的反动分子。
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曾经读过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中，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小型试验作了一定的批判。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他对这个问题还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系统深入地研究了19世纪初期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也研究了他们的继承者的著作。他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著作中，吸取了科学的积极因素，批判了反科学的、空想的因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积聚了思想材料。
马克思在大学读书时，主要研究哲学和历史，对于经济学一无所知。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经常碰到要对物质利益关系发表意见的事情，深切感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离开《莱茵报》后，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他又深切感到，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129] 。因此，他到巴黎以后，便用主要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研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早期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学派，它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大卫·李嘉图为止；在法国从布瓦岐尔培尔开始，到西斯蒙第为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者，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在经济理论方面，有着一定的科学功绩。他们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生产关系，奠定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对于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态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等理论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
但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是相对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是永恒的、唯一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把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当成人类社会永恒的规律。这种阶级局限性，使他们在科学上不能继续前进。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未发展的时期。当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的阶级斗争的时候，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从此以后，“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而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 [130] 。这些领津贴者的辩护论者，就是庸俗的经济学者。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研究了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按照恩格斯提供的线索，读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读了萨伊、斯卡贝克、麦克库洛赫、脱拉西、布瓦岐尔培尔等著作，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遗留至今的《巴黎笔记》共有九册，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所作的简要评注，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在《巴黎笔记》第二册关于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一书的评注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伪性作了深刻批判，指出它以抽象的一般规律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写道：“对李嘉图学派来说，问题仅仅在于一般规律。至于这种规律怎样实现，千百人是否因此而破产，这对规律和政治经济学家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他指出，在为私有财产分开的利益对立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不同生产部门利益一致的原理，关于劳动和资本统一的原理，关于生产和消费统一的原理，都是“无耻的诡辩”。
在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评注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生产过剩和劳动者的过度贫困，“而且也碰到一方面是资本和它的使用方式的扩大以及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扩大而缺少生产机会的怪事”。这就说明，虽然资本在扩大，资本的使用方式也在扩大，但生产的机会却减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着重说明，积累的增加，资本的扩大，不仅不会造成劳动工资的提高，而且会使工资下降；“现在在一切工业国家中，工人数量都超过需求并且每天都会由失业的无产阶级补充，正像他们从自己方面每天补充失业的无产者一样。（同斯密所说的）相反，积累同竞争一起带来一个结果：工资越来越被压低”。
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资本家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工人不过是劳动的机器。由此可以做出结论：（1）政治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的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这些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2）人的生活本身完全没有价值。（3）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仅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费用，工人阶级仅仅是为纯收入即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他们自己仍然是而且必定是劳动机器。
马克思在巴黎研究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成果，是大约写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这份手稿的内容，我们将在下节叙述。
马克思在巴黎的研究工作，是他一生研究工作的一个短暂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从研究范围的广泛、研究工作中贯穿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研究态度的勤恳踏实等方面来说，正是他一生研究工作的缩影。
在巴黎的研究工作，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这个时期以前和这个时期所特别着重研究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对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决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131]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保尔·拉法格也写道：“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