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创办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
——《德法年鉴》

马克思来到巴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版“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 ^[98] ，由他与卢格共同主编。

卢格曾经主编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刊物《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简称《德国年鉴》）。1843年初，《德国年鉴》被萨克森政府查封，这时正好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于是卢格就向马克思建议，共同在国外出版一个刊物，马克思赞同这个建议。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宣传革命观点，团结革命队伍，出版一个刊物是非常必要的。

但马克思不同意恢复已被查封多年的《德国年鉴》。他希望新的刊物走出抽象批判的圈子，具有更加鲜明的革命色彩。“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 ^[99] 必须把德国先进哲学和法国政治斗争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此，他建议把新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他认为新刊物“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 ^[100] 。卢格同意这个意见，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刊物使两个民族在精神上接近起来”。

《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843年夏天。当时马克思住在克罗茨纳赫，他除了从事研究工作、为刊物撰写稿件外，还与一些著名作家联系，争取他们的合作。马克思曾经写信给费尔巴哈，要求他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认为对反动哲学家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的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 ^[101] 。马克思在巴黎的头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工作上。由于卢格生病，编辑的责任几乎完全由马克思独立承担。

经过马克思的认真准备，到1843年底，《德法年鉴》的出版工作已经获得很大进展。1844年1月，恩格斯在给英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说，《德法年鉴》得到了德法两国许多杰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支持，“就在创刊号出版以前，它的成就就已经是肯定的了” ^[102] 。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第1—2期合刊号。这一期撰稿人中虽然没有法国的优秀作者，但却包括德国民主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卢格、费尔巴哈、海涅、赫斯、海尔维格等。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发表了给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论文。恩格斯也发表了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使这期刊物具有不朽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首次并列在一个刊物上，表明这两位伟大革命导师共同事业的开始。

《德法年鉴》创刊号以马克思和卢格的通讯开头。卢格对德国革命前途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他写道：“德国是由一些卑鄙顺从的庸众组成的，他们以绵羊般的克制忍受着暴政，因此，不应该幻想着德国会发生革命。”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人民没有前途。”很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它不仅歪曲了德国的现状，而且会使人们感到悲观，放弃革命斗争。

马克思批评了卢格的观点。他指出，为德国革命唱挽歌是毫无根据的。的确，在德国笼罩着极端反动的气氛。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它使世界变为不是人的世界，使人不成其为人。而那些政治庸人们，却对这个制度无限忠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耻辱和愤慨。

但马克思与卢格根本不同。他既没有因反动统治的表面稳固而气馁，也没有因德国人民尚未觉醒而灰心。他仔细考察了国家的现状，从绝望中发现了希望。他指出，在这个反动制度下，随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强，阶级对立必然日益尖锐，从而，一次深刻的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写道：德国这条满载傻瓜的船虽然有时也能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 ^[103] 。

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马克思也与卢格不同，他不是采取消极态度，而是主张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革命的早日胜利。他表示决心“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为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在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中，《德法年鉴》的任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这个任务就是对现存的封建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国家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104] 同时，在批判旧世界中，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给群众提出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指出，当时充斥社会的各种社会改革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宣布一些据说是适合任何时候一劳永逸的决定，但是他们对未来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的理论也是错误的，像卡贝、德萨米等人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他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 ^[105] 。马克思指出，新的刊物不是树立一面教条主义的旗帜，不是要像那些社会改革家一样预料未来，不是要向群众宣布一些一劳永逸、万古不变的决定，而是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为此，新的刊物必须把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同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106] 只有这样，这个刊物才不会变成空想家的说教，而成为指导和鼓舞群众革命斗争的旗帜。

马克思给卢格的信大约写于1843年3月至9月间，这些信件以其对革命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信心而高于同时代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

《德法年鉴》的出版，是当时德法两国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年鉴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马克思的战友丹尼尔逊说：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做是“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写信告诉他的兄弟威廉：“几天前我收到……《德法年鉴》的头两期。如果可能，你最好把它们找来一读，因为那里面有一些出色的文章、作品，要比那已经停刊的《哈姆年鉴》上所刊载的最好的东西强千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读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后，写信对赫尔岑说：“我找到了真理，我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当时在巴黎的俄国人几乎人手一份，在莱比锡、柏林、维也纳也有大批人要求订阅。直至1844年10月，恩格斯还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德国，“对《年鉴》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 ^[107] 。

德国的反动报刊也很快觉察到《德法年鉴》的革命倾向和广泛影响，因而开始对它进行攻击。1844年4月4日，莱比锡一家反动报纸写道：《德法年鉴》的编辑和作者的目的是“把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奉若神明，只对它寄予希望和信任”，因此，“德国自由主义报刊的神圣职责就是坚决表示自己的愤慨，毅然割断同他们的一切联系”。另一家保守的报纸则指责《德法年鉴》的批判毫不留情，“它的论战超出了一切美学的标准，它的讽刺笔调虽然不像匕首那样锋利，但却像一个粗壮的拳头的打击”。

《德法年鉴》只出了1—2期合刊号就停刊了。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 ^[108] 。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已经实际参加工人运动，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卢格却是一个市侩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鄙视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害怕实行共产主义会使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对共产主义极端憎恶；“他把共产主义看作一切愚蠢之中最愚蠢、看作头脑简单者所宣传的新基督教、看作一旦实现就会使人类社会退化为牧场的一种学说” ^[109]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主张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卢格却根本不打算进行革命斗争，他竭力宣扬自己“社会改良”的美妙幻想，完全拒绝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就是他们的分歧所在。

马克思和卢格本来就有分歧，巴黎几个月的生活，对他们的思想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分歧加深了。正如梅林所说：“在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马克思像一艘劲艇，乘风破浪，终于驶到开阔的海域，而卢格则像一块核桃壳，畏畏缩缩地极想退回到岸边的浅滩。” ^[110]

此外，资金困难也是《年鉴》停刊的一个原因。《年鉴》出版时，普鲁士政府立即下令禁止它运入国境，在秘密运送途中损失很多，有的在边境就被没收。全部3000册杂志只有1/3到达读者手中。原来的资金用完了，继续出版发生了困难。这也是《年鉴》停刊的重要原因。 Bgo20+tGqwz0QIIeLUO5Lfw2K/bIBVdiZR3zcl9D5OCHJX2lsKdNGrV1DbQf3V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