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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从克洛茨纳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马克思决定离开祖国并不是偶然的，自从参加《莱茵报》工作以来，他已看透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深深感到在那里不可能进行任何积聚革命力量、宣传革命理论的工作。《莱茵报》被查封后，他就决定离开祖国，为革命力量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1843年3月，他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坑，而且一天天的越陷越深。” [87] 同年9月，他又对卢格说：“……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所以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点。” [88]
当时，法国首都巴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新集合地点。巴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巴黎一直是革命运动的中心。1830年，以巴黎为中心的七月革命粉碎了法国封建势力的复辟阴谋，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的国际组织神圣同盟，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时，巴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地方，因而也是研究和吸取法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经验、训练革命队伍的理想城市。
巴黎还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策源地。这里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和大量的社会主义出版物，聚集着许多社会主义学派的活动家。布朗基、卡贝、蒲鲁东等人，都曾经在这里从事著作和活动。因此，在这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具备许多有利的条件。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巴黎是德国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当时住着8.5万德国人。他们和德国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可以有效地积聚一直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并通过他们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德国。
马克思充分考虑了上述有利条件，因而决定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到巴黎去。他在1843年秋天写信对卢格说：“到巴黎去吧，到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困难都能克服，困难之大我是完全知道的。” [89]
马克思到巴黎后不久，就与德法两国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经历了产业革命，工业迅速发展。巴黎是法国主要工业中心。与德国不同，这里已经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现代工人队伍，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日益激烈。1835年，巴黎出现了一些以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秘密革命团体，其中主要的有布朗基的“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5月，四季社在巴黎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失败，但是40年代初期，巴黎工人仍然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他们阅读和热烈讨论一些有关革命的书籍，企图从那里找到进行革命的启示。
在《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开始注意工人阶级的斗争。他在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中指出，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离开《莱茵报》后，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人类真正获得解放。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应该依靠哪个阶级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来到巴黎后，马克思投身于工人阶级火热的斗争中。为了了解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他和他的夫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他们经常到工人家庭进行访问，和普通工人交朋友。有许多夜晚，马克思在工人住宅里，或者在工人们聚集的小酒店中，与他们促膝谈心。工人们把他当做自己的知心人，向他叙述了自己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资产阶级的贪婪残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他们也向他讲到自己的斗争和斗争失败后的困难处境，以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自己想象中的新世界的图案；他们还向他表达了斗争的决心和对革命理论的渴望。
马克思还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这个时候，德国流亡者在巴黎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与同盟建立了联系，并且“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 [90] 。但是，他当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 [91] 。因为所有这些团体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的，他们有的以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基础，有的信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有的崇拜布朗基的密谋暴动学说。这些团体几乎都保存着宗派主义的、密谋活动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并不赞成。这就是他不愿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原因。但马克思积极与他们保持联系。在他看来，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对工人团体的影响，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它反映了工人运动还不成熟。因此，与这些团体保持联系，不仅可以从它们那里吸取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影响它们的成员，使他们逐步放弃空想观点，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
同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和参加工人的活动，对于马克思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发生了重大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受到残酷剥削，过着贫困的生活。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运动，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然的，“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 [92] 。这种贫困现象，“既在时间上周期性地重复着，又在空间上广泛地扩展着，而且根本无法消除” [93] 。
工人阶级和中世纪的无产者根本不同，它是与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锻炼了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运动，使马克思深刻了解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法国工人时，激动地写道：“从他们口中所说出的人类友谊不是空话，而是真理。”同年底，马克思在《神圣家庭》一书中，再一次热烈赞扬工人阶级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94] 。
工人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了解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力量，认识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伟大历史作用。在这里，他找到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他在巴黎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写道：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95] 。
由此可见，与工人阶级直接联系，参加工人阶级的活动，是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到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的一步。如果说，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还处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阶段的话，那么，当他于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了。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熟悉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斗争，把他看做德国革命民主阵营的杰出人物，对他非常尊敬。流亡在巴黎的德国革命者艾韦贝说：“卡尔·马克思具有非凡的才智、钢铁般的性格和敏锐坚定的头脑，而且学问十分渊博，他埋头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与马克思来往比较密切的有海尔维格和海涅等人。
乔治·海尔维格（1817—1875）是德国革命民主派诗人。1841年，他发表了革命诗集《生者的诗》，受到德国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1842年发表了著名的《党之歌》，反对诗歌超越党派、脱离政治的主张，提倡诗歌为政治服务：
党啊！党啊！谁能不要党，
它是一切胜利的源泉。
诗人怎能摒弃这个，
产生一切美景的字眼？
要坦率的像个男子：你赞成还是反对？
它的口号是：你选择奴隶还是自由？
即使神灵从天空下降，
也要在党的尖顶上战斗。
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与海尔维格认识。他赞赏海尔维格的《党之歌》中反对诗歌脱离政治、脱离党派的主张。他在同年7月发表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写道：“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 [96]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和海尔维格来往比较密切，有一个时期曾经住在一起。马克思把他看做一个有才能的革命诗人。海尔维格对马克思也非常尊敬。但是他们的友谊并没有保持长久。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海尔维格企图从巴黎组织志愿军开赴德国。这个“以革命为儿戏”的冒险计划遭到马克思的反对，他们的友谊也从此结束。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马克思在巴黎的亲密朋友。从20年代开始，海涅就用诗做武器，向德国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攻击。40年代初，海涅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接近工人群众，同情工人的斗争，希望有一个“最进步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工人阶级的领袖。
在《德法年鉴》上，海涅发表了《国王路德维希的颂歌》，从此开始了他与马克思的友谊。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创作的诗篇具有更高的政治气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政治诗集《时代的诗》里，诗人愤怒地控诉了德国统治者的专制和野蛮，无情地鞭挞那些对统治者奴颜婢膝的德国庸人，尖锐地揭露和嘲笑封建神秘主义和各种宗教骗局。在《等着吧》一诗中，诗人预言革命即将来临，并向反动派进行公开挑战。正是在同马克思密切交往的1844年，诗人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这篇作品里，诗人不仅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则，还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号召人们去实现美好的理想：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们制作——
我们要在地上，建筑起天国。
我们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愿老是饥肠辘辘，
再不愿把勤劳的两手得到的东西，
拿去饱那吃闲饭的肚腹。
为着一切的人们，
这地上有足够的面包产生。
玫瑰花呀，常春树呀，美呀，乐呀，
甜豌豆呀，也能同样滋生。
在长诗的最后，诗人满怀信心，以无比的激情，欢呼一个新世纪的诞生：
一个新时代在生长，
全没有粉饰和罪恶，
它带来了自由思想、自由空气，
我要向它宣告一切。
马克思和燕妮都非常喜爱海涅这些革命的优美的诗篇，那时海涅差不多每天都要去拜访马克思夫妇，在他们家里共同度过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时光。有时海涅兴高采烈地向自己的朋友朗诵新的作品，马克思夫妇非常热情和认真地帮助他修改。往往为了推敲一首小诗，要花上好几个钟头。有时诗人因遭到反动报刊的恶意攻击而心情不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夫妇总是会耐心地安慰他，使他重新振作精神。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用海涅的话来说，他们“只需要些微暗示便能互相了解”。1845年初，马克思离开巴黎时，对海涅依依不舍。他在给海涅的信中写道：“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 [97] 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了许多年。虽然海涅在政治思想上从未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但他对马克思的友谊始终不渝。他曾经写了下面的评论表达自己对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领袖的敬意：“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比较隐蔽的领袖大都是大逻辑学家，其中最有力的人物都出身于黑格尔学派。这些革命大师和他们那些坚决到不留情面的学生是德国仅有的一些有生气的人物，我看未来恐怕是属于他们的。”
除了与德国民主主义者往来之外，马克思还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广泛接触，就许多政治和理论问题交换意见。例如，马克思曾经会见俄国政治活动家巴枯宁、波特金、托尔斯泰，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勒鲁、勃朗等人。1844年7月，马克思结识了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费了许多时间向蒲鲁东解释黑格尔哲学。但马克思和上述这些人都未能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因为他们所主张和宣传的理论，与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时期所有接触过马克思的人，都对他的革命品质和渊博学识有着深刻的印象。巴枯宁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敌人，但他在1871年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这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而且这个人，从我在1844年同他在巴黎最初相识时起，据我所知，就一直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和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