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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莱茵报》，使马克思重新获得自由，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探讨他在办报过程中碰到的难题。
1843年5月中旬，马克思回到故乡特利尔。同年6月19日，他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结婚。他们两人已经订婚七年，现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以后，他们在反对旧世界的斗争中共患难，同辛劳。他们的爱情，成了革命伴侣最光辉的典范。正如他们的幼女爱琳娜所说：在整整一生中“无论是在幸福和不幸福的时刻，这对毕生相亲相爱的伴侣都患难相依，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完结，甚至死后他俩也没有分离” [72] 。
在特利尔和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大约住了半年，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费尔巴哈哲学。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他于1841年发表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批判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1843年3月，他发表了另一部主要著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但这是不对的；“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 [73] 。因此，只要把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74] 。
马克思认真研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赞成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他的《未来哲学》等著作“超过了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75] 。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的著作对他有着重大影响。恩格斯曾经说过，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对当时的知识界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76] 。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观点并不完全同意。1842年3月，他写信告诉卢格，在宗教问题上，他“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 [77] 。1843年3月，他读了《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之后，又写信对卢格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 [78] 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作了深刻的批判。
尽管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费尔巴哈的观点，但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颠倒过来”的思想，却给他很大的启发。于是，他决定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还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吹捧为“最完美的国家形式”是错误的。因此他决定写一篇文章批判黑格尔，“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 [79] 。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1843年，他在特利尔和克罗茨纳赫继续进行这一研究，写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直至1927年才第一次公之于世。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马克思阐述了一系列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原理。
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着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他“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马克思把这种头足倒置的观点颠倒过来，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 [80] 这样，马克思确立了以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国家现实基础的观点。这个观点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私事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 [81]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政权统治着私有财产，使私有财产服从自己和整体的普遍利益。这又是头足倒置。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国家制度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私有财产是规定者，国家制度是被规定者。只有从私有财产关系中，才能了解现代国家的本质。
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作为理想的国家制度，认为君主的主权体现了人民的主权。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人民的主权与君主的主权是根本不同的，“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 [82] 。凡是君主拥有主权的地方，人民就没有主权。这种人民没有主权的君主制，不符合国家的概念，“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 [83] 。只有人民拥有主权的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才符合国家的概念，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的最终目的。在民主制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不再与人民相对立，而成为“人民的特殊存在形式” [84]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根本不同。这是真正的民主制，是对资产阶级虚假的民主制的否定。
黑格尔不仅美化君主立宪制，而且赞同官僚国家体制。与此相反，马克思对官僚制作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官僚制的基础是社会上分裂为利益不同的同业公会。社会上创造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即由于财产私有和利益不同而互相对立的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制度。在官僚制度下，国家政权成为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这里各个等级互相依赖，每个人都在一定等级中占据一个位置，“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85] 。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入地考察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认为用唯心主义方法研究问题，“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 [86] 是错误的。他认为，研究任何问题，不应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的、实际的材料，从中作出科学的结论。为此，他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同时，研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
现在保留下来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大约写于1843年6—8月。笔记大量摘录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和卢梭、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等的著作，并根据材料的形式进行分类。从《一般国家》、《官僚政治，官吏的本质》、《市民社会》、《财产及其后果》等分类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对历史著作的研究与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摘录中特别着重收集政治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材料，前者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所有制关系对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机构的决定作用，后者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这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但他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是此后不久在巴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