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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评述了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 [42] 。在这篇文章和随后发表的《摩赛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马克思公开捍卫政治上、社会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
当时，德国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德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地主阶级对森林、草地和从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土地进行大规模掠夺。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树木。1836年，在普鲁士邦所有20万件刑事案件中，与私伐林木、盗捕鱼鸟有关的就有15万件，即达3/4。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对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做“盗窃”来惩治。
马克思利用省议会的辩论记录，揭露了林木占有者的贪图私利和省议会维护剥削者利益的阶级实质。指出，林木占有者的本性是“愚蠢庸俗、斤斤计较、贪图私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把斧头和锯子区分开来，要求对用锯子代替斧头砍伐林木者加重治罪；另一方面，又把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这两个根本不同的行为混为一谈，要求对捡拾枯枝的人也按“盗窃”论罪。他们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为了枯死的树枝，不惜把许多无辜的贫苦群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 [43] 。
马克思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 [44] ，反对剥夺群众使用公共树木的权利。他指出，许多世纪以来，贫苦群众都在利用自然界的产物，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这种习惯权利是完全合法的，它比法律更有力量。贫苦群众使用林木，就是这种习惯权利之一。因此，禁止贫苦群众使用林木，就是损害他们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对他们赤裸裸的剥夺。他坚决要求保留贫苦群众的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 [45] 。
通过分析“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在等级国家里，“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 [46] 。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47]
等级议会也是保护私人利益的工具。马克思写道：“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 [48] 省议会对待每个问题的态度，都是以剥削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它践踏了法律，袒护了特定的私人利益，并把私人利益作为最终目的。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自私的、虚伪的两面派。马克思通过分析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的发言，深刻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嘴脸。马克思写道：“（从省议会的辩论中，）我们看到，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幅把一切都染成粉红色。当需要别人充当自己工具的牺牲品时，当问题是要粉饰自己的两面手法时，自私自利就戴上粉红色的眼镜，这样一来，它的工具和手段就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色彩；它就用轻信而温柔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渺茫、甜蜜的幻想来给自己和别人催眠。它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闪耀着善良的微笑。它把自己敌人的手握得发痛，但这是出于信任。然而突然情况变了：现在已经是关于本身利益的问题……这时，精明而世故的自私自利便小心翼翼而疑虑重重地戴上深谋远虑的黑色眼镜，实际的眼镜。自私自利像老练的马贩子一样，把人们细细地从上到下打量一遍，并且认为别人也像它一样渺小、卑鄙和肮脏。” [49]
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情况的论文，虽然主要的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政治和法律方面揭露剥削阶级的本性，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已经初步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来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看出国家和法不过是大私有者的工具，公开表明自己站在备受压迫的贫苦人民一边。这就说明，他对社会的观察已前进了一步。
像其他论文一样，马克思这篇文章也得到德国先进人士的热烈赞扬。1843年2月28日，《曼海姆晚报》对这篇文章作了如下评论：“这篇长文的读者还都很清楚地记得，作者在钻入代表们的空论以后从内部加以摧毁时所表现的那种机敏和果断的智慧，那种真正令人敬佩的辩证法；具有这样的势如破竹的摧毁力的批判的智慧是不常见的。”
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的第二天，就与一家反动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展开论战。
在马克思担任主编前，《莱茵报》曾转载魏特林《年轻一代》上一篇关于柏林家庭私宅的短评，又曾在关于斯特拉斯堡社会学家会议的报道中加上如下一段按语：“……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目前掌握法国大权的中等等级的一部分财产。现代的中等等级在免遭突然袭击方面比1789年的贵族优越得多，它应该相信，问题会通过和平的方式求得解决。”《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德国以至欧洲有一定影响，而它关于共产主义的攻击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因此，马克思立即对它进行批驳。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当前具有欧洲意义的重要问题。《奥格斯堡总汇报》鼓吹把共产主义放在君主政体的控制之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随着中等等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也面临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在法国革命时的情况。那时中等等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等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 [50] 。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1831年和1834年的工人起义，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奥格斯堡总汇报》企图以愤恨和沉默来推翻和规避眼前的事实，是根本办不到的。
但是，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及其弟子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或者是蒲鲁东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都存在许多空想的、不科学的内容。例如，傅立叶竟宣告私有财产是一种特权。这个结论当然不能同意。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 [51]
马克思说，我们没有本事用一句空话来解决那些正在由英法等民族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尤其是蒲鲁东的著作，不能仅凭一时的想象做出肤浅的批判；要对它进行批判，必须进行不断的、深入的研究。后来马克思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实际知识远远不够，不容许他对这些理论加以评论。” [52]
于是，马克思开始认真研读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参加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不久就获得了这方面的丰富知识。1845年初，他计划与恩格斯共同编辑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从保存下来的关于出版文丛的计划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那时已经熟悉包括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邦纳罗蒂等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 [53]
1843年初，马克思在《莱茵报》上连续发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对封建社会制度和普鲁士官僚国家进行无情的批判，再一次捍卫贫苦农民的利益。
在此之前，《莱茵报》未加署名发表该报记者科布伦茨的通讯，叙述摩塞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贫困处境，批评政府对他们不加任何帮助。莱茵省总督冯·莎培尔对这篇通讯十分不满，指责记者造谣中伤、诽谤政府和引起敌意。官方对《莱茵报》提出直接的挑战。作为《莱茵报》主编，马克思立即起而应战。1843年1月15—20日，《莱茵报》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54] 这就是说，摩塞尔河农民的贫困状况，既不是由自然原因造成，也不应该从个别官员的过失中找到解释；国家对摩塞尔河农民的贫困处境无动于衷，不加任何帮助，也不应该归罪于个别官员的恶意。这一切都是由“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首先是由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普鲁士专制制度所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
针对莱茵省总督莎培尔关于“歪曲事实、诽谤政府”的指责，马克思列举大量材料，说明摩塞尔河农民的贫困状况是无法否认的：“谁要是明白葡萄酒酿造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已经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他们的业务活动中，甚至在他们的精神状态上引起了怎样的（愈来愈厉害的）变化，那末，当他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55] 但官员们不愿承认农民的贫困，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当这贫困状况已尽人皆知的时候，则把过错推给农民，好像贫困和灾难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在官僚们看来，农民的贫困与政府无关，不必进行帮助。这样，他们就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利益与农民利益相对立的真面目。
这篇文章是尖锐的。马克思对遭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十分同情，对傲慢的官僚进行严厉的鞭挞。当他亲自接触农民，深入了解了他们的贫困状况的时候，更坚决地摒弃了德国哲学那种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和玄妙的自我深化的风格。他说：“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 [56] 作为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他的文章受到人民的欢迎，却吓坏了反动派。 [57]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马克思收集和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到摩塞尔河沿岸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同以往其他文章比较起来，这篇文章更多地接触了经济问题。后来他一再说过，关于摩塞尔河农民状况的论战，是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