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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完成了第一篇政论文章后，立即把斗争阵地转移到刚刚创刊的《莱茵报》，通过这家报纸，继续进行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
创刊于1842年元旦的《莱茵报》，编辑大权掌握在青年黑格尔派手中。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都是精明强干、笔锋锐利的人，因而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成为这份莱茵地区资产阶级机关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马克思非常重视《莱茵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重要阵地。因此，他积极参加报纸的筹备和出版。创刊初期，经他推荐，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鲁滕堡担任报纸主编。但在办报过程中，鲁滕堡表现出“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 [21] ，不能胜任主编工作。因此，从1842年8月底，马克思成了报纸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842年10月15日正式担任主编。他具有极高的批判能力、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编辑工作方面惊人的组织才能。他主持编辑部期间，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表现得愈益浓厚” [22] ，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1842年8月报纸只有885个订户；同年11月订户增至1820个；1843年1月又增至3400个。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报纸的影响不仅超出莱茵省，而且超出普鲁士。正如当时的《曼海姆晚报》所说：“这家报纸的订户在德国和国外每天都在增加，进步和自由的朋友……有了一份保卫他们利益的机关报。”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不少出色的文章，论述了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活动的论文，占着主要地位。
莱茵省议会同普鲁士其他各省议会一样，是由王室设立的假民意机关，主要代表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1841年5—7月，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在杜塞尔多夫召开，主要讨论出版自由、教会纠纷和所谓林木盗窃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后，立即对省议会的辩论情况进行评论。因为评论省议会的活动，能够深刻揭露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阶级实质，破除人们对议会的幻想，击中统治阶级的要害。为此，他根据省议会公布的记录，对出版自由、教会纠纷和所谓林木盗窃等问题，写了三篇评论文章。 [23] 这些文章十分出色，构思广泛而深刻，文笔有力而生动，逻辑严密，论据充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论了省议会“关于出版社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纪录的辩论”。这篇文章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样，都是为了捍卫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把出版自由与各个等级的利益联系起来，从不同等级的态度来考察问题了。
马克思指出，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参加辩论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一定的等级代表；每个发言人对出版自由的态度，是由他们的等级利益所决定的；在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等级利益而斗争，因而，“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24] 。
根据各个等级代表在莱茵省议会上的发言材料，马克思卓越地分析了诸侯、贵族、市民和农民代表对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
诸侯等级坚决反对出版自由，热烈欢迎书报检查制度。他们认为，在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例如荷兰，出版物不仅“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而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普鲁士，“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并没有受到限制。 [25] 这种荒谬的论调遭到马克思的痛斥。
马克思指出，出版自由并不是万能博士，不是包医百病、有求必应的医生；因此，要求出版自由来防止国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要求正像一位大发雷霆的作家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 [26] 至于说荷兰的出版物促进了比利时的革命，这更不能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比利时脱离荷兰，完全合乎历史情况和人民要求。自由出版物参加了这个革命，正说明它是人民革命的一部分。而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德国，精神的发展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经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 [27] 虽然这个时期德国也产生过一些优秀的著作，但这并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功劳，恰恰相反，它们是由于违背了这个制度才产生的。诸侯等级的代表援引这些情况来说明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真是荒唐可笑。马克思指出，法国革命时期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虽然是在监狱里受教育的，但是，难道可以由此而认为监狱是培养演说家的高等学校吗？
贵族等级也坚决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认为，自由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因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捏造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出版自由。例如，他们说，人一生下来由于不完善不成熟而需要教育，自由出版物广泛传播坏的原则，进一步鼓励坏的思潮，从而造成道德败坏。
马克思逐点驳斥贵族等级的谬论。他首先指出，用所谓人类不完善作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是荒谬的。如果一种东西的不完善是反对另一种东西存在的理由，那么，人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仅人本身是不完善的，而且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说，其中没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 [28] 。
所谓出版自由会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败坏社会的道德，也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指出，不是自由的出版物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造成道德的败坏；恰恰相反，传播坏的思想和影响，败坏社会道德的，正是经过检查的出版物。因为这种出版物宣传伪善，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欺骗。它使整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使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29] 。
自由出版当然也有缺点，但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自己克服，根本没有必要由检查制度来“预防”或“纠正”。检查制度不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医生，而是残害人类精神发展的庸医。它“治疗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万能工具——刀子。……它是一个施行外科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一切，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都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砍掉。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 [30] 。
马克思接着分析城市等级即资产阶级的态度。城市等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说，出版自由本来是很“美妙的东西”，可惜它被“坏人”参与了；因此，除了把它扼杀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他们举例说，在法国由于存在出版自由，因而造成“事态的变动和对未来毫无信心” [31] 。这是那些被人民群众要求自由的呼声吓破了胆，特别是对法国刚刚出现的无产阶级斗争感到恐惧的“资产者反对派”的态度。他们是典型的德国庸人，惯于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 [32] 。这些谬论的荒唐可笑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甚至不屑于用较多的笔墨去批驳它，只用辛辣的笔调，给人们勾画出这些“城市反动派”的嘴脸。他讽刺地写道：“宇宙科学发现地球是恒动的物体时，不少安闲的德国庸人曾紧紧抱住自己的睡帽，对祖国的永恒变动唉声叹气；而对未来的毫无信心，使他们对随时能倒立的房屋也发生憎恶。” [33] 这就是城市反动派的写照。他们反对出版自由的理由，也与憎恶房屋的理由一样荒谬可笑。
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赞成出版自由。他们从维护行业自由的角度出发，为出版自由作辩护。他们认为出版自由和行业自由，都是一般自由的不同种类，既然行业自由可以存在，为什么出版自由就不能存在呢？
马克思对这种论调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种观点虽然“比德国自由主义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 [34] ，但是，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这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出版自由的保护” [35] 。因为所谓行业自由，不过是买卖的自由，追逐利润的自由。如果把出版自由降低为行业自由，把出版物当做挣钱的手段，这样的出版物，即使摆脱书报检查的束缚，也决不是自由的。他写道：“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36] 因此，“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 [37] 。
上述几个等级的代表，虽然对出版自由持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反对出版自由，有的人充当出版自由辩护人的角色，但是他们只有倾向的不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之中，“一部分人以等级狭隘性反对出版物，另一部分人则以同样的狭隘性为出版物辩护” [38] 。
在省议会中，只有少数几个农民等级的代表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 [39] 。他们指出，德国人民对出版自由的要求，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加殷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 [40] 。可惜这种观点在议会中非常孤立，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议会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也热情歌颂自由的出版物，认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和英勇喉舌。他指出，虽然反动派对自由出版物横加摧残，但是，正如屠杀不能发现真理、拷问台上拉长脊骨不能使人丧失刚强一样，扼杀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既不能改变人们争取出版自由的决心，也不能阻止人类文化的发展。他庄严地号召作家为维护出版自由而斗争。他指出，作家不应该把作品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而应该用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在必要的时候，作家应该勇敢地“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 [41] 。
通过对出版自由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露了省议会的实质。指出：出版自由的辩论，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省议会并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而是欺骗人民的“故意摆弄的幌子”。它根本不反映人民的意志，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不应该对它存在任何幻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前进了一步。他不仅一般地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而且已经看出这个制度的阶级实质，指出所有剥削阶级实质上都是出版自由的敌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已经看出资产阶级所谓“出版自由”的虚伪性，认为资产阶级虽然主张出版自由，但它不过是以物质束缚代替精神束缚。实际上，像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出版物，不是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因此，真正的出版自由必须既摆脱精神束缚，又摆脱物质束缚。
马克思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出色，得到当时先进的德国人士的热烈赞扬。政论家卢格写道：“对于出版自由，再不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透彻的了。我们的报纸能够首先发表这样成熟、这样卓越、这样善于清除混乱思想的权威作品，确是可以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