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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舆论上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是从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开始的。1842年1—2月，马克思写成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政府刚刚颁布的书报检查令。
早在1819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过一个书报检查令，“给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 [8] ，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人民的反对情绪，造成自由的假象，政府又于1841年底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虚伪地表示：“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 [9] 政府企图通过这种欺诈手段，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加强书报检查制度。
新的书报检查令公布后，确实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起了欺骗作用。有人错误地认为，这个法令有利于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是走向出版自由的第一步。《莱茵报》在1842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新的书报检查令使我们充满了巨大的快乐，也充满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出版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如果得到正确理解和运用，就将对政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 [10]
马克思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力，看穿了这个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与旧的书报检查令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都是代表封建贵族的意志和利益，以扼杀出版自由为目的的。
马克思指出，新检查令要求人们在探讨真理时必须严肃和谦逊。这是对出版物的严重束缚。因为，所谓严肃，就是不许人们用自己的风格去写作。但是，“风格就是人”，如果人们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写作，还有什么自由呢？这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由上司给人们指定写作风格，即指定精神的表现方式的做法，只能造成出版界的死气沉沉和思想僵化。所谓谦逊，就是不许人们探讨、发现和阐明真理。因为，“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 [11] 。要求人们谦逊地探讨真理，实质上就是害怕真理，不许人们探讨真理，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12] 。
由此可见，所谓严肃和谦逊，就是反动政府对人们探讨真理的“阻挠”，就是对作家的“无理的限制”。这是完全违反精神的自由的。马克思严正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13] 这样的法令，是荒谬和反动的。
同旧法令比较起来，新书报检查令对写作活动增加了新的限制。这个法令以追求倾向作为主要标准和基本思想，要求检查官密切注意出版物的倾向，规定：“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 [14] 这样一来，书报检查官就完全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以所谓“有害倾向”为罪名，对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出版物任意摧残。马克思深刻地揭露这种法律的反动性。他指出，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实行这种法律，“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 [15] 。
新书报检查令是虚伪自由主义的杰作。它既要在表面上扩大出版自由，又要在实际上加强控制，因而不能不自相矛盾。马克思以无比锋利的笔调，尖锐地揭露了这个法令中矛盾百出和“头足调置”的条文。例如，法令禁止使用侮辱别人人格、毁坏别人名誉的词句，但它却允许检查官侮辱和毁坏作家的名誉；法令声明反对流言飞语，但它却允许检查官听流言飞语，并且根据流言飞语来判断每个作家的思想倾向；法令强调作家必须谦逊，但它本身的出发点却是骇人听闻的不谦逊，因为它“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最了解旁人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相提并论” [16] 。
马克思接着详细分析法令的主要条文，深入地揭露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例如，法令规定：“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整个阶级的思想方式的作品……不得发表。” [17] 马克思指出，这一条剥夺了报刊对政府官员和国家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
法令规定，检查官应当采取措施，制止报刊登载所谓“内容贫乏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各种流言飞语和人身攻击的议论”。马克思指出，这一条使检查官拥有无上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毫不踌躇地删去不合他的口味的东西” [18] 。
法令规定，报刊编辑必须由那些具有“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性”的完美无缺的人担任。马克思指出，这一条剥夺了报刊出版人挑选编辑的权利。而且，这一条使社会地位成为编辑的决定性条件，因为学术才能和品性都是极不确定的东西，而社会地位却是极其确定的东西。有了这一条，政府就可以通过检查官挑选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也就是拥有土地、财产和特权的贵族及其代理人充当报刊编辑，使报刊在受到官方检查以前，先受编辑的检查。但是，马克思问道，既然政府拥有一批能够判断各种学术才能的人才——检查官，这些人必然具有更高的学术才能；那么，政府为什么不让这群人数众多、博学多才的官员去当作家，用他们的声势去压倒那些官方还没有承认其学术才能的作家呢？马克思讽刺地问道：让这些博学多才的人变成充满缺点的报刊的看守人是否值得？“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19]
最后，马克思指出：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是扼杀一切进步出版物的一无是处的制度。这个制度不需要放宽或改变，而需要根本废除。他写道：“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20] 在这里，马克思的评论实际上告诉人们，普鲁士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正像书报检查制度一样，是反动腐朽的，它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根本的推翻。他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封建专制制度，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把这篇论文寄给了青年黑格尔分子、政论家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希望能够尽快刊印。但他也担心，这篇文章可能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而不能发表。事实果然如此。为了打破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卢格计划在瑞士出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选编一些在德国国内不能发表的政论文章。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个计划。他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于1843年发表于这部论文集的第一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