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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1] 马克思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就是他生活道路上一个重要的界标，展示了他的生活的新方向。
马克思大学毕业时，普鲁士正处在国王威廉四世的反动统治时期。批判和反对威廉四世是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19世纪上半期，德国是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德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世纪30年代初，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民主、自由和国家统一。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德国从此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从1834年到1840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1830年和1834年的活动家不是在狱中，就是亡命国外。” [2]
1840年春，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逝世，他的儿子威廉四世继承王位。当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转机，严酷的专制统治即将过去，自由的时代就要来临。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代言人，热烈要求出版自由和人民代议制，渴望参加对国家的统治。
威廉四世是一位“最伪善、最狡猾” [3] 的封建专制君主。他登位初期摆出一副开明的姿态，但不久便“转向封建主义，最后建立起警察密探统治体制” [4] 。他想扮演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角色。他不仅不打算进行任何政治改革，而且表示要维护和加强专制制度，并公开宣布：“请相信我这个国王的话，在我的时代，未经我事先许可，没有一个公爵，没有一个雇农，没有一个邦议会，没有一个犹太学校能够擅自取得现在根据法律或不根据法律属于王权的东西。” [5]
在威廉四世统治下，书报检查制度十分苛刻。那些敢于发表共和主义言论的大学教授受到暗探的监视，不少大学生由于发表政治讲演而遭到逮捕和起诉，甚至杜塞尔多夫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公众化装舞会，也由于有一些政治色彩而遭到警察的禁止。
政府的迫害很快落到青年黑格尔派身上。威廉四世继位后，任命封建专制主义者艾希霍恩为文化大臣。老朽的哲学家谢林被聘请到柏林大学任教，担负批判黑格尔学说、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哈雷大学学生因要求国王任命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特劳斯到该校任教而被申斥，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鲁滕堡因为给自由主义报刊写稿而遭革职，卢格主编的《哈雷年鉴》等青年黑格尔派刊物被迫停刊，布鲁诺·鲍威尔由于写了批判福音书、反对基督教、宣传无神论的著作，遭到了反动政府和教会的敌视。1841年秋天，文化大臣艾希霍恩解除了鲍威尔波恩大学的教授职务，并动员一批反动文人和神学家来围攻他，一些大学也撕下“学术自由”的假面具，拒绝给他提供讲坛。
但是，威廉四世的专制统治和镇压措施并没有使人民屈服。相反，“它们把人民从政治上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使人民为此激愤，以致连这位‘基督教国王’最老和最忠实的拥护者都开始为现行制度的稳固性担忧了。不满情绪到处都在增长，而且在莱茵省，在东普鲁士、波森、柏林和所有的大城市中，已经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人民决心首先要争得出版自由和宪法” [6] 。
普鲁士的政治状况，对马克思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
本来，马克思打算大学毕业后，发表《博士论文》，在波恩大学担任副教授，与布·鲍威尔共同编辑《无神论文库》。为此，他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阅读和摘录了许多哲学论著，如特伦德伦堡的《逻辑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和《通讯集》、休谟的《人生论》、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史》以及许多艺术史和宗教史作品。按照马克思当时的学识、才能和在学术界的影响，他担任副教授是不成问题的。鲍威尔预言，如果马克思在大学讲课，必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但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一些进步学者被迫离开大学，因此，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在大学执教的计划。他不愿意与波恩的那些思想僵化、政治反动的教授们在一起工作，甚至与他们离得太近都觉得难受。
于是，马克思就把“批判的热情” [7] 转到舆论界，利用报刊做武器，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