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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后，就把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恩格斯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107] 于是，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为建党作准备。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无产阶级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创建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在各国共产主义和工人团体之间建立联系，克服工人运动中组织涣散状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使工人运动在正确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教育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把其中最革命、最先进的人物团结在自己周围，培养一批革命的核心力量，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
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开展多方面的活动，与德国许多城市以及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交换情况，研究斗争策略，指导各地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使工人运动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团结起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当时，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影响较大。工人出身的威廉·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在德国早期工人运动中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是德国手工业工人落后思想的反映。他所主张和宣传的绝对平等观念是空想和荒谬的。在政治上，他不顾德国当时的客观条件，反对无产阶级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5年底，马克思邀请魏特林到布鲁塞尔，对他进行十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魏特林妄自尊大，拒绝马克思的帮助，继续坚持错误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对他的理论和活动作了严厉的批判。恩格斯主持会议，马克思作了重要发言，指出魏特林顽固坚持、拼命鼓吹的理论同传教士们所玩弄的那些空谈无耻的把戏没有什么区别，它不能给群众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依据，而是在欺骗群众；它不能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只会把他们引向最终的毁灭。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批判，得到英、法等国工人组织的支持，大大削弱了魏特林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刊行的《人民论坛报》上，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仅仅归结为“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他还与“青年美国”进行联系，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说成是共产主义。他主张通过废除地租，分给每个公民一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很显然，这是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严厉批判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形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削弱他们的革命意志；他把“爱”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世界上没有比“爱”更高的东西。但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爱，只有具体的爱，实现共产主义决不是“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不应该附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虽然美国民族改革派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克利盖不是把这个运动看做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而把它看做“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目的”。 [108] 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共产主义要求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克利盖却对小私有制大加美化，这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为只要把每个人都变为拥有一小块“不可让渡”的土地的小私有者，就可以解决一切的社会矛盾，人类就将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纯粹的幻想。这种主张决不是共产主义工人的愿望，而是那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愿望。但是，“这种梦想就像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 [109]
《反克利盖的通告》彻底揭露了克利盖在美国活动的实质，进一步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关于爱的说教，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原则立场，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通告》发表后，克利盖不仅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发表文章，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攻击。恩格斯在巴黎看到这些文章后，立即写信对马克思说：“这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 [110] 不久马克思起草了反对克利盖的第二篇通告，可惜这篇文章至今仍未找到。
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到巴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帮助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反对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占优势的真正社会主义分子，成立一个与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团体。
恩格斯到巴黎时，当地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和正义者同盟内部的思想十分混乱。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有相当大的影响，直接间接地对人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同盟巴黎支部领导人艾韦贝克虽然与格律恩作过一定的思想斗争，但他用来教育工人的也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是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德法年鉴》。
为了帮助工人们摆脱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广泛接触工人，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批判格律恩的错误观点逐步把工人争取过来。当时，格律恩在工人中大肆宣传蒲鲁东的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开办工厂和作坊，使所有无产者都有工作做，使资产者手中的资本丧失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以此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恩格斯花了三个晚上，参加工人们的讨论，向工人们说明，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完全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 [111] 当无产者一贫如洗，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零钱都没有的时候，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暂时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么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 [112] 恩格斯指出，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消灭资本主义。讨论开始时，蒲鲁东的谬论在工人中还有相当的市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恩格斯。经过恩格斯耐心的说服教育，大多数工人清醒过来，格律恩分子陷于孤立的境地。
恩格斯还花费很多时间，向工人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对共产主义有个明确的认识。当时，为了反击格律恩分子在一些工人面前攻击共产主义，恩格斯指出：在继续讨论问题之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决不容许格律恩分子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主义；如果不是，那他以后就不要再参加这样的集会。当人们向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他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者的宗旨……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113] 这个定义是针对当时争论的问题提出的。它用财产公有反对了真正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美化私有制、企图保留私人财产的主张；它强调必须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既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改良方案，又反对依靠少数人进行密谋暴动的做法；它十分简单而明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格律恩分子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的结果是：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遵守上述定义的共产主义集会。格律恩分子遭到彻底的失败。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向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报告：巴黎之行的任务已经完成，“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114]
恩格斯在巴黎的活动，引起了警察当局的注意。他们监视恩格斯参加的集会，派出密探对他跟踪盯梢，还打算把他驱逐出境。这使恩格斯不得不暂时停止参加一些活动。他利用这段时间阅读有关丹麦、瑞典、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状况的书籍，研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写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进一步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