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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期间，恩格斯认真研究英国的历史和现状，实地观察各阶层的生活和相互关系，掌握了有关英国历史和英国民族特性的本质，特别是英国阶级斗争的大量材料。透过眼前的事物和现象，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联系，更加坚定地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具有发达的贸易、航运和工业，以自由制度和议会民主相标榜的英国状况怎样呢？这是欧洲大陆各国人民，尤其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的德国人民很想了解的。由于英国在社会关系方面超过欧洲其他国家，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国家很有意义；因此，恩格斯把向欧洲大陆报道英国状况当做自己的重要任务。他为《莱茵报》、《德法年鉴》和巴黎《前进报》等报刊撰写的有关英国的论文，从这个国家的状况中论述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把人们的一切关系归结为商品货币关系。
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使英国整个经济生活和各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本来应该为全人类服务，但由于私有制作祟，却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被归结为商品货币关系。现金交易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金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们的关系被彻底歪曲；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隶制（这是一种最完善、最发达而普遍的买卖制度）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加违反人性和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粗野。” [17] 寄生的土地贵族还在继续做坏事，实业贵族则是一伙工业强盗和工业海盗，生活关系一团混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到处是紊乱不堪，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亡。” [18] 英国的状况就是这样。
第二，金钱贵族是英国真正的统治者。
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统治力量与产业革命前大不相同。以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和不断壮大，财富迅速增加的资产阶级上升到了真正贵族的地位，土地贵族仍寄生在社会的肌体中。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雇佣工人，是英国社会的三大阶级。那么，谁在统治英国呢？名义上，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是最高元首，由贵族组成的上院是仅次于国王的第二个国家权力。实际上，英国国王是统而不治的人物，王权已经等于零；上院不过是退休的政界人物的养老院，议员的活动是毫无意义的空洞形式，下院和内阁操纵一切，全部漫长的立法过程纯粹是一场滑稽戏。真正统治英国的是财产。财产使贵族能左右农业区和小城市的代表选举，使商人和厂主能影响大城市和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选举，并使二者能通过行贿加强自己的势力，“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在选举中利用自己财产的势力，因之他不是以贵族的身份出现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见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要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可见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 [19]
第三，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有着远大的前途。
无论贵族还是资产者，整个英国上层阶级已委靡不振。由产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使上层阶级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土地贵族终日打猎，金钱贵族天天记账，顶多也只是看看乏味的颓废的书来充实一下自己的悠闲生活。” [20] 他们已经日暮途穷，没有希望。
同上层阶级相反，英国无产阶级有着远大前途。他们是产业革命的产物，也是产业革命的受害者。工厂制度把他们集中起来，极端贫困引起他们对旧制度的强烈不满，反对资本家的共同要求使他们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有理想、有抱负，许多人孜孜不倦的学习。他们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经常参加工人们的讲演会和讨论会，倾听普通工人在大厅里十分内行地做政治、宗教和科学等方面的专题报告，深深为他们那种渴求知识、探讨学问的精神所感动。他满怀激情地写道：英国工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正是他们，“他们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 [21] 在这里，已经表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有了初步的认识。
第四，物质利益是英国党派斗争的基础。
英国的表面形势非常复杂。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争论，宪章运动的兴起，各种激进的、中庸的、保守的派别的活动和互相争斗，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竞相以工人利益的维护者自居。所有这些，如果只注意眼前事物和表面现象，往往会迷惑不解。恩格斯透过表面现象对当时英国各党派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与它相应的社会阶层和阶级，代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英国有三大党，即土地贵族的托利党，金钱贵族的辉格党和工人阶级的宪章派。托利党按其性质和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纯粹中世纪式的反动透顶的党；辉格党以商人和厂主为核心，其中大部分人构成了所谓中层等级；正在形成中的宪章派，是工人集体意识的表现，从无产者当中吸取自己的力量。 [22] 这些党派的主张和活动，都代表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和金钱贵族的辉格党之间，从来没有原则的斗争，“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 [23] 他们对谷物法的态度，正是各自为本阶级私利的集中表现。
第五，伟大变革的征兆已在英国明显地表现出来。
英国会不会发生革命？恩格斯几乎一踏上英国的国土就提出这个问题。目光短浅的人根本否认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英国社会状况，揭示在这个表面繁荣的社会中蕴藏着的深刻矛盾。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工业发展使有产者财富迅速增长，无产者赤贫如洗，勉强度日。连倾向托利党的思想家卡莱尔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一再取得成就的工业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 [24] 184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穷人143万人，其中22万被收容在习艺所；爱尔兰穷人的数字高达230万人。资产阶级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饥饿是什么滋味，是苦是甜，对国家是无关痛痒的。商人和厂主只顾发财致富，更是不管他们的死活。极端的贫困和非人的生活，迫使这个国家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在革命和饿死之间二者择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举世皆知的英国自由，完全是骗人的假象。封建势力原封未动；法律所规定的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过是富人的特权；所谓不偏不倚的陪审团根本是胡说；继续保留下来的令人愤慨的酷刑，把人变成禽兽的苦役流刑和单独监禁，说明这个国家仍然“完全浸沉在中世纪野蛮境地”。 [25] 难道这样的局面能够长久维持下去？难道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能够抹杀深刻的矛盾？难道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
恩格斯指出，英国发生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伟大变革的征兆也许从来没有像当时英国所表现的那样明显，那样突出。与法国和德国不同，英国将要发生的不是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而是消灭私有制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革命。这是一场比其他任何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真正的革命，“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种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所建立的将不是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同资产阶级和财产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制。恩格斯预言，社会革命的时机即将到来。正如金钱贵族战胜门阀贵族一样，工人民主派一定会战胜金钱贵族。恩格斯的预言虽然没有实现，但这种对革命的向往和大无畏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恩格斯指出，英国无产者的社会革命，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进行。指导宪章派的合法革命的思想，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 [26]
恩格斯寄希望于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认为虽然当时宪章派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力量还很薄弱，但他们是英国唯一有前途的党。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经验，对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