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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批判谢林时，是以黑格尔哲学信徒的身份出现的。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共同进行反对宗教和专制的斗争，是恩格斯革命历程的重要阶段。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集以往哲学发展的大成，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宇宙精神”或“绝对观念”是一切事物的源泉，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的思维现象，都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也包含着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哲学家，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74] 。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不过他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
在政治上，黑格尔是保守的。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在这个“理性的楷模”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可以不通过革命而逐渐解决。他在《法哲学》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著名原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75] 可以被用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一切反动措施作辩护。由于黑格尔哲学有利于普鲁士统治阶级，因而受到国家的支持，被尊为国家哲学，对德国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强烈的影响。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76] 。他关于合理性和现实性的论述，包含着革命的思想。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77] 德国革命民主派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作为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
恩格斯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以前，曾经接触过青年德意志派。在不来梅时，他开始与青年德意志派的机关刊物《每日电讯》建立联系，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出色的政论文章。但他对青年德意志派这个思想上不成熟、政治上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持批判态度，指出这一伙人“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 [78] 。
恩格斯政治上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接受黑格尔辩证法后，便与青年德意志派割断了联系。1842年12月，《每日电讯》主编谷兹科夫在一封信中写道：“遗憾的是，把奥斯渥特引进著作界的这个不幸的功劳是属于我的。几年以前，一个名叫恩格斯的店员，从不来梅给我寄来关于乌培河谷的通讯。我修改了这些文章，删掉了过分尖刻的人身攻击部分，把它们发表出来。此后他又寄来一些别的文章，我不得不经常给他改写。突然间他对我的修改提出抗议，开始研究起黑格尔来，把奥斯渥特这个名字据为己有，给其他的刊物去写稿了……” [79] 这封信虽然充满着偏见，但却从侧面说明导致恩格斯与《每日电讯》决裂的原因。当谷兹科夫企图限制和束缚政治上越来越坚定，思想上越来越成熟的恩格斯，删掉恩格斯文章中针对封建反动派和宗教虔诚主义的“尖刻”内容，甚至用小资产阶级畏首畏尾的模糊观点“改写”恩格斯鲜明、锋利、击中要害的文稿时，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19世纪40年代初期，“‘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 [80] 后者代表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着“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 [81] 。当老年黑格尔派抓住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不放的时候，青年黑格尔派正在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利用黑格尔哲学，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反对基督教和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结论。
1839年初，恩格斯在不来梅开始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最早对恩格斯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它帮助恩格斯摆脱乌培河谷信仰，促使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发生兴趣。此后不久，恩格斯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著作。1839年11月，他写信告诉友人，自己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 [82] 。他像当时为数不多的年轻革命者一样，冒着风险走进黑格尔哲学的迷宫，发现了深藏在沉默的山底的熠熠生辉的珍宝，感到无限的幸福。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当黑格尔这位最了不起的哲学家的神的观念，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 [83] 在已经分裂的黑格尔派中，恩格斯态度鲜明地拥护青年黑格尔派，反对老年黑格尔派。他指出，谁也不像黑格尔那些保守的学生们那样多地损害了黑格尔；只有少数人，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才无愧于自己的导师。
年轻的恩格斯不仅孜孜不倦地研究黑格尔著作，吸取其中精华，而且为维护大师的荣誉而战斗。针对不学无术的贵族思想家莱奥、舒巴特对黑格尔哲学粗暴的攻击和谩骂，他严正地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参加科学争论，只要他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莱奥具备这种知识吗？）……谁要攻击黑格尔学派，他本人就必须是黑格尔这样的人物，并且创立一门新的哲学来代替这个学派。……希尔施贝格的舒巴特对黑格尔主义的政治方面的攻击，难道不正像教堂司事对哈雷狮的牧师信条念‘阿门’一样吗？这个哈雷狮当然不能否认它那猫的本性。” [84] 当谢林在柏林大学攻击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挺身而出，捍卫大师的荣誉。
柏林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中心。恩格斯到柏林后，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家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弗里德里希·科本以及埃德加尔·鲍威尔、爱德华·梅因、路德维希·布尔等。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十分赏识热情奔放、勤奋好学、思路敏捷、笔锋锐利的年轻志愿兵，热烈赞扬他批判谢林的战斗檄文。当时这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是批判神学、批判宗教、批判反动国君的激进分子。恩格斯与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的《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诗篇中，用基督徒的语气，对这群参加“魔鬼会议”的渎神者作了生动的描写：
这位是科本，戴着一副大眼睛，阔步向前。
他本应向隅而坐，卢格却用无情的手
点燃他胸中邪恶的火焰。
他腰佩一柄锈蚀的长剑，
不断摇来晃去，
像小鬼拖条尾巴。
他戴着肩章，举着喇叭，
让大家，连那些在遥远地方的人们，
都能听见渴求知识的勇敢青年的呼声。
接踵而至的是梅因！他引起欧洲的注意，
——他是恶魔的希望，
他在娘肚子里就研究过伏尔泰的思想。
这个恶棍率领着一帮黄口小儿，自己的外甥。
他曾任意地把他们勾引，
现在又和他们向下飞行，
飞进好客的地狱大门。
……
这是不是生性残忍的埃德加尔·鲍威尔？
是的，是他！茸毛盖满他这个恶人的嘴脸，
虽然年纪轻轻，却老谋深算，诡计多端。
蓝色的燕尾服挡不住他丑恶的灵魂，
华丽的装束掩盖不了他是个好斗的长裤汉。
……
施蒂纳来了，一个打破清规戒律的凶恶敌人。
今天他喝啤酒，明天就会大叫：拿血来饮！
只要有谁高喊他自己的口号：打倒国王，
他立刻就会补上：也大道法律。
……
布鲁诺已等候在那边，
他疯狂地挥舞着一本著作，
这本著作将把圣经一举全歼。
他那瘦削的身躯穿着绿色的礼服，
表明他是复仇女神的亲属。
在《信仰的胜利》中，也少不了奥斯渥特-恩格斯。他穿着胡椒色的长裤，怀着胡椒般辛辣的心，在“魔鬼会议”的参加者中十分引人注目：
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坚决而凶狠。
他只拨弄一种乐器，这就是断头台，
他只喜欢一种曲子，这就是抒情短调，
他只有一种叠句，这就是：
组织起你们的队伍！拿起武器，公民们！
恩格斯在柏林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离开这里。两位革命导师错过了会面的机会。但从人们的介绍和谈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革命品质、战斗精神和渊博学识，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信仰的胜利》中，他对这位未曾见面的战友作了这样的描述：
是谁……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
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
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
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 [85]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初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在这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派别身上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在哲学上坚持唯心主义，宣扬“精神创造众生”；在政治上美化普鲁士王朝，散布对新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威廉第四的幻想，鼓吹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正当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的时候，青年黑格尔派却动摇、倒退。因此，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不久，就与他们发生分歧。
促使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发生分歧的原因，是他这时已逐渐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柏林的时候，他积极研究哲学，大量阅读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1841年，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恩格斯认真研读了这部著作，受到深刻的影响。费尔巴哈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这些深刻的见解，拨开了笼罩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恩格斯大受教益。他说，这部著作的问世，“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奇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像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像监狱一样的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的王宫。” [86] 许多年以后，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87] 从此，恩格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同仍然坚持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
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在写于1842年10月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冰冷的普鲁士官僚国家、监督制度、开动着的国家机器貌似强大，其实都不稳固、没根基；人民反对贵族特权，但贵族特权却得到国王的保护，人民痛恨教会盘剥，要求政教分离，但国王却顽强地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戒条制定国家法律；人民要求出版自由和代议制，难道反动派能长期压制吗？一旦争得这两样东西，普鲁士下一步将怎样发展呢？毫无疑问，下一步的发展将像上一世纪法国发生的情况一样，用革命的风暴推倒封建王朝。在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性。这篇刚劲有力、击中要害的文章，远胜于青年黑格尔派那些不着边际和软弱无力的空洞议论。
恩格斯于1842年10月服役期满离开柏林，结束了革命活动的第一阶段。迎接这位22岁年轻人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新生活和意义重大的新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