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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滔的办公室门上写着两行字——“只带脑子”和“不带情绪”。但他又是一位言辞激烈的领导者，常年坚持每周8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办公桌旁边就放着一张单人床。
对员工的设计不满意时，他会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什么垃圾！”
汪滔的这一做事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斯克。马斯克在《埃隆·马斯克传》卷首说，“对于所有曾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类送上火星。可我要是个冷静、随和的普通人，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汪滔的大疆重新发明了无人飞行器。他说在年轻人中间，功利主义不断抬头，什么行业热门就去干什么。很多人主动选择遗忘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才能把它真正做得好，只有怀揣崇高的理想才能走得更远。
很少有一家成功企业的创始人如汪滔一般理想主义。汪滔对一颗螺丝的松紧程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他告诉员工，要用几个手指头拧到什么样的感觉为止，力求完美。
感觉是种主观情绪，很难量化，却几乎是每个成功企业家都具有的天赋。
理想的偏执让大疆飞得足够高，占领了全球消费无人机80%以上的市场。但作为一家企业来讲，大疆却变得越来越低调，就像贴着地面极速飞行，躲过了所有的雷达扫描。
贴地而不触地，是实力也是基操；还能极速飞行，除实力外，则是全局的掌控力以及一些决定生死的微操了。
商业是场冒险。商业越极限，冒险越绮丽，路途就越凶险。能够抵达终点的冒险家，被称为成功的企业家。
汪滔算是一位。
1947年，查尔斯·耶格尔在肋骨受伤的情况下，驾驶飞机突破音障，达到1.015马赫的速度。在那一刻，他代表人类完成了对音速的超越，飞行的极限再度向前迈出一大步。他退役时累计试飞过180种不同的飞机，并在97岁高龄安然去世。
有人说，那种不顾危险，追求极限的精神，是崇高的信念；也有人说，那是疯狂的偏执。
汪滔不是飞行员，但他对飞行有着同样的崇高信念。
或者说，有同样的疯狂偏执。
2006年，汪滔走到了人生的低谷，最初和他一起创办大疆的两位同学都已经离开，他带着自己招聘到的三四位毫无经验的员工，研发直升机飞控系统。汪滔拼凑的20万元的初始资金所剩无几，而当时的大疆只能依靠售卖那些“手搓”的飞控系统赚钱。那一年，大疆的第一个产品卖出了5万元，成本只有1.5万元。在两年多时间里，大疆就这样以小作坊的方式运转着。
孤独是冒险者的常态，也是必经的过程。
汪滔通常会在晚上十一二点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一有灵感，他就会拿起电话和员工交流。他甚至要求员工写“时报”，汇报自己每小时都干了什么。后来，汪滔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与其他人交流时会造成很多摩擦。”
大疆当时的员工回忆，工作之外，汪滔有时会走出那间位于莲花北村的小区、被大疆当做办公室的民房，去小卖部买包“咪咪”吃。
后来，汪滔和团队之间的摩擦，差点让襁褓中的大疆解散，他的团队一度只剩一个出纳。
其实，当时只有26岁的汪滔大可不必忍受枯燥而苦闷的创业生活。他的家境远比同龄人优越，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名教师，后来下海经商成为了小企业主。在他的家乡杭州，这样的家境即使不算顶尖，也足够汪滔衣食无忧过一生。
但对汪滔来说，飞行是他唯一的梦想，他无法忍受自己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无法忍受自己造出平庸的产品。
此后的17年里，汪滔和他的大疆一路维持着这种执着，踩满油门，全速向前。
汪滔的飞行梦想，来自童年。
在读了一本讲述红色直升机探险故事的漫画书《动脑筋爷爷》后，他开始对天空充满了想象，并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航模有关的读物上。相比中等的学习成绩，这种业余爱好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慰藉。
在高中，汪滔的学习成绩在中等水平浮动。为了激励他勤奋学习，父亲承诺，只要他在考试中拿到高分，就奖励他一架遥控直升机。为此，汪滔暂时抛下了对航模的研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最终，出色的头脑和对梦想的执着，让汪滔实现了目标。他的父亲也兑现承诺，给他买了一架遥控的直升飞机。
汪滔对这架遥控直升机爱不释手，可惜在一次飞行中，这架遥控直升机因为电池没电突然掉了下来，摔得近乎散架。为了拯救自己的“梦想”，汪滔从父亲那里要来了厂家的联系方式，试图更换一批新零件，然而很久之后，他才收到那批零件。
事实上，直到现在，无人机因为碰撞造成的坠毁，和因为信号丢失导致的飞丢仍然很常见。但大疆拥有完备的售后体系，用户可以购买附加的保险服务，在无人机飞丢或损坏后以很低的价格换新，或者寄送回大疆进行维修。在保修期内，前几次维修的费用往往低于消费者的预期，速度也很快，并且会有专门的客服进行沟通。这也是大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那架摔坏的直升机让汪滔感受到了为梦想而不顾一切的快乐，也让他感受到航模尚不完美：造价昂贵、维修麻烦。这成为他日后创办大疆的一颗种子。
高考后，汪滔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为了梦想，他选择了电子系。在上海度过了3年后，汪滔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接触到和无人机相关的知识，这样下去，将和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
这也正常，大学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教会了人思考，但很难教会一个人主动去冒险和创造。
汪滔决定退学。他甚至没有考虑过读完大学再在研究生阶段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一刻都不能忍受了。
在一所名校读到大三，却突然退学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在所有的中国父母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行为，汪滔的父母也不例外。但汪滔却执意从华东师范大学退学，向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发去了申请。
大学的3年，于汪滔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也认识到一个事实：他的事业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对梦想的偏执，几乎让汪滔的人生走入死胡同。
他想系统学习无人机知识，但因为大学时期成绩一般，退学之后，汪滔申请的名校自然而然几乎都把他拒之门外。只有香港科技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在校期间，汪滔参加了两次机器人大赛，获得香港冠军和亚太区并列第三。积累了经验后，汪滔把毕业设计的方向选定为直升机飞控。
毕业设计得到了学校1.8万港元研究经费的资助。同时，他还找来了两位同学做自己的助手，没日没夜地搞起了研究。很遗憾，汪滔的毕业设计在空中悬停演示时，再次从空中摔了下来。
其实对汪滔来说，摔机早已司空见惯。因为多次摔机，旋转的螺旋桨叶还在他手上留下了一个伤疤。但这次摔机却在他人生和事业中，摔出了一片新天地。
李泽湘注意到了汪滔的天赋。他看到汪滔身上跟一般学生的不同，尤其是领导才能以及对技术的理解能力。李泽湘不仅拯救了当时仅仅拿着及格分数毕业的汪滔，还将在日后拯救悬崖边的大疆。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汪滔的成长不同于李泽湘曾经带过的其他高材生。后来让他成功的的那些闪光点，曾经可能只是李泽湘眼中的某种“试验品”——特殊的产业，需要一些独特的人去驱动。
经李泽湘的推荐，汪滔成了他的研究生。不仅如此，李泽湘还“纵容”汪滔旷课创业，并推荐他将公司放在深圳，而非学校所在的香港。
于是在2006年，汪滔带着两位同学来到深圳，在舅舅的杂志社提供的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创立了大疆。
彼时的深圳，已经隐隐有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之势。在摩肩接踵、寸土寸金的华强北，汪滔几乎可以找到他需要的所有零件，手工拼装在团队DIY的无人机支架上，然后用自己的飞行控制系统让无人机平稳飞行。依靠出售这些DIY的无人机产品，大疆获得了第一笔利润。
然而，这样的商业模式显然难以长久，彼时的无人机应用场景狭窄，公司营收不稳定且难以持续。加上当时的汪滔根本不懂如何与团队沟通，他的两位合伙人因此相继离开，汪滔只得带着剩下的几位毫无经验的员工继续搞研发。
2006年底，汪滔父亲的朋友陆迪投了50万元给大疆，让汪滔暂时摆脱了资金困扰。
但到了2007年，汪滔和大疆再次无路可走。他变成了光杆司令，团队只剩他和一个出纳，他茫然无措地去找李泽湘想办法。当时李泽湘正在给哈工大深圳研究院的学生上课，汪滔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无助地等了两个小时。
李泽湘回忆，“他（汪滔）的员工拿着他的东西到外面去生产销售，还想买通他的内部员工用他的设备做产品测试。汪滔想去告他，律师找他要70万元，汪滔哪来70万元？”
倪光南曾说：“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那时的汪滔，像极了唐·吉诃德。但值得庆幸的是，李泽湘知道怎么帮他。
“我们的好骑士唐·吉诃德第二次出征。”——《唐·吉诃德》上卷，第七章。
在这一章里，唐·吉诃德不再孤独，他开始和桑丘·潘沙一起出征，这一对伙伴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
巧合的是，在大疆的发展史中，李泽湘就是汪滔的桑丘·潘沙。
汪滔追求完美，李泽湘懂得适度妥协；汪滔专心打磨产品，李泽湘则协调人才、资源。更重要的是，李泽湘有创业经验，他此前创办的固高科技是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高速度、高精度运动控制器供应商，他能帮汪滔避过创业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坎儿。
李泽湘说，“汪滔的毕业设计是新工科教育的另一大核心：发现和定义问题，并整合各种技术和资源去解决问题。之前，毕业设计都是老师给问题，学生答题，最后以成绩结束。学生对此类问题没有主人翁精神，缺乏认同和成就感，也很难以此为起点，进入更高、更深层次的探索，如创业。”
所以，即便汪滔的毕业设计失败摔机，李泽湘也愿意接纳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并且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创业。他知道，汪滔这样的探索者、冒险家太少了。
“汪滔之后，我就再也不给学生布置毕业设计问题了，而是要他们以小组的形式通过大量市场调研去发现和定义问题，并整合跨学科技术和供应链资源去解决问题。而在他之后，我指导毕业设计的十个学生里，九个走上了创业之路。”
从2014年开始深度参与投资李泽湘孵化项目的明势资本合伙人黄明明形容，李泽湘有赤子之心、接地气：“背一个很破的双肩包，白衬衫、工装裤，像一个老师傅，不像科学家。”
就是这位“老师傅”，把汪滔从失败的边缘拉了回来。
谈及此事，李泽湘说得非常云淡风轻，“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帮他分析分析问题，找些人，给他一些钱。”
所谓的“找些人”，指的是2007年哈工大深圳研究院第一批学生毕业，李泽湘动员很多人加入了大疆。汪滔的中学同学谢嘉也卖房筹钱投资了大疆，后来成为大疆的市场负责人。
所谓的“给他一些钱”，指的是2008年上半年李泽湘以及哈工大机器人方向的青年教师朱晓蕊一起投了100万元人民币，朱晓蕊也顺势成为大疆的首席科学家。
大疆自此开始走上正轨，一段中国智造的传奇拉开大幕。
李泽湘补齐了汪滔的短板。
在团队的努力下，大疆当年就发布了直升机飞控XP2.0版本，大疆飞控第一次达成超视距飞行。到了2008年，大疆在技术上再获突破，打磨出了XP3.1这款飞控系统。它可以让模型飞机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在空中悬停。同年，大疆还发布第一架自动化电动无人直升机EH-1，并且派出团队奔赴汶川地震灾区，采集第一手图像资料，帮助救援人员寻找道路，深入灾区。
XP3.1的飞行测试选择在了西藏绒布寺——全球海拔最高的寺庙，距离珠峰北坡的直线距离仅有20公里。起飞海拔5 000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对珠峰地区进行飞行测试和航拍实验。这架被命名为珠峰号的无人直升机，可以进行控制半径约1公里的半自动遥控飞行，也可以进行控制范围达10公里的导航点全自主飞行。
凭着这套飞控，大疆很快接到了一些订单。大概每月20台，按照每台2万元计算，一年下来有400多万元的收入，公司开始走向盈亏平衡。
在李泽湘的帮助下，大疆逐渐走上了正轨。
其实，当时大疆的小作坊模式也很挣钱，产品主要是卖给国企，“他们买一架机器，我们出一群人去给他演示，他们给我们20万块。”
用汪滔的话来说就是easy money（快钱），但是他害怕公司做大的希望会毁在这种easy money上，立马叫停了这种方式。他说，“这不符合我的方向。我是做产品的人，我只想把产品做好，让更多人来使用。”
这点和疯狂的马斯克也很像。
基于这样的执念，大疆选择了继续精进飞控产品，直到做到汪滔觉得满意为止。
2010年，大疆发布第一款基于飞控技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Ace one，成熟的飞控产品让大疆顺利打入海外市场。
就在那一年。大疆的团队从一位新西兰代理商那里得到一条信息：她一个月卖出200个平衡环，但95%的客户都把平衡环安装在多轴飞行器上。而她每月只能售出几十个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当时多轴飞行控制系统的主要厂商是一家德国公司，但他们的产品策略是DIY，用户必须找到自己的组件并下载代码，因此体验不是很好，产品的可靠性也不行。
这件事，让汪滔看到了多轴飞行器的潜力。
大疆当时的一位高管回忆，公司内部做了两道选择题。第一道是大疆继续卖配件——飞控也算一个配件，虽然是核心配件——还是做整机？第二道选择题是：如果做整机，是做固定翼，还是无人机，单轴或者多轴无人机？
团队内部对于这两道选择题是有争论的：“因为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做整机你也不知道做成什么样子，说实话，做多轴这时候你完全看不到前景，没有任何参考，是很冒险的。”
经过慎重考虑，大疆决定做多轴无人机，大疆也是全球第一个做整机的无人机厂商，而这也成为大疆辉煌的起点。作为技术狂人和自身发烧友的汪滔当即制定战略，提出要着重解决稳定性、清晰度、传输距离三个问题，大疆后来的产品线正是依照这份清单而展开。这份清单中三大问题对应着大疆的三大技术：云台、航拍摄影以及传输系统。
可以说，大疆在这三大技术上进行的研发，加上此前在飞控系统中投入的大量精力，是大疆在未来可以战胜其他对手的关键。
2013年1月，大疆正式推出消费级无人机Phantom（精灵1）。此前大家玩多旋翼都是DIY型的，用户用这家的机架再挂上那家的云台，再选择不同的飞控，而大疆则将这些都装在了一起。汪滔本身就是一个极度重视工业美学的人，大疆很早就在产品的外观设计上予以投入，因此，精灵1代一出来就相当惊艳。
让人惊艳的还有其价格。在做直升机飞控时，汪滔为了航拍已经开启了飞控、云台和图传项目，甚至电机等配件也是自己做，加上iPhone推出后，传感器价格急速下降，大疆将无人机售价做到了1 000美元，因此一经推出便受到航模爱好者的高度关注。
当时大疆内部认为头一个月3 000台订货就到头了，想不到的是一上来就是过万的订货量。
“大疆有点像汽车启蒙时代的福特。19世纪初期，美国有几百家汽车配件厂，可能只有几十家汽车组装厂。很多配件厂以前是生产马车配件的，核心模块的可靠性都有待提高。福特出现后，就把其他汽车组装厂干掉了。”汪滔说，“一定要做出整体化的产品，才能开辟较大的市场。我们正是瞄着这个点抢占先机，才有了现在的市场份额。”
大疆的产品迭代是如此之快，精灵1发布的同一年，大疆就将产品升级为精灵2，精灵2后来入选了2014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技产品，证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款全球知名的科技产品。在《生活大爆炸》《神盾局》等热门美剧中，都出现了大疆无人机的身影。
2014年，是大疆辉煌的一年。
无人机概念大热，创业团队、上市公司、投资人纷纷拥入，产业链上下游高度繁荣。但对汪滔和大疆来说，这是一条已经走了8年，几乎没有一步是白费的路。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回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大疆创造了无人机的繁荣。
同样在2014年，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深圳拜访大疆创始人汪滔，他问了汪滔三个问题。
“你在成长中，香港科技大学为你做了什么？”“你在创业中，深圳为你做了什么？”“假如香港具备了深圳的现有条件，大疆公司可不可能迁往香港？”
对于第三个问题，汪滔的回答不置可否。但他说，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分工在深圳，最优秀的工程师在深圳。大疆只设计，不生产，大疆的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外包的。
言下之意，只有深圳能成就大疆，大疆也只能留在深圳。
还是在2014年，红杉全球的合伙人莫里茨访问大疆，讨论投资大疆事宜，问了一个问题：大疆有什么需要红杉帮忙的？这是一个投资方兜售自我、赢得谈判主动的一个惯用问题，基本都会落到政府关系、市场拓展、人才招募等落脚点上，汪滔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我想做一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机器人比赛，红杉怎么看？
其实，这个时候的大疆也只是处于转型多轴无人机的起步阶段，刚刚推出精灵2，而汪滔却在这样关键的上升期坚持做一个看似毫无回报率的机器人比赛，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一年后，大疆主办的机器人比赛RoboMaster正式办成了面向全国大学生团体的国家级公开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数百所高校近万名的大学生。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现实世界中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些新的东西。其实这本身就是一场工程师的盛宴，发明家的盛宴。我们所处的社会不缺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但却还没有通过做事靠谱而成为明星的人。打开电视，我们还找不到一个让工程师、发明家也能成为明星的智力竞技运动。我希望RoboMaster能塑造姚明、刘翔这样的全民偶像，更能产生乔布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发明家和企业家。”谈到创办RoboMaster初衷时汪滔这样说。
大疆在2013年1月到2015年5月完成了5次共2亿多美元的融资，据说红杉中国拿出了2亿元，只得到了大疆2%的股份。
2015年，大疆在纽约举行无人机产品“精灵3”的发布会，身为CEO兼CTO的汪滔居然缺席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仪式，因为“这款产品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完美”。
在李泽湘看来，汪滔将完美主义精神完整地嵌进了他的产品观里，但这也为他带来了不少争议。
很多人觉得汪滔的性格让人无法忍受，他自己也坦言，因为完美主义，“经常让员工们伤透了心”。
一位离职员工表示，“在大疆，玻璃心真的很难生存。”
对完美的过度追求，以及大疆所展现出的火箭一般的增长速度，让汪滔看起来有一点“目中无人”。
2018年4月，大疆准备以竞价的方式融资10亿美金，且要求投资者须认购一定比例无收益的D类普通股（本质上是一种无息债），才能获得B类普通股的投资资格。
即便条件如此苛刻，在首轮竞价结束时，仍有近100家机构递交了保证金和竞价申请，认购金额较大疆的计划融资额超过了30倍。由于投资热情太高涨，大疆不得不开启多轮竞价筛选投资者。因为在那几年中，大疆的营业额连续多年翻倍，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0%以上。
然而，到了今天，投资人们却在抱怨大疆，这个曾经加价卖票，才能上车的投资标的。高价投资大疆以来，企业与他们沟通少，上市没有消息，退出遥遥无期。这家耀眼的明星企业依然有着不错的业绩，但质疑之声却不断地向它飞来。
在传闻退出美国市场，要将总部迁往西安后，大疆不得不公开辟谣。大疆高级企业战略总监兼新闻发言人张晓楠在其朋友圈表示，“总部在广东深圳，没有计划迁址陕西西安；全球用户都重要，没有计划退出美国市场。”而这条动态下方的定位，是“深圳市·大疆天空之城”。
一年前，大疆刚刚搬入这座投入巨资建设的总部，这片建筑位于寸土寸金的深圳南山，花费了6年时间进行建造。高度超过200米的非对称悬挂钢结构建筑像是两棵树干，各自向外延伸出6个巨大的玻璃方块，两栋塔楼在24层通过一座羽毛形状的高空拉索桥实现相连。
在搬入新总部后，汪滔表示，“我们用6年时间精心打造了这座天空之城，它是大疆和所有合作伙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比起工作场所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追求和梦想正在升级。”
但现实却不像天空之城那般美好，尽管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大疆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了90％。然而，由于行业管控、禁飞等原因，大疆的无人机业务营收也有所放缓。
好在，大疆有一条培育了多年的“第二曲线”。
作为一家拥有大量技术储备，顶级研发能力和全球品牌价值的科技企业，大疆有着向任何赛道进发的可能性。
早在2016年，彼时风头无两的大疆就已经开始悄悄布局车载业务。大疆车载不直接造车，而是为造车品牌提供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大疆的空间智能技术，以及单目相机、双目相机、智能驾驶域控制器、驾驶行为识别预警系统等自研核心零部件。
2017年大疆开展道路封闭测试，2018年获得深圳第一批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开始在各种道路场景进行常态化大规模测试，2019年启用大疆车载品牌、正式投产，内部还孵化了做激光雷达的览沃科技。同年12月，大疆首座车规级智能制造中心建成，并与大众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开始建立合作。
览沃科技在业内被称作“价格屠夫”，通过整合大疆的供应链体系以及制造资源，推出低成本的激光雷达解决方案。
目前大疆车载提供的软硬件一体的智能驾驶产品，主要包括D80、D130等为基础L2级辅助驾驶功能，包含ACC自动巡航、自动跟车、自动泊车等功能，而80和130则代表系统运行的最高时速。D80+、D130+是指进阶版辅助驾驶，增加了激光雷达、驾驶行为识别预警摄像头、4个环视摄像头，可以达到准L3级智能驾驶。
大疆深入智能汽车的布局，为自己打开了远比无人机市场更大的想象空间。
大疆此前在无人机领域积累的感知、定位、决策、规划等技术，可以轻易迁移到智能驾驶领域。传感器、算力、算法、数据，构成了大疆在智能驾驶领域的技术优势。同时，大疆在全球市场都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品牌之一，因此，当全球车企都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而侧目时，大疆车载既有成熟产品，又有品牌影响力，拥有一个最早接触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时间窗口。
大疆车载的第一款量产智驾方案“灵犀”搭载在2023款宝骏KiWi EV车型上，已在2022年上市交付。
7月27日，大疆车载正式宣布其全新一代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命名为“成行”。这一命名表达了成行平台对大疆车载使命的践行，希望以灵活的配置、友好的门槛、优质的体验促成用户的美好出行。
9月26日，宝骏云朵两款灵犀版车型正式上市交付，其中宝骏云朵460Pro灵犀版售价12.58万元，460 Max灵犀版售价13.38万元。宝骏云朵灵犀版搭载了由上汽通用五菱与大疆车载合作开发的“灵犀智驾2.0”系统，该系统能力由大疆车载成行平台支撑，是成行平台基础版本的首个量产落地成果。
从落地成果和使命愿景不难看出，大疆车载选择了性价比路线，选用其方案的整车产品，成本可以压低到接近10万元。这对目前立志转向新能源的传统车企来说，有着相当的诱惑力。
据说，大疆车载团队正在接受外部融资。如果顺利，这将是车载团队首次接受外部融资。一位投资人透露，大疆车载团队认为，经过两轮融资后其估值可达15亿美元。
在潜力巨大的新能源市场，汪滔能复制第二个大疆吗？
编 辑：孙锋 cjamesu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