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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陵脚下，分布有十七座陪葬墓，墓主人既有李谨行、高侃、刘仁轨、薛元超这样的名臣，也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这样的皇室成员，如果李治、武则天在地下与他们相逢，恐怕也是一言难尽。梁山西侧还有一道黄巢沟，深四十多米，唐朝末年，黄巢率领几十万大军想要发掘乾陵，最终无功而返，留下深深的沟壑。五代军阀温韬、民国时期的孙连仲也想要盗陵，最后都没能得逞。乾陵墓道隐藏了上千年，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炸山采石的农民意外发现，鉴于明神宗定陵的教训，政府没有同意考古发掘，并妥善保护起来。斯人已逝，故事却远远没有完结。
在潼关脚下，张养浩曾说：“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秦汉如此，大唐又何尝不是如此。蓦然回首，唐高宗留给世人的东西不多了，我们可以从史料典籍中寻找他，认识他，了解他。翻开两唐书，看看《高宗本纪》对李治的评论，发现他几乎成为昏君的典型。《旧唐书》为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人打抱不平，说李治听信奸佞之言，与其父比相差甚远：“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新唐书》把武则天比作褒姒，把李治喻为周幽王，哀叹李世民“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以致“流毒天下，贻祸邦家”，一口咬定李治就是个糊涂蛋。
唐高宗“昏懦”之说流行了好几百年。如果读者之前看过与唐高宗或者武则天有关的书籍，会发现有一些也是这么说的。这样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可是当我们抛开旧史家的陈说，仔细研读史书中罗列的史实，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李治。
就是这个“昏童”在位的三十四年里，唐朝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平葱岭、铁勒九姓；白江口一役，刘仁轨率领一万唐军大败倭军四万，给予日本人沉重一击。在李治的统治下，大唐疆域一度达到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整个李唐王朝的巅峰。他任内编成的《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历史上第一次殿试就由唐高宗主持，时间是显庆四年，九百多人应试，只有郭待封、张九龄等五人列为上等。他统治的三十多年里，国内总体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声威远播四方，为日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文治武功，高宗的个人能力也是了得。总章二年，三朝元老李病故，为表达怀念之情，唐高宗御制、御书《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碑》，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原物仍藏于昭陵博物馆，拓片是书法精品，成为爱好者争相临摹的对象；文章方面，《全唐文》《全唐诗》都收录了高宗皇帝的作品，像《孝敬皇帝睿德记》《述圣记》《玉华宫山铭》等，文笔流畅，值得一读。高宗还通晓音律，咸亨四年曾自制乐章，包括《上元》《二仪》《三才》《四时》等。唐高宗的政绩、才华是那么出色，为什么正史中的评价却如此之低？他并非嫡长子，为什么李世民会立他为太子？父皇留下的托孤大臣长孙无忌，李治为什么要将其除去？一代女皇武则天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李治真的只是她手中的傀儡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头说起。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长安东宫丽正殿，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李治，唐太宗的第九子，小名雉奴。关于出生地点，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个小小的疑问：唐太宗既然已经登基，为什么李治却出生在东宫？那不是太子住的地方吗？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皇宫被太上皇李渊占着呢。他老人家退位后，还没有给新皇帝挪窝。
李治就这样降生了，他嗷嗷待哺，似乎和其他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啦！差距已经产生了，而且非常非常大。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无法选择：一个是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个是父母和家庭。毫无疑问，这两者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我们来看看李治的家长——父亲李世民，职业是皇帝，大唐最有权势的男人；母亲长孙氏，职业是皇后，李世民的良佐，大唐地位最高的女人。两个“最”字说明了什么？说明无论和谁比家庭背景，李治都足以碾压对方。唐朝是个拼爹的时代，家庭出身的不同，已经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对于李治的两位家长，李世民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就先认识认识长孙皇后，虽然她与李治相处的时间很短，可影响相当之大，如果他的母亲不是长孙皇后，李治想要当上皇帝，恐怕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