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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之约

主陵脚下,分布有十七座陪葬墓,墓主人既有李谨行、高侃、刘仁轨、薛元超这样的名臣,也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这样的皇室成员,如果李治、武则天在地下与他们相逢,恐怕也是一言难尽。梁山西侧还有一道黄巢沟,深四十多米,唐朝末年,黄巢率领几十万大军想要发掘乾陵,最终无功而返,留下深深的沟壑。五代军阀温韬、民国时期的孙连仲也想要盗陵,最后都没能得逞。乾陵墓道隐藏了上千年,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炸山采石的农民意外发现,鉴于明神宗定陵的教训,政府没有同意考古发掘,并妥善保护起来。斯人已逝,故事却远远没有完结。

在潼关脚下,张养浩曾说:“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秦汉如此,大唐又何尝不是如此。蓦然回首,唐高宗留给世人的东西不多了,我们可以从史料典籍中寻找他,认识他,了解他。翻开两唐书,看看《高宗本纪》对李治的评论,发现他几乎成为昏君的典型。《旧唐书》为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人打抱不平,说李治听信奸佞之言,与其父比相差甚远:“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新唐书》把武则天比作褒姒,把李治喻为周幽王,哀叹李世民“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以致“流毒天下,贻祸邦家”,一口咬定李治就是个糊涂蛋。

唐高宗“昏懦”之说流行了好几百年。如果读者之前看过与唐高宗或者武则天有关的书籍,会发现有一些也是这么说的。这样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可是当我们抛开旧史家的陈说,仔细研读史书中罗列的史实,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李治。

就是这个“昏童”在位的三十四年里,唐朝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平葱岭、铁勒九姓;白江口一役,刘仁轨率领一万唐军大败倭军四万,给予日本人沉重一击。在李治的统治下,大唐疆域一度达到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整个李唐王朝的巅峰。他任内编成的《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历史上第一次殿试就由唐高宗主持,时间是显庆四年,九百多人应试,只有郭待封、张九龄等五人列为上等。他统治的三十多年里,国内总体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声威远播四方,为日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文治武功,高宗的个人能力也是了得。总章二年,三朝元老李病故,为表达怀念之情,唐高宗御制、御书《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碑》,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原物仍藏于昭陵博物馆,拓片是书法精品,成为爱好者争相临摹的对象;文章方面,《全唐文》《全唐诗》都收录了高宗皇帝的作品,像《孝敬皇帝睿德记》《述圣记》《玉华宫山铭》等,文笔流畅,值得一读。高宗还通晓音律,咸亨四年曾自制乐章,包括《上元》《二仪》《三才》《四时》等。唐高宗的政绩、才华是那么出色,为什么正史中的评价却如此之低?他并非嫡长子,为什么李世民会立他为太子?父皇留下的托孤大臣长孙无忌,李治为什么要将其除去?一代女皇武则天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李治真的只是她手中的傀儡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头说起。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长安东宫丽正殿,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李治,唐太宗的第九子,小名雉奴。关于出生地点,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个小小的疑问:唐太宗既然已经登基,为什么李治却出生在东宫?那不是太子住的地方吗?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皇宫被太上皇李渊占着呢。他老人家退位后,还没有给新皇帝挪窝。

李治就这样降生了,他嗷嗷待哺,似乎和其他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啦!差距已经产生了,而且非常非常大。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无法选择:一个是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个是父母和家庭。毫无疑问,这两者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我们来看看李治的家长——父亲李世民,职业是皇帝,大唐最有权势的男人;母亲长孙氏,职业是皇后,李世民的良佐,大唐地位最高的女人。两个“最”字说明了什么?说明无论和谁比家庭背景,李治都足以碾压对方。唐朝是个拼爹的时代,家庭出身的不同,已经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对于李治的两位家长,李世民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就先认识认识长孙皇后,虽然她与李治相处的时间很短,可影响相当之大,如果他的母亲不是长孙皇后,李治想要当上皇帝,恐怕比登天还难。 2hTbHdDHypGTbtwlsRRHlO5XEWL+Y3usUdef+U+KeZl+cTHGe00k2q6jR0fqXc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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