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找救国与民族复兴之路连遭挫折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西方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互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有识之士寻找救国与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其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是不屈服于外来侵略、蹂躏。当国家、民族受到外来侵略处于危险的时候，总有一些先进分子、杰出人物站出来，带领人们同侵略者搏斗，保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毛泽东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19世纪中叶，当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中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却是一潭死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来自遥远的地球那边的英国区区4000人打败，给这潭死水掷下了一块巨石，激起阵阵涟漪。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些人感到，为了认真对付这些“夷人”，必须对他们进行一番切实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各国列强的新知识。

最早认识到要了解西方各国列强的是禁烟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到广州后，就找人翻译了一些外国书报上的材料。他除利用一部分材料写成《四洲志》一卷外，又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魏源。魏源继续搜集资料，在1842年出版了一部50卷的《海国图志》。到了1847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扩充为60卷；在1852年又进行扩充，成为100卷的巨著。同一时期，福建的徐继畬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地图和其他书籍，经过五年的努力，在1849年出版了一部10卷本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的两部书。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认为，要想打败西方列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西方的“长技”到底是什么呢？他认为：“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简而言之就是“船坚炮利”。为此，他建议在广州建一所造船厂、一所枪炮厂。其他地方，可以允许商民自愿办造船厂、机械厂。在魏源看来，只要在广州官办一所船厂、一所枪炮厂，中国的海防问题就解决了；只要一声号召，各地商民就能蜂拥而起办起船厂、机械厂来制造民用的船舶和机器。魏源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得到多大的响应。现在看，魏源提出的建议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但他提出向西方学习，并看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可贵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里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以及欧洲各国的商业、航海等情况，为中国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幅模模糊糊的画面。很明显，这时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属于雾里看花。

从当时整个社会来看，能够意识到西方技术领先于中国的人还不多，绝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还沉溺在“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之中，朝夕浑浑噩噩。林则徐、魏源等发出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声音在各种盲目狂妄自大的声音中，显得是那么细弱，但其毕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向前，这种声音在不断地加大。

太平天国理想社会幻灭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资本主义的廉价商品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严重冲击着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不禁了，输入量年年激增，由此而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愈加严重。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对百姓的搜刮名目繁多，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雪上加霜的是，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遇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封建压迫、外国侵略、各种灾害叠加，人民群众没法活了，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种社会问题的长久积压、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生于一个贫寒家庭。1836年，他到广州第二次应试落第后，在广州街头得到一本梁发著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但未读，收藏起来。1843年第三次到广州应试仍未中举，回到家中一病40余天。在昏迷之中，洪秀全出现幻觉，见了“上帝”。“上帝”说洪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胞兄”耶稣，嘱咐他仗剑“下凡除妖”。病好之后，他便捡起《劝世良言》读起来。根据书中的内容，结合病中的幻觉，以及看到的社会充满的腐朽、黑暗和不公正现象，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自称耶和华之子、基督之弟，下凡拯救世人。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冯云山，系洪秀全的同乡、同学。最初他们在家乡附近各村镇间活动。他们将村私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撤去，触怒了当地有势力者，只好背井离乡，远游他方。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辗转来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当年10月，洪秀全回花县，从事“拜上帝会”的教义创造和阐发工作。冯云山到贵县邻近的桂平紫荆山区活动。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把原始基督教义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结合起来，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阐发“拜上帝会”教义的作品。

1847年8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区会合。由于冯云山的卓越活动，这时“拜上帝会”已经拥有3000多信徒，并有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一批骨干力量。1851年1月11日，这天是洪秀全38岁生日，“拜上帝会”正式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后，洪秀全称天王，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

太平天国建立后，起义军在对清军作战中连连取得胜利，先后占领永安州（今蒙县）、全州，进入湖南。同年9月进攻长沙未克，转道益阳、岳州，向湖北挺进。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湖北省城武昌。之后，太平军顺江而下，水陆两路并发，先后克九江、安庆、芜湖，所到之处，清军望风披靡。3月19日，起义军一举攻克南京，在这里定都，改为“天京”。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部农民革命的伟大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其一，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规定土地分配的原则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也。”关于分田的具体办法，是将田分为九等，按人口多少，好坏搭配分。由此可见，《天朝田亩制度》集中体现了农民要求的绝对平均和公正。其二，规定了社会组织方案。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每25家为一个单位。25家每年收成之后，除每人食用和作为种子用的留下外，全部交给国库，个人不得私有。25家的婚娶吉喜等事，由国家开支，老幼无依的人由国家抚养。由此实现“处处均匀，人人保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继承和发扬了历代农民战争“均贫富”“均田免粮”的主张，把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农民参加革命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但其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流通，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根本行不通。

在太平天国后期，出现了一个耀眼的亮点，即洪秀全的族弟、被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的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主张在政治方面，要制定法律、制度，认为英国之所以强大，就是法好。他反对“结党联盟”，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他还认为，西方国家“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应该允许同外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欢迎外国人来传授工艺技术。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具体说来，就是发展工业，开采矿藏，发展交通，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等；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此外，他还认为应该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淫文”，应革除像女子缠足这类的落后习俗。总之，洪仁玕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

洪仁玕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制度，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洪秀全对《资政新篇》提出的大多数主张是赞同的，并将该书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刊行，书上还附有洪秀全的眉批。但《资政新篇》最大缺陷是没有触及反封建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他提倡实行资本主义，但不知道反封建与发展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当时动员农民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相脱节，因而没有起到实际效应。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他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继续支撑被清军重重围困下的天京危局。7月19日，天京陷落。幼天王与洪仁玕转战浙赣边境，10月，幼天王与洪仁玕被俘牺牲。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战争发展到最高峰。但是，洪秀全虽然从西方那里借来一个“上帝”，结合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赞同洪仁玕提出的实行资本主义的方案，却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定都天京后，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即开始腐化堕落，互相倾轧，分裂争斗，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过于严苛或空想，无法操作，导致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理想社会的愿望最终幻灭。

洋务运动惨遭失败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掌握实权的清朝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对西方的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李鸿章，在上海得到了买办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觉得还是洋枪、洋炮这样的热兵器比中国传统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杀伤力要强得多。同时，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使他们逐渐地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老一套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形势，必须学习西方列强的科学技术，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们提倡和主导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人们通常把这些活动称为“洋务运动”，称这些人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在地方主要是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等。

洋务运动初期是办军事工业。主要有：

（1）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枪支、大炮、弹药，以及钢铁、舰船，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大部分供淮军及北洋三省使用，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江各省。

（2）闽浙总督左宗棠办的福州船政局。这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

（3）通商大臣崇厚办的天津机器局。

（4）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办的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所建这些封建性的、买办性的官办军事工业，从设计施工、机器安装、生产技术直到原料燃料供应，完全依靠外国。其经营管理是非常腐败的，完全是封建官僚衙门那一套，机构庞大，讲究排场，不讲实效。所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成本十分高昂，并且质量非常差，只能用于镇压当时手执冷兵器的捻军起义军等，在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则根本不管用，一败涂地是常态。

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这段时间，日本、英国、沙俄、法国等纷纷侵略中国的边疆和海防。洋务派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直接向外国购置了许多枪炮，并先后向英、德、美、法购置大小数十艘军舰，加上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造的船，分别建立了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最强的为北洋水师，一直由李鸿章统辖。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军的工程中，遇到了许多麻烦。首先是钱的问题。由于支付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人民起义的庞大军费，清政府国库里的银子已经见了底。而创办军事工业和从外国那里购置军舰，哪一样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洋务派想方设法筹措经费，仍然捉襟见肘。其次，后勤方面缺少必要的支援。新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的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信等事业的配套支持，不解决这些问题，新的防务体系之间的链条就会断掉，难以维持下去。与此同时，洋务派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较前深入了一步。他们觉察到，西方列强的“长技”除了船坚炮利外，还在于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其中少数几个采取官办方式，个别一度采取官商合办外，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方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是四个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从机器采购、安装到运转，大都依靠外国技术人员，有的企业在资金周转方面还要依靠外国洋行或银行的贷款。因而，官督商办企业根本无法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竞争。

客观地讲，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新技术人才，还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清政府像一棵从根到主干都要腐朽、枯死的树一样，嫁接一些外来的新鲜的枝枝节节，是无法让它起死回生的。现实很残酷，洋务派建的福建水师，拥有11艘军舰，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击毁9艘，几乎全军覆没。李鸿章引以为豪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只剩下南洋水师这根独苗。洋务运动热热闹闹搞了30年，高喊“求强”“求富”口号，但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戊戌变法百日夭折

就在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些商办企业，主要为机器修理、缫丝、面粉、印刷、火柴、轧花等行业。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大约有50多家，资本有500余万元。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直接投资创办的，还有一些是由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厂或大作坊因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而转化为近代企业的。

很明显，这些商办企业主要是轻工业，一般投资很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尽管如此，这些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

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生存，和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它为了避免遭受破产的命运，求得自身的发展，又不得不左依右附，乞求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庇护和支持。因而，中国资本主义非常软弱，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是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谴责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这些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患。他们还指出，外国列强对华进行的经济掠夺，是中国日益贫弱的主要原因，主张中国不仅应当讲求武备，以对付西方列强的“兵战”，而且应该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它们进行“商战”。

早期维新派初步认识到，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评价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他们一致向往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

早期维新派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但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它们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尽管他们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已经认识到要学习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超越了洋务派，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向前又推进了一步。

1895年，中国被过去一直比自己落后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败，举国哗然。4月，清政府准备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此时各省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听到这个消息立时愤怒万分。在这些举子中，有一个叫康有为的人，1888年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但被当政大臣认为文字“过火”而被截留。这次他看到群情激愤，正是鼓动上书的大好机会，于是便和学生梁启超等四处联络，约集18省应试举子，在松筠庵开会。由于时机抓得好，开会那天，多数应试举子都到了，有1000多人。康有为是会议的召集者，年龄也长，时年37岁，与会者便推他起草上书光绪皇帝的奏疏。康有为不负众望，花了一天两夜，写成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万言书写成之后，在上面签字的举子达1300多人。这份万言书除送给光绪皇帝外，还广为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由于汉代地方举荐人才是由公家备车送往京城，后来就用“公车”来称呼进京应考的举子，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在万言书中，康有为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指出割让台湾，就会引起英、俄、法等列强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请求光绪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的得失，提拔有才能的人，鼓励人们奋发图强；迁都到长安；训练强大的陆海军，增强国防。他又强调，这些只是暂时应敌的措施，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就必须进行变法，即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呢？康有为开出的药方是“富国、养民、教民”。富国、养民就是发展经济，要求清政府积极修铁路、开矿，制造轮船机器，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教民就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开办学堂，设立报馆。康有为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意见不能畅通，提出要用“议郎”制度来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办法就是从全国每10万户中公举一个博才多学、直言敢谏的人作“议郎”，作为皇帝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付诸实行。这样看来，议郎有点像议员，议郎会议有点像议会。

康有为万言书中提出的主张，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他们幻想在封建统治制度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

5月2日，举子们把万言书送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拒绝把万言书送给光绪皇帝。公车上书虽然没有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签订，光绪皇帝也没有看到万言书，但康有为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求，却在全国各地广泛地传播开来。康有为因公车上书而名声大噪，成为全国聚焦的改良派领袖人物。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1858年出生于书香之家。1879年，他在香港游历时，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觉得中国要独立富强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对清政府要做些政治改革，逐步萌生变法自强的念头。1884年，他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设计心目中的理想社会。1891年，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统统说成是新朝王莽的国师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因而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他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不啻是一声惊雷，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下令，严禁这本书流传。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 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按照此说，君主专制制度是可改变的，这就为维新变法找到了理论根据。

康有为还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六经”全是孔子所作，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尊孔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康有为给孔子穿上一个主张“改制”的衣服，目的在于把孔子打扮成一个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把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阐发久被湮灭的孔子学说中的“微言大义”，用以证明他主张的维新变法，不但没有违背孔子的遗教，而且是孔子的道统真正的继承者，是完全合乎“圣人之道”的。可以说，这是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和历史根据。

在万木草堂，康有为还讲了《人类公理》这部书，即后来刊行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苦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图。他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造成阶级压迫、剥削的原因，因而只能把公羊三世说、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接触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片段掺合在一起，幻想出一个“大同世界”来。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又连续两次上书光绪皇帝。虽未就职工部，但身份不同了，这两次上书，都递到了光绪手中。光绪看了，大加赞赏，认为康有为的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统治的危局，因而非常重视，命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

光绪皇帝名为亲政，但他并未掌握实权。而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则掌握在名义上退居颐和园养老的慈禧和一批极力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大官僚及一部分洋务派手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想施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却被慈禧死死地捆住手脚。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光绪觉得正好可以借此实行某些改革，从慈禧手中夺取统治大权，推行新政，改变清朝危机四伏的窘况。光绪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同康有为频繁接触后，对康有为十分欣赏。于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决定以光绪皇帝及其幕僚为靠山，推行维新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为变法图强大造舆论。其他地方也涌现出许多学会、学堂和报刊。据不完全的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办的。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当时维新派中著名的政论家、理论家、思想家、宣传鼓动家。梁启超参与撰稿、编辑的《中外纪闻》及其主笔的《时务报》，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7年11月，德国悍然出兵强占中国胶州湾。康有为闻讯，急匆匆由上海赶往北京。从这年12月至第二年一二月，他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在这三次上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翁同龢在光绪面前极力推荐康有为。光绪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同时令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康有为受到光绪赏识，维新派因此大受鼓舞，他们联络和发动各省旅京人士，相继成立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接着又有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等。这年春天，参加会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康有为等人积极奔走，由御史李盛铎出面和康有为共同倡议，建立了保国会。

这时，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争夺统治大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光绪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推行新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召见之后，光绪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一个六品衔的官职。不久，梁启超也得到光绪的召见，被任命为六品卿衔，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7月20日，维新派人士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被光绪赏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维新派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连续颁布了几十道改革诏令。从6月 11日到7月下旬，光绪颁布的新政主要为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7月下旬至9月下旬，新政主要为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光绪的新政诏书像雪片一样颁布了下去，但那些在中央握有实权的大臣们和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其他绝大多数都是看慈禧脸色行事的人，或敷衍了事，或根本不动。因此，光绪的新政外表看似热热闹闹，但基本上都是纸上的空文。

光绪在紫禁城内忙着推行新政，慈禧在颐和园也没闲着，与荣禄等密谋发动政变。在光绪推行新政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就逼着光绪干了三件最不愿意干的事。第一件，是迫使光绪下令免去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赶回老家。翁同龢是光绪的智囊，光绪的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慈禧把老谋深算的翁同龢赶走，等于对光绪和维新派釜底抽薪，打击相当大。第二件，是迫使光绪下令，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时慈禧已经归政，照清朝旧例她是不能召见大臣的。这一违反旧例的规定，目的在于把用人大权抓在自己手里，使光绪无法破格用维新派。第三件，强迫光绪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由署理改为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与此同时，慈禧又派亲信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这三件事，为此后慈禧发动政变做了准备工作。

形势十分紧张，维新派要想防止慈禧发动政变，军队是硬实力。光绪是个光杆皇帝，维新派是一群只能耍笔杆的书生，没有掌握军队，急得团团转，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病急乱投医，维新派在掌握枪杆子的人中寻找，想把掌握新建陆军7000余人的袁世凯拉过来。9月16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但袁世凯很快向荣禄、慈禧出卖了光绪。

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继而搜捕和镇压维新派。康有为逃亡香港，梁启超逃亡日本。被捕的维新派很多，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6人于9月28日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余不少有牵连的人，或被流放边疆，或被监禁，或被罢官。

慈禧发动政变后，光绪的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取消。“戊戌变法”仅维持103天便夭折了。

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恶浪的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变法救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对封建统治产生了一次强烈的冲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戌变法之所以这么快就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维新派软弱没有力量。维新派的力量与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力量相比，实在太悬殊了！维新派幻想既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又不触动帝国主义，仅依靠一个光杆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道路，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水土不服。

资产阶级共和国，此路不通

戊戌变法失败的血的教训，使许多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方案。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又开始酝酿，而拉开这个革命大幕的是一个叫孙中山的人。

孙中山，名文，号逸仙，在从事革命活动中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即以“中山”为号。他1866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学生时代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孙中山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时局，称赞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喜欢与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分子及进步青年交朋友。当时正值资产阶级思潮兴起，他受到一定影响。他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893年在广州行医期间，他曾向陆皓东、郑士良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但未建立机构。

1894年夏，孙中山与陆皓东结伴到北方游历，由广州过上海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会见了郑观应和王韬这两位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到天津后，通过这个幕僚向李鸿章上书，提出革除时弊的政治主张。洋务派老官僚李鸿章怎会把孙中山这个毛头小伙的主张放在眼里？孙中山这个上书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被搁置一边。

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清朝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由此，孙中山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没落，得出了必须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结论。这年冬，他到檀香山后，组成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成立这个组织，标志着孙中山揭起了推翻清朝统治的大旗。旋即，孙中山回到香港，于1895年2月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第一要务，先后组织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等，均告失败，但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逐渐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于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自任总理，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10月，同盟会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建立民国”；民生主义的内容为“平均地权”。

同盟会有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构，是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继续把武装起义作为推翻清政府的主要手段，从1906年至1908年，先后组织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州上思、云南河口等七次起义，都失败了。

同盟会重视武装斗争，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们组织发动的起义，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不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持，起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那种勇敢战斗，不怕流血牺牲，屡败屡战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毛泽东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 可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进行武装起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

1908年11月，蹊跷的事发生了，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由于光绪没有儿子，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

这时，清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此事件震动全国。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直隶、奉天等地也先后发生了饥民暴动和抢米风潮。5月，山东莱阳发生了抗捐斗争，参加者达四五万人。1911年4月，黄兴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年还发生了保路运动，尤其以四川的反抗最为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7月15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负责人，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大惨案。广大人民彻底愤怒了，迅速掀起全川武装暴动。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清政府免去赵尔丰职务，任命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署理四川总督，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部分鄂军西调不久，武昌便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湖北武汉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9月24日联合起来，组成湖北革命军指挥部，推定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重要骨干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原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因准备不足，又决定起义推迟10天。然而，意外发生了。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操作出了问题，弹药爆炸。孙武头部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他人仓促转移。该处藏有为起义准备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被听到爆炸声赶来的俄国巡捕搜去。俄国巡捕立即报告清朝当局，起义领导机关及其主要人物因此暴露。清政府连夜抓捕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20余人，蒋翊武幸运逃走。

次日凌晨，湖广总督瑞瀓下令杀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继续搜捕革命党人，严禁新军各部互相往来。顿时，武汉三镇上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

虽然起义的指挥机关受到了破坏，但下层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却不愿坐以待毙。10月10日晚，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打响起义第一枪。他们打死反革命军官，冲向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纷纷加入起义队伍。革命军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约五个营的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经过一晚血战，革命军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瀓破墙逃到停泊在长江的“楚豫”舰上。11日拂晓，武昌被革命军全部占领。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起义胜利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原清朝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任政事部部长。

武昌起义推倒了清政府在一个省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立即发生了连锁反应，分布在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告独立。到11月份，先后独立的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清政府共有24个省区，宣布独立的已经有13个省，外加一个上海市，清政府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半数以上的省份宣布独立，客观形势上要求一个统一领导机构，作为革命的领导中心。11月初，宣告独立的各省代表开始讨论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谁来出任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当时的威望来讲，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并坚持领导反清武装斗争的孙中山应是众望所归。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海外。他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被革命党占领的消息。这时他如果经太平洋回国，20多天即可到上海。但他认为应该先从外交方面争取支持起义，待此问题解决后再回国，并认为外交方面英国是关键，因此他从美国来到英国。在英国，一些报纸上已经有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的说法。他在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对清政府提供巨额贷款进行交涉，并想同银行商谈革命政府借款的问题。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政府；至于革命政府，等正式成立后才能商谈借款问题。于是孙中山取道法国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4天后，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选举。与会的17个省代表，每省代表投一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只有浙江省代表没有投他的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后，清朝府于10月12日下令从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个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湖北镇压起义。14日，清政府又以袁世凯补授湖广总督，命他带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两年前，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时出卖过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掌握大权后，便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将他赶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养病。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把清政府开出的湖广总督价码放在眼里，以“足疾”未愈为理由，拒绝赴任。

再说荫昌率领南下的军队，以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他本人兼任第一军统领，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大将，唯袁世凯之命是从，根本不听荫昌的指挥。10月27日，清政府鉴于进攻武汉三镇受挫，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又相继起义，不得不给袁世凯更大的权力，任命袁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但这仍没有满足袁世凯的胃口，他要求清政府向他交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

袁世凯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压，一方面又命令冯国璋加强对武汉革命军的进攻。10月28日，冯国璋部占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11月1日，北洋军占领全汉口。袁世凯此举是为了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他才能收拾局面，同时也是为了向革命阵营显示一下他的军事实力。

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名义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清朝的军政大权落入袁世凯的囊中后，他立即走马到任，在湖北前线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之后北上组织内阁。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武昌形势陡然紧张。然而，袁世凯不急于攻占武昌，而是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继续抬高自己的身价，试图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

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重重，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和清政府大厦将倾的局面，使它们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袁世凯很快进入它们的视线。它们对革命派施加压力，引诱和胁迫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举行“和谈”，实际上是强迫革命党人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英国公使朱尔典于11月26日与袁世凯密谈后，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议和的建议。湖北军政府内掌握重要权力的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竭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一部分革命党人也赞同与袁世凯的代表谈判。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在上海进行和谈。

帝国主义国家对谈判横加干涉。12月20日，在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威胁南方革命派必须尽速和解。此后，它们又动用报纸，大造舆论压力，说如果谈判破裂，由革命派负责，甚至威胁如果谈判不成功，就要实行武装干涉。

由于帝国主义公开出面支持袁世凯，对革命派大肆进行武力恫吓，立宪派这时更是危言耸听，宣扬一旦外国列强干涉，中国就有亡国灭种危险。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此种情况下，觉得不妥协就会大祸临头，被迫屈服。于是，南北双方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同意出让政府，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迫清帝退位。

1月26日，袁世凯指使他的北洋军将领们联名发表通电，要求清帝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为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他提出了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以防止袁世凯独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轨道。

孙中山知道袁世凯不肯离开他的老窝，特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当然知道孙中山的用意，表面上给蔡元培等人以盛大的欢迎，表示愿意南下就职，背地里却在想法找借口不离开北京。袁指示部下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搞兵变，造出一个京畿不稳，他不能离开的假象。孙中山得知北京等地出现兵变的情况，决定出兵平乱，由黄兴等发出率兵北上的通电。这时，帝国主义又一次扮演了龌龊的角色，出面支持袁世凯，从各地调兵前往北京，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南京临时政府内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经不住帝国主义的恫吓，都反对孙中山奠都南京的主张。许多革命党人也都暴露了其软弱性，成了立宪派和旧官僚们的应声虫。孙中山等处于孤立的地位，被迫迁就退让。3月6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对于参议院通过、以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奸诈的袁世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手段。他知道，只要第一步达到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位置坐稳了，大权在握，《临时约法》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因此，他一方面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对它进行“修改”，为此后废弃这个约法埋下伏笔。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任这个职务，满打满算，也就是90天，位子尚未暖热，就被袁世凯给篡夺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力量非常强大，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轻易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取代了清王朝，其他一切照旧。无情的事实，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撞击得粉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

历史呼唤中国的有识之士，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探索新的道路；历史呼唤比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更先进更有力量的阶级及其政党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SW3jAx2z0ujsIC0ANCN+uRL+RNC1n7tFFNjSlS6+fN9kHBPqFRlDctUbJJdumd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