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

傲人的中华文明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

…………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上述两段话，出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一节“中华民族”。毛泽东酷爱中国历史，是伟大的爱国者。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才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作是在1939年冬季。这时，中国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近两个半年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拼命鼓吹“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声称“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然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继续实行他的独裁统治，使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之中。中国共产党则要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当然不能容忍蒋介石把中国拉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向全国人民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命题。为了论证这个命题，毛泽东把“中华民族”作为第一章“中国社会”的第一节，对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的灿烂文明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字里行间彰显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的确，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翻开世界历史，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熠熠闪光的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习惯上亦称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

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印度文明曾一度灿烂辉煌，为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由于周边外族的入侵，这些文明逐渐衰落和黯灭，犹如彗星一样在黑暗的夜空中闪着耀眼的光芒，然后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

与上述几个文明古国相比，古中华文明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后，闪耀的光芒却历经5000年不灭。虽然这期间也曾遭遇到阴霾，但它总有力量冲破黑暗，复又露出万丈光芒。

中华文明又称大河文明，从西至东流经华夏大地的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孕育了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

穿越时空，遥望远古约300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第四纪更新世，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而湿润，到处都是湖泊、沼泽、森林、茂草，因而盛产各种飞禽、走兽和鱼类。这样的环境，便于初期人类采集、狩猎，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考古发现的“巫山猿人”，距今约201万至214万年。可见，远在200多万年以前，华夏大地就有猿人存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古人类，他们已经能够制作工具，知道使用火。

200余万年的寒来暑往，中华民族的远祖们为求生存，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也改造和发展了自己。他们生生不息，自立自强，坚韧不拔，迈过了通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旧石器时代，进入第二道门槛——新石器时代。

从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璀璨的星星一样遍布辽阔的祖国大地上。这个时代延续了五六千年，到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这是远古历史上的“野蛮时代”，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

对于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代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相传，“有巢氏”“构木为巢”，反映了远祖们在经济发展、氏族公社繁荣的情况下，开始走出洞穴，日益追求“安居”，艰苦建造，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情形。

传说中的“伏羲氏”（又称“庖羲氏”），是由“养牺牲以供庖厨”而得名。他教人结网捕兽捕鱼，驯养牲畜；还“教民嫁娶”。又传说他仰望天空，俯察地面，画八卦，刻文字，代替“结绳纪事”，等等。这个传说说明伏羲氏是畜牧业的发明者，反映了当时捕猎技术不断进步，所捕猎物一下子吃不完，先养起来，久而久之，野兽被驯养成牲畜的情况；也说明这时我们的远祖已经知道在木头、石片、骨片上刻画符号，帮助记忆。

“女娲氏”是传说中的一个女英雄。传说共工与颛顼争天下，共工失败，怒而撞不周之山，导致天柱折，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人民流离失所。为了拯救人民，女娲决心炼石补天。经过艰苦努力，女娲炼成了36501块五彩石，用了36500块将天补好。此后，人们才得以安居。还有传说，女娲用泥巴造人，并与伏羲氏结为夫妻。这个传说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与自然界搏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情况。

传说中的“神农氏”，别号烈山氏，是农业的发明者。顾名思义，烈山就是烧山，开垦土地。相传他用木料制作耒、耜等农具，教人种植五谷；又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还说他“耕而作陶”，“织而衣”；更说他设立集市，进行交易。这反映了人类社会跨进新石器时代的全盛时期。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这些人们口口相传的远古传说，褪去其神话色彩的面纱，展示了华夏大地新石器时代由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再到踏入阶级社会门槛的基本情况。

传说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由来。

“黄帝”“炎帝”“蚩尤”是我国古书记载的远古时代三个部落的首领。传说中的黄帝为姬姓，号轩辕氏，也叫有熊氏。他的部落发祥地在陕西西北部，后来向东迁徙，沿北洛水，南下到今陕西大荔、朝邑，东渡黄河，从今天山西南部黄河之滨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后来定居在河北涿鹿附近。

炎帝部落的发祥地在陕西岐山东面，向外发展的路线大约是沿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向东，到河南西南部，最后到达今山东地区。传说中的炎帝为姜姓，号神农氏。由此看，炎帝部落应是一个最早从事农业的部落。

蚩尤是九黎族的领袖。所谓九黎族，应是九个部落的联合，原是居住在我国东部的原始部落。他们活动的地区，最早在山东南部，极盛时期达到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和南部，南下到达安徽中部，东面一直到海边。

炎帝部落到山东地区后，打破了九黎族往日宁静的生活。两个部落为了争夺生存之地不断你来我往发生冲突。结果是“外来户”炎帝部落被本地的蚩尤率领的九黎族打败了，被迫逃往河北涿鹿，与黄帝部落联合起来，对抗蚩尤。炎、黄两个部落联合起来，力量自然大了很多。经过长期的对抗，最后九黎族在与炎、黄两部落展开的一次大的战斗中失败了，蚩尤被杀。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涿鹿之战”。失败了的九黎族，一部分加入炎、黄两部落之中，一部分南下到达后来叫作荆楚的地方，与苗人集团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后人也认为蚩尤是苗族的祖先。

蚩尤曾和少昊部落关系亲密，黄帝部落和处于东方的太昊、少昊两部落作战，并赢得胜利。打败蚩尤之后，黄帝与太昊、少昊修好关系，在中原地区扩大了影响。

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蚩尤之后，炎帝企图与黄帝争夺在各个部落间的主导地位，两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双方在阪泉（在今河北怀来县）连续进行了三次大战，最后炎帝部落被打败了，归附了黄帝部落。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阪泉之战”。此后，这两个部落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九黎族的一部分，就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共同开发黄河中下游的两岸，使这个地区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些原先不同祖先的居民，都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春秋时期他们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也单称“华”或“夏”。因此，中国人也把黄帝、炎帝奉为始祖，自称“黄帝子孙”“炎黄子孙”。今天，陕西黄陵县、河南新郑市每年都隆重举行祭拜黄帝大典。

古代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所以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华”。随着华族和其他各族不断融合，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关系也日益密切，中原文化逐渐扩展到各地，“中华”二字便代表了整个中国，中华民族成为我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

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后，中国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即史学界通常说的文明时代。自夏立国后，中华文明经历了夏、商、周，史称奴隶制社会时期，而其后的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史称封建制社会时期。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尽管曾出现过分为数国、多个政权并存的状况，但统一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是发展趋向，最终还是走向统一。历史也证明，国家统一才强大，才能发展，才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夏朝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经过商代的发展，至西周，进入繁荣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各诸侯国争霸战争和霸主政治是集中表现。分封制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增强，各诸侯国先后开始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在各国逐步确立。经济上，井田制迅速瓦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获得一定发展，并推动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在思想文化上，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留下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时期，中国向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有：

1.甲骨文。从殷墟发现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由甲骨文发展演变的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标志，并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对人类文字的重要贡献。

2.青铜冶炼技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后母戊”大方鼎，重832.84公斤，造型雄伟，花纹瑰丽，属世界文化中的奇珍异宝。

3.大型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是都江堰，秦昭王时期，被任命为蜀郡守的李冰及其儿子带人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修建。建成之后，2200余年来，成都平原受益于这一工程，成为古今闻名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司南”的发明。司南是用来定位方向的仪器，最早的可靠记载来自战国时期末年的《韩非子》一书，是最早的指南针。司南的发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先秦文明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的文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因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华文明呈爆发式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

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嬴政创立了皇帝制度，自称“始皇帝”，希图秦朝的江山万世不倒。由于实施暴政，秦朝只统治了短短15年便被推翻了。尽管如此，秦始皇政治上采取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经济文化上承认土地私有权，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直道和通西南夷的“五尺道”，实现车同轨；军事上北击匈奴，南开五岭。这些措施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刘邦建立的汉朝，吸取了秦二世灭亡的教训，与民休养生息，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富庶的局面。

秦、汉两朝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秦、汉之后，中华文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后，迎来了农业革命最灿烂的时代。唐朝是一个享誉世界文明史的朝代，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开放、最繁荣的国度。此时，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最繁荣的时期。而这时，欧洲处于封建专制的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文明正在兴起，美洲的玛雅文明从发展走向衰落。在唐朝之后，中华文明的发展步伐开始放缓，但直到清朝中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世界领先地位。

从秦、汉经盛唐，再由宋、元、明到清中期，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有：

1.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的发明。这三大发明加上战国时期司南的发明，是中华文明助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2.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西汉时期，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到中亚、西亚以及到土耳其、印度等地的陆路交通。由于这条横贯亚洲的中西陆路交通主要是运销我国的丝绸而闻名于世，所以中外历史学家称它为“丝绸之路”。后来中国又在东南部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作为连结中西方的纽带，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3.瓷器的发明与制造。我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远销海外，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在英文中“China”（中国）一词也有“瓷器”的意思。我国瓷器为世界人民的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是世界文明史中瑰丽的花朵。

4.旷世工程万里长城的修建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这两大工程都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尤其是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享誉世界的标志性的建筑。

除上面所列举的之外，我国还有以《史记》为代表的记载历朝历代历史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学；有从上古一路走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历史阶段高峰迭起，大家、名家辈出，各类文学体裁不断涌现的文学；有自隋唐开始直至清朝末年，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取士，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封建社会达到空前繁荣，遥遥领先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科举取士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承认。我国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我国的雕塑艺术成就也很巨大，著名的有开凿于北魏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前秦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以及南宋的大足石刻，都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宝库。

在科学技术探索和发明方面，中国在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地理等领域，均领先于世界。如唐朝僧人一行于724年与梁令瓒合作，创造了黄道游仪，以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要早994年；一行在同年对地球子午线进行实测，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比外国早约90年。宋代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中记载了他所创造的水运仪象台，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又如南北朝时的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基础上，精确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直到1427年阿拉伯人阿尔·卡西才打破这一纪录。再如，明代造船和航海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最远抵达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东岸的摩加迪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将近90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在医药学方面也独树一帜。秦汉时期，中国医药学已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唐朝时我国医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孙思邈著的《千金方》，总结了医学理论、治疗经验，收集了5300多个药方。孙思邈由于在药物学和医学上的巨大贡献，被后世尊称为“药王”。659年，苏敬等人集体编修的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唐本草》，是唐朝医药学又一杰出成就。该书53卷，收集药物844种，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比西欧最早的149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早835年。明万历年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入药物1892种，药方11097个，附图1100多幅。该书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各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这部伟大的医药著作，在世界医药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医药学发展的重要贡献，1953年12月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一步一步地追寻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足迹，我们可以自豪地认识到，祖国的万里锦绣河山，是我们的祖先从远古开始，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开垦出来，建设起来，保卫出来的。为了这片可爱的土地，我们的先人流下了汗水、鲜血，献出了智慧。中华民族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不屈的、和平的、友好的、无私的、开放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精彩、最辉煌的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坚实的阶梯，曾在1000余年间走在世界的前列，起着引领的作用。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你站在哪里，都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的力量，都会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力量，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民族自信会在胸间油然而生。你会愿意为她而生、为她而死、为她献出一切。毛泽东曾在一首词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鲁迅先生也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正是这种情怀，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不灭，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西欧、清朝反向发展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相继建立封建国家，标志着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西欧的形成和发展，是罗马奴隶制生产关系没落和日耳曼原始社会瓦解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当时的欧洲，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并存与融合。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依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基督教神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可以说，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也被宗教神学光环笼罩着，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人们反封建制度必然表现在反对教会，凡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必然就是神学的异端邪说。黑暗神权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落后于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帝国等东方国家。这段历史，被那些坚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历史学家羞羞答答地称之为“黑暗时代”。

在黑暗中度过了10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15世纪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需要量激增。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也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中世纪的西欧，最初实行银本位制，15世纪以后，逐渐过渡到金本位制，金银同是国防和贸易支付手段。于是，西欧的国王、贵族和商人就像发疯了一样到处追逐黄金和白银。拥有大量的黄金、白银，成为他们的梦想。哥伦布曾形象地说：“黄金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进入天堂。”

事情就是这样，当某种东西成为大家梦寐以求的对象时，这种东西就愈发显得稀缺。欧洲产金不多，而银主要产于德国。从15世纪后半期起，德国的产银量不断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西欧商人在同东方的贸易中运进价格昂贵的丝绸和香料，又使贵金属大量外流。一些国家为了缓解贵金属短缺，一再下令禁止金银出口，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就在西欧对黄金、白银无限渴望的时候，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勾起了他们寻找黄金的狂热欲望。

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城大商人之家的马可·波罗曾随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窦到中国，居住了17年，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遣他巡视各地，甚至命他出使南洋各地。回到威尼斯后，他由于参加与热那亚争夺垄断地中海贸易控制权的战争而兵败被俘，被关在热那亚监狱里。在监狱中，他给别人讲他在东方的见闻。同狱的比萨城文学家鲁思梯谦对马可·波罗讲的东方之行极感兴趣，于是，就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用当时欧洲流行的法文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连马可·波罗本人也不会想到，他这本游记一问世，立即轰动了欧洲，人们争相传阅，很快用几十种文字翻译传抄，出现了上百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共有四卷：第一卷，记述马可·波罗一行从威尼斯至元上都的旅途见闻；第二卷，记述蒙古大汗忽必烈、宫殿、都城、政事，以及马可·波罗巡视云南至缅甸的情况和巡视杭州、福州、泉州等城的情况；第三卷，记述中国邻国日本、越南、印度和印度洋沿岸诸岛；第四卷，记述成吉思汗后裔鞑靼宗王之间的战争及北亚。全书记述城市100多个，把每地的气候、物产、风俗习惯、贸易、宗教信仰以及朝政都作了详尽介绍。

由于马可·波罗在元大都居住多年，在游记中对气势恢宏的元大都和富丽堂皇的宫殿作了细致的描述，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非常向往。书中对中国南方城市杭州也作了不吝美词的赞扬，称：“行在所供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置于天堂。”游记还记述中国已使用纸币交易，用煤作燃料。

《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等国繁华富庶情况的描述，激起西方冒险家们觊觎东方的强烈欲望。尤其是游记中关于中国遍地都是黄金，以至于用金砖铺地的描述，更使他们垂涎，抑制不住到东方探险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新航路的开辟。

15世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地理知识的进步，使远航成为可能，为开辟新航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此时，欧洲人已经能制造适宜远航的多桅快速、载重百吨甚至千吨的大船。我国发明的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之手于14世纪传入欧洲，已被普遍应用于航海事业，水手们在茫茫大海上再也不怕找不到方向了；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圆说日益被人们接受；1477年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堪斯内里绘制的世界地图，把中国和日本画在欧洲的西方，坚信从欧洲向西可以到达东方。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就被东方的富庶迷住了，决定西航，前往盛产黄金、香料的中国和印度。1492年、1493年、1498年和1502年，哥伦布率船四次西行，发现了美洲，并开辟从西欧通往美洲的新航路，结束了美洲与其他洲隔绝的状态，为西班牙海外掠夺和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葡萄牙人组成的探险队抵达非洲西岸一些地方。1487年，巴托洛缪·迪亚士率领三只船沿非洲西岸继续南下，第一次绕过非洲南端到达非洲东海岸。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此后，达·伽马又在1502年、1524年两次率船队去印度，并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印度总督。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西欧直航印度的新航路，促进欧亚事业和航运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血腥掠夺。

受到西班牙国王支持的麦哲伦率领五艘船，从1519年9月20日起至1522年9月6日止，历时三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麦哲伦环球航行从动机上讲是追逐财富，在新发现地对当地居民的征服和掠夺是血腥的，但此举无可辩驳地证明“地圆说”是正确的，为人们地理知识的丰富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航路开辟前，欧洲有两大贸易区，即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意大利位于地中海贸易区的中央，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起主导作用。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和佛罗伦萨的金币佛罗林，是当时国际通用货币。佛罗伦萨有发达的羊毛工业，它从英国和西班牙进口优质羊毛，加工成呢绒，远销欧洲各地及地中海东岸，正是这个领域里出现了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德国正好夹在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间，也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意大利商人将购自东方的货物经德国运销北欧。至于北海、波罗的海贸易，主要掌握在汉堡、吕贝克等北德意志城市。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畔，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在陆地商道附近，德国的城市有两三千个。纽伦堡和科隆是最大的两个城市，分别有4万至5万居民，其次是汉堡、吕贝克、奥格斯堡、乌尔姆、斯特拉斯堡和慕尼黑等。在德国南方的城市里，有许多国际闻名的大商人和垄断公司。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贸易区的格局有了新的改变。欧洲的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西移到大西洋沿岸，十分有利于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发展。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英国的伦敦、利物浦，法国的巴黎、波尔多、拉洛塞尔和南特等城市日益繁荣。尤其是英国，毛纺织业成为主要工业部门。为此，英国发生了史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羊毛的需求量不断扩大，价格不断上涨，养羊比种植粮食作物更加有利可图。从15世纪晚期开始，为追逐财富，黑心的英国贵族地主用暴力把农民从小块租地上赶走，同时霸占原来农民公用的草地、山林、沼泽，赶走原有的农民，用篱笆圈围大片土地，让那里生长牧草，用以养羊。这个行动，被称为“羊吃人”。圈地运动以野蛮的手段使农民与土地分离，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所要的、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提供了条件，靠圈地起家的贵族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

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掠夺，引起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相互促进的。商业革命，是指商业扩大、商品种类增多、经营方式改变和商业中心转移，开始形成世界市场。欧洲与亚洲、非洲之间的商业扩大了，并开始与美洲有了商业联系。亚、非、美洲的众多商品，开始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上。新的金融机构如股份公司和交易所相继出现。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入欧洲，引起物价飞涨，被称为价格革命。物价上涨使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实际购买力下降，日趋贫困。按传统方式征收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收入减少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族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和高价出售产品得到好处。价格革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之一，并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加速了封建制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主要由资本主义工场主和农场主组成，也有一部分来自富裕中农和贵族的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需要为其服务的新文化，于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发动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是从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始的，因而被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发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以后逐渐扩大到西欧各国，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期。

“文艺复兴”一词，最早是由16世纪意大利艺术家乔治·瓦萨里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里提出来的，原意是“再生”“复活”或“复兴”，即古代文化艺术的复兴，后来被西欧各国学者沿用。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不是古典文化艺术的简单复兴，而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萌芽，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古典文化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吸收其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并加以改造，从而创造出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新文化。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也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奠定了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思想，提倡以人为中心，研究与人有关的世俗学问，如艺术、语言、历史、哲学等新学问，反对天主教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人文主义者提倡理性，追求科学知识，号召人应该不断地学习知识，探索自然，寻求科学真理，以造福人类，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使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阿里格利·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其代表作《神曲》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鼻祖，代表作是抒情诗集《歌集》。乔万尼·薄伽丘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代表作有小说集《十日谈》。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早期艺术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画家、雕刻家乔托·地·班多涅。他的主要成就是壁画，最有名的有《金门相会》《逃亡埃及》《犹大之吻》和《哀悼基督》。他开创的人文主义思想内容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绘画开辟了道路，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马萨乔是另一位著名画家，代表作有《失乐园》和《纳税钱》。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后期艺术空前繁荣，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艺术大师。列奥那多·达·芬奇，被称为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完美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作品有《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米开朗琪罗·波那罗蒂是著名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雕塑《大卫》和《摩西像》。拉斐尔·桑西是杰出的画家和建筑师，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像》。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尼柯罗·马基雅维利，代表作有《君主论》《罗马史论》《战争的艺术》等。托马索·康帕内拉是杰出的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代表有《太阳城》。

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等地，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兴起了蓬勃的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法国文学家拉伯雷，代表作讽刺小说《巨人传》；西班牙文学家塞万提斯，代表作《堂吉诃德》；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代表作《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等，他们三人被称为文艺复兴后期的“文坛三杰”。

从15世纪末起，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产生。这既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是从天文学革命开始的，并对欧洲的宗教神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因此，天文学革命是在宗教神学的残酷迫害下不屈进行的。

尼古拉·哥白尼是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写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创立了“太阳中心说”（“日心说”）。他以大量的事实推翻了统治欧洲1000多年的“地心说”。天主教会把哥白尼的“日心说”视为异端邪说，1616年罗马教皇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并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者进行残酷迫害。乔尔丹诺·布鲁诺是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新的宇宙理论。布鲁诺的新宇宙观挑战了神学，必然遭到教会极端仇视，1600年，他在被宗教裁判所囚禁八年后，被判处火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伽利略，意大利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力学家。他根据自己对天体运动的长期观测，写成《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进一步论证哥白尼学说的科学性，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因而触怒教会，遭到软禁。约翰·开普勒，德国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通过对天体的长期观测和研究，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大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数学和物理学的角度证明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从而使它更加接近真理。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发展起来，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和法国的勒奈·笛卡尔和荷兰的别涅狄克特斯·德·斯宾诺莎。培根是近代第一个唯物论哲学家，著有《学术的进展》《新工具》和《论科学的价值与增长》。笛卡尔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著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斯宾诺莎是荷兰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主要著作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

随着文艺复兴的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大解放，特别是唯物主义给基督教以极大冲击。基督教由于其本身越来越腐化，教皇的权威已受到各国世俗政权的怀疑，教会内部也逐渐积聚了一股改革力量，终于酿成以德国为起点的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继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后，法国出现了加尔文教派，瑞士出现了再洗礼派，并传入尼德兰。此后，路德教派又传入北欧，挪威、丹麦、瑞典相继改奉路德教派。经过宗教改革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打击，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力大为削弱，宗教事务的一部分权力逐渐转移到世俗诸侯之手。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属于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统治的支柱天主教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思想的解放必然引起政治方面的要求，1566年爆发了处在西班牙反动统治下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这场革命至1609年结束。尼德兰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欧洲打开了一个缺口，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但这场革命很不彻底，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彻底废除，革命仅在北方取得胜利，而且政权落在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手里，还未能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从1640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经过近半个世纪，英国建立了代议制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沉重打击了英国封建专制统治，开辟了世界史上资产阶级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新时代，其影响远远超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从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后期，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由极盛走向衰败的时期。这时法国工商业发展比较迅速，仅次于英国，居欧洲第二位。随着工商业发展，法国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就是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

18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法国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人的眼光”出发，以“天赋人权”为旗帜，以自然法、契约论为武器，勇敢地向封建专制、教会和宗教猛烈进攻。启蒙运动实际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用思考代替天启，用理性反对愚昧无知，用人权代替神权，目的就是要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启蒙运动为此后的法国大革命乃至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1789年7月至1794年7月的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曾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看成是“欧洲范围”的革命，指出：“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此后，欧洲各国相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代议制君主立宪政体或共和政体的资产阶级政权。

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英国从纺织业开始进行工业革命。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使生产率提高了6倍。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装有多个纱锭的“珍妮机”，编织效率提高了18倍。此后，童工出身的克隆普顿制成了新水力纺纱机。牧师卡特莱特在1785年制成了水力织布机，不仅省去了人力，而且使织布效率提高了40倍。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近代资本主义大工厂开始出现。

然而，水力机械必然受制于自然水利资源、气候、季节变化等，动力问题成为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763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解决了自然条件对工业发展的限制，冲破了动力问题的瓶颈，推动了所有工业部门的发展和进步。

蒸汽机问世后，不仅迅速应用于棉纺织业，而且迅速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很快发展起来。1784年，柯尔特采用煤混合氧气炼铁及搅炼和碾轧的方法，使生铁产量提高15倍。此后，工业革命由轻工业阶段进入重工业阶段。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蒸汽机船“克莱蒙特”号。1811年英国仿造蒸汽机船成功，用于内河和沿海航运。1811年蒸汽机船横渡大西洋成功，使远洋航运进入一个新阶段。1814年，斯蒂芬森发明铁路机车。1825年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建成。此后，铁路迅速遍及英国。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纺织业开始，以一系列生产机器的发明和改良、生产技术方法的进步为基础，迅速建立起全国性的工业体系。工业化布局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而迅速扩大，推动工业城市由沿海向内陆扩展。轻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重工业得到确立和发展，农业发展则因工业发展需要而进一步纳入工业发展的体系中，工业化无孔不入地深入到各行各业之中。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生产在纺织业中已经取得主要地位，机器制造业进入机械化阶段，标志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完成。

英国工业革命造成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产量都呈十倍以上的增长。182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世界贸易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相当于法国、比利时、普鲁士总和的三倍。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了响当当的世界工厂。

借助人口流动，技术、产品输入等方式，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向欧洲大陆和美洲传播，法国、德国、美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历程。工业革命使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自15世纪末，西方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发展越来越迅速，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头。而汉唐以来灿烂辉煌、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却逐渐黯淡下来，失去昔日的光辉。

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关外的满族政权乘李自成立足未稳，进入山海关，先后打败李自成和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清朝前期是强盛的，曾出现“康乾盛世”，但在中期开始走向衰败。

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全国政权，在统一的过程中又屡屡遭到反清势力的顽强反抗，矛盾十分激烈，因而清廷在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体制的同时，加紧了对思想的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统治。一方面，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清廷倡导尊孔崇儒，科举取士，并注重发挥礼乐教化控制思想；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文字狱起始于康熙，雍正当朝后不断发展，到乾隆当朝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许多汉族知识分子惨遭杀戮。大兴文字狱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战战兢兢，脱离现实，一门心思钻到儒家经书中去，形成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形容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局面，严重地阻碍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

清初为了防备以台湾为根据地的郑成功与内地反清势力结合起来，朝廷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四年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但对船只大小及运载物品等作了严格的限制。同时清政府对西方殖民势力始终存有戒心，在沿海各要地设炮台，对外国商船严加控制。1684年起清政府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分地域管理对外贸易。进入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势力逐渐衰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取得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使用大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率，在对清朝的贸易中很快压倒其他西方国家。英国运来的商品主要是毛织品、金属、玻璃、钟表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但在中国缺乏市场。而中国的茶叶、生丝、大黄、陶瓷、土布，却在欧洲有广泛的市场。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顺差，因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了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和掠夺中国财富，西方殖民者不断制造事端。1757年，清政府下令只留广州一处海关，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虽有抵御、防范西方殖民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一面，但总体上看，这一政策是消极有害的：其一，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并因此影响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其二，限制了中外文化交流，妨碍了中国学习、掌握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其三，这种消极的对外防御，实际是一种鸵鸟政策，只能抵挡一时，并不能扭转中外力量对比，更不能从根本上挡住殖民势力的侵略。相反，由于清政府脱离世界潮流，愚昧自大，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在规模、数量、分布领域和范围等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然而，清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封建经济，加上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及人口增长，导致农民极端贫困，购买力极其低下，限制了手工业品的销路，从根本上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成长。

很明显，西方凭借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在蒸汽机轰隆隆的声音中飞速发展时，处在东方的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浑然不觉，君主专制统治依旧顽固，发展的车轮停滞不前。中国落伍了，被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地掠夺财富，处在落后的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民族危机已经悄悄来临。

落后遭打，教训惨痛

当世界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时，清政府却浑然不知，仍然自我陶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成为一个泥足巨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之下，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却又越来越孱弱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对象。最先向中国发动战争，咬下第一口肥肉的，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英国由于对华贸易打不开市场，便丧心病狂地利用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作为打开市场的工具。

鸦片输入中国比较早，但开始只是作为治病的药物，且数量不大。到了18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了鸦片贸易后，把印度的鸦片大批运到中国来。1800年（嘉庆五年），鸦片输入中国是4570箱，到了1838年（道光十八年），已经激增到40200箱。据估计，1835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可见鸦片的流毒已经严重泛滥。鸦片输入激增，造成中国白银每年以数千万两计外流，清政府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同时，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人民体质日益衰弱，生活更加贫困。英国殖民者的罪恶目的达到了！

鸦片泛滥，激起广大人民的反对，就连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爱国官员也纷纷提出禁烟主张，林则徐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林则徐是清政府难得的有识之士，在北京为官时就与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人提倡经世之学，主张改革现状。1837年到1838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就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在湖南、湖北两省实行严厉的禁烟措施，有力地打击了烟毒的泛滥。林则徐曾上奏道光皇帝，指出：如果不把鸦片严加禁绝，将来国家不但无人可以当兵，而且也将无钱维持财政开支。当时清政府内部分成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争论很激烈。道光皇帝考虑到如果不禁烟，他的皇帝宝座有可能被鸦片冲垮，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到达广东后，采取雷厉风行的禁烟行动，收缴英国鸦片贩子2万余箱鸦片、美国鸦片贩子1500余箱鸦片，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销毁。此即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为纪念这一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行动，1958年落成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第一幅浮雕，便是“虎门销烟”。

1839年8月，当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曼彻斯特、伦敦、利物浦、利兹等大城市的资产阶级大亨们狂热地发出侵华战争的叫嚣，主张要用侵略战争把中国变成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

1840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开往中国。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战争的议案，派兵侵略中国。6月，由义律率领的船舰40余艘，载士兵4000余人陆续开到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由于这时已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率领军民做好了准备，严阵以待，英军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吃尽苦头。于是，英国侵略军北犯福建厦门。这时由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也做了充分准备，英军在厦门也未得逞。英军接着北上，攻陷浙江定海。8月，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口。

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对于英军嚣张侵略是战是“抚”（清政府阿Q式的语言，即求和）摇摆不定，先是听信投降派的主张，将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革职，重用琦善等投降派，后又重用奕山、奕经等昏庸无能的官僚率兵出师广东、浙江抵抗，遭到严重失败。最奇葩的是湖南提督杨芳。他被道光任命为参赞大臣，协助奕山赴广东抵抗英军。杨芳先于奕山到达广州，见英舰于珠江上横行无阻，炮火猛烈，竟认为这是“邪术”，于是想出一条“妙计”，命令地方保甲收集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之上，防御乌涌炮台。英舰来攻之时，杨芳命人将木筏放向英舰，企图破其“邪术”。这种愚蠢的做法哪能阻挡住英舰！结果英军长驱直入，逼近广州城郊。

1842年6月，英军进入长江，先后攻陷宝山、上海、镇江，于8月闯入南京江面。8月29日，清政府的代表耆英、伊力布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2）赔偿英国鸦片费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3）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出领事等官；（4）中国需与英国商议中国进出口的税率；（5）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和中国人交易。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关税税率和其他有关问题。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10月8日，中英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英国又通过《虎门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等项特权。

《南京条约》如同一把刀子在中国的躯体上划开了第一道伤口之后，美国、法国、俄国等侵略者便张着血盆大口接踵而来。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美国从这个条约中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有关特权外，还取得了以下几项重要权益：（1）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2）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规定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必须与美国领事协商得到同意；（3）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4）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10月24日，中法签订《黄埔条约》，法国获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各项特权。11月11日，清政府又在法国的胁迫下，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中国北方的强邻沙俄，也利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力量削弱的时机，明目张胆地对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851年8月6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规定：（1）开放伊犁和塔城对俄通商，允许俄国商人修筑住房、货栈，免税贸易；（2）俄国可以派驻领事，管理该国贸易事宜，享有领事裁判权。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尝到的第一枚苦果。号称“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被区区48艘战舰、4000名英军打败，签订了《南京条约》，又同美、法、俄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能忘却的痛！

中国历史由鸦片战争起发生拐弯。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堕去。

由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每个中国人读起来都心情十分沉重的历史！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欲壑是无底的，它们并不因为从《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特权而满足，总是伺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得到更多的罪恶利益。1857年至1900年，西方列强又先后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其中有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不仅获得了大量侵略权益和战争赔款，而且还将北京西北郊圆明园内的奇珍异宝掠夺一空。为了掩盖其罪行，英军于1858年9月9日纵火烧毁全园建筑。圆明园，这个经过清政府100多年经营，汇聚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聚集古今艺术珍品而成的皇家宫殿和园林，在罪恶的大火中变成了废墟。相信今天到圆明园遗址公园游园的人们，目睹当年英法侵略者野蛮的罪恶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会引起一阵阵扎心的痛。那一块块大小不一、残缺不全的汉白玉，无声地警示着人们，落后遭人欺凌的境遇是多么惨！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明火执仗侵略中国，而沙俄就像贼一样，偷偷地对中国干着见不得人的侵略勾当。1858年5月，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以武力要挟和外交讹诈为手段，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北岸中国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俄国。清政府对《瑷珲条约》没有认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1860年11月，沙俄以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由，逼迫奕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迫使清政府确认《瑷珲条约》外，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俄国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1864年10月，在俄国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下，清政府被迫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经过这个勘界条约，巴什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中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等广大地区，皆被沙俄割占，总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以十分卑鄙的方式，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越来越听命于西方列强，成为其附庸和工具，使中国更加迅速地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更可气的事是发生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侵略中国的法军，在镇南关被时任广西提督的70岁老将冯子材打败，法军被歼灭1000多人。法军仓皇后撤，连谅山也只得放弃。按说，中国取得了胜利，应该扬眉吐气，签订有利于中国的条约，然而，清政府却愚蠢地认为这是求和的好机会，竟不顾中国军民的反对，于1885年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规定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越南北圻的边界，中国以后需要修建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同意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由此深入我国西南边疆。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获得了清政府承认其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等一系列侵略权益，而且获得了2亿两白银（接近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这个在当时来说近乎天文数字的赔款。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更加疯狂地盘剥本国老百姓，同时大借外债，使人民陷入更大的贫困之中。而日本则用这些通过强盗手段得到的巨额赔款，发展与军需有关的工业，使自己迅速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和称霸亚洲的道路。

甲午战争，中国耻辱地败给新起的日本，清政府进一步暴露了腐败无能的嘴脸，加剧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中国又一次加速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00年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的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遭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但清政府屈膝投降。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所犯罪行骇人听闻，罄竹难书。

侵略者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从1902年1月1日算起，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此外，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万两白银。（2）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这里驻兵。（3）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的炮台一律拆毁。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4）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辛丑条约》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无以复加的一次大勒索，巨额赔款像妖魔鬼怪张着血盆大口，要贪婪地吸干中国人民的血液。清政府无耻地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它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列强，成为“洋人的朝廷”，忠实地帮助帝国主义统治和压榨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管的半殖民地国家，完全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在黑暗、饥饿、贫穷中挣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落后必然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留给人们永远抹不去的惨痛记忆！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历史呼唤仁人志士、新的政治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伟大梦想。 46y2A4SoSwUxsVtwxkbKFMHjYkPGsiZdV1/YmdgvVutqUUfhdcnteWljU7b5nX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