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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谁呀？！”我一头扑向电话。当时正是我读高三那一年的11月。托马斯尖声笑着，他在家自学，我是他的家教。“你要干什么？！你干吗不停给我打电话？！我 不想要 你的太阳能电池板！”
我恶狠狠地撂了电话，把翻盖手机扔到桌面上，然后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托马斯之前一直在努力憋笑，现在终于放声狂笑。
“电话推销员就得这么收拾，托马斯。”我指导道。他笑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我给托马斯上一个小时的拉丁文课，其间电话响了4次。他13岁，与专横又虔诚的监护人一起住在家里。我是唯一获准与他交流的外人。我当然不能让垃圾电话搅扰了工作。
收养托马斯的是他的叔叔和婶婶，两人都承受着生活的重压。理查德叔叔是一名前绿色贝雷帽特种兵，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离群索居，家里拉着百叶窗，每间房都安装了空气净化器。托马斯的婶婶黛比是个和善的女人，每天早早就要起床祷告和照顾托马斯的妹妹韦罗妮卡，韦罗妮卡患有重度残疾和言语障碍。
托马斯天资聪颖，博闻强识，但叔叔婶婶让他从公立学校退学，以免他“遇到生活方式违背《圣经》教诲的人”。我到他家教他英语、西班牙语、拉丁文和数学，他家人都很喜欢我，把我当作他的学习榜样。我心中暗笑， 眼前这一幕真是讽刺啊！
因为托马斯在家里的生活受到严格规定和监视，所以他没有任何朋友。我尽量把课程安排得不那么正式，至少让他能体验到一点友谊的味道。在初中，出类拔萃往往意味着茕茕孑立，我知道托马斯的感受。于是，那天下午接到第五通未知来电时，我决定戏耍一番。如果能把他逗乐或者展露难得一见的笑颜，那就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了。
上完两个小时课之后，我感谢了他的叔叔，领了60美元的报酬，悠然走进外面我爸妈的车里，一会儿就能到家。我刚扭车钥匙，电话又响了。还是同一个号码。
“什么事？”我翻着白眼厉声道，停在绿树成荫，安静得让人想睡觉的小区旁边。我没那个心情。
“先生，你好，我是海利·肖尔，”一个友善的声音说道，“我是哈佛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请问马修在吗？我们希望安排他参加面试。”
我反应过来那个号码不是电话推销员的，瞬间面色惨白。我半个钟头前真的对“哈佛大学”咆哮了吗？
“请稍等，女士。”我嘟囔道。 没准她听不出来之前那个人是我呢。 我把电话听筒扣在系了安全带的大腿上，调整好呼吸，然后把手机放到耳边，露出笑容，换上洋溢着暖意的天气预报腔。我希望自己的音色变了。
“你好，我就是马修！”我说道。她又说了一遍自我介绍，提到之前联系我时遇到了麻烦。我心中默念，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这招似乎奏效了。
我只申请了三所大学。第一所是林登州立大学，这是一所佛蒙特州的小学校，离圣约翰斯伯里市（St.Johnsbury）不远，我一个月前去看过。校园建在一座山丘上，俯瞰山林和宁静的小镇林登维尔（Lyndonville）。林登州立大学虽不是大牌名校，却出过几位经常上节目的著名气象学家。天气频道
台柱子，以追踪风暴闻名的吉姆·坎托雷（Jim Cantore）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该校。林登州立大学与我完美契合。我刚踏进学校的新闻演播室就立即爱上了它。
尽管校园环境与文化立即吸引了我，但林登州立大学也亮了几盏“红灯”——99.4%的录取率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一些我关注的数字，一年26000美元的学费也是个问题。我当时正在申请净金额超过90000美元的第三方奖学金，能覆盖4年的大部分学费，只是我明白，如果演播事业走不通的话，我在林登州立大学就没有多少退路了。我确定我在那里会快乐，我也喜欢遇到过的林登学子，但我还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
我报的第二所学校是康奈尔大学，它似乎是最优解。康奈尔大学拥有全球闻名的气象专业，还是常春藤联盟的成员。但经过计算，即便算上奖助学金，我每年还是要交37000美元左右的学费。这可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在那时，我注意到了2010年《康奈尔大学年鉴》上的一篇文章：“康奈尔大学宣布，如果录取学生还获得了其他藤校的录取通知书，校方将为其提供因需资助。”
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以前就在超市用过沃尔玛的保价退款政策。现在，我只需要找到一家以慷慨闻名的藤校就行了。这能有多少区别呢？于是我申请了哈佛大学，这是我耍的花招，而且我承认这是不诚信的行为。我之前肯定忽略了面试的事情。
* * *
接到那通尴尬电话的第二天，我站在“大坑”里等海利。“大坑”是斯特吉斯高中主办公室正面下沉入口通道的别名。结果她不只是负责安排日期，而且还亲自从剑桥市驱车来面试我。
一位衣着考究，拿着笔记本的女士从我身旁走过。我问她：“你好，请问你是海利吗？”她的样子与周围格格不入。
“马修？”她问道。我露出微笑。她也笑了。
“学校里面跟迷宫似的，咱们就在外面聊吧。”我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们在乱糟糟的走廊里漫步，途经教师休息室时，马修斯老师正在复印机旁吃玛芬蛋糕。我当天早晨抢在最后一刻预定了旁边的会议室，毕竟，我提前也没接到通知。房间角落里放着一箱节庆用品和一台漏水的饮水机。
等她落座后，我自己才找了把椅子。我俩斜对着坐在凌乱的会议桌的一角。
“再次感谢你开车一路跑过来，”我摆出了优雅而真诚的天气播报员的迷人腔调，“这就好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爸折腾起来去波士顿，结果就为了去趟机场。”她笑了。
我们聊得自然而通畅，我假装是在跟我妈妈的朋友说话。话说回来，我本来就更擅长跟成年人而非同龄人打交道。我觉得大人是讲道理的。《使命召唤》和网络段子没道理可讲。
“你最喜欢的书是哪本？”她问道。
我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回答：
“洛伊丝·劳里的《记忆传授人》。”这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探讨人在没有选择，也不承担后果的情况下感受到的满足。书中的意象给了我深切的共鸣。“你看过吗？”我问她。她似乎吃了一惊。
“其实，洛伊丝就是我的朋友。”她说的时候眼里有光，正如几分钟前她问我水龙卷的事，我也眼睛一亮。我感觉很好。
* * *
感恩节过后，冬季的大地迎来了一场长时间的严重寒潮。还没秃的树只剩下遍布科德角的短叶松。我继续着每周40小时的日常学习与打工生活。我在冰激凌店打工，给《巴恩斯特布尔爱国者报》写有偿天气专栏文章，当家教，还在马路边的乡村俱乐部里收拾盘子。我忙起来的时候最快乐。
1月份，我从朋友克里斯那里接了个新的家教工作。他不懂初阶微积分，所以把学生介绍给了我。客户是南普利茅斯高中的一名高三数学挂科学生，他只要拿到这个学分就能毕业了。 小菜一碟 ，我想着。
我把第一堂课安排在周二放学后的傍晚，在地图网站MapQuest上打印好导航路线，然后驱车3英里（约合4.8千米）前往普利茅斯塘区，学生家就在那边。当时下着小雪，雪为大地铺上了白毯，也吸收了声音，周遭一片祥和宁静。我再三核对了地址，在车道末端停好车，手里拿着写字板，走到了大门口。
“闭嘴！”我听见屋里回荡着吼声，听上去像是两个男人在吵架。我连门铃都还没按呢，好几条狗就叫了起来。我在短信里给父母发送了地址，深吸一口气，然后敲门。我的车胎痕迹已经消失在了雪中。
一个50岁出头的男人把门打开了。他身高大约6英尺4英寸（约合1.93米），体重看上去比220磅（约合99.8千克）多一点。从表情来看，他见到我并不高兴。
“喂，你一个小时多少钱来着？”他一边问我，一边侧身挡住蠢蠢欲动的罗威纳犬，免得它跑出门。没打招呼，没有客套。
“30美元。”我说道，努力让身穿毛绒蓝夹克的自己显得威武严肃。我当然希望在这里被认真对待。他给我写了张支票，我猜他是学生的父亲。
“没用的，这就当是打水漂了。”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四处乱瞟。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发慌。
“这是什么意思？”我疑惑地问道。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什么活儿都不干，”父亲气势汹汹地说，“他不出来。我是没招儿了。他想退学也可以。我说完了。抱歉浪费你的时间。”他当着我的面摔上了门。
我在雪地里艰难地往回走，赚了30美元，心里却很生气。 这家人的做法大错特错 ，我想着， 管他呢，反正我试过了。我今天不会被一头罗威纳犬吃掉了。
我爬回车里，开车回家。我刚刚空降到了一场家庭危机中，与平静的落雪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我驶离学生家，拐上长塘路后，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开始啮噬我的心。我回想起一位位我最喜欢的老师——鲁尼恩老师、菲利普斯老师、卡丁老师、卡尔斯贝肯老师、约尔登老师。他们会怎么做？我给当老师的姑姑打了电话，想征求她的意见。
随后我双眼一眯，掉转车头，开回了学生家。这一次，我把车停在了车道的最里面。我用力砸门，按门铃，直到那位父亲再次应门。他浑身冒汗，喘着粗气。
“除非你让我教30分钟，否则我是不会走的。”我说。我甚至连他儿子叫什么都还不知道。“你要是让他退学，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还没等他说“不”，我就进了屋，站在门垫上。我靴子上的雪在融化，雪水流到了地板上。
“在这等着。”父亲说道，显然对我的在场感到恼火。他上了楼，留下我挡着罗威纳先生和哈巴狗先生，它俩能成为朋友真是不可思议。 它们怕你多过你怕它们 ，我反复默念。
“伊恩，开门！”他爸爸一边咚咚砸门，一边吼道。接下来是一连串刻意压低的骂声，我听不清内容。没过几秒钟，一场彻头彻尾的对骂就开幕了。我敢肯定，他儿子——看起来是叫伊恩——把书架挡在门口，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关了起来。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沙哑咆哮声越发凶猛。
突然间，我听到了木头破裂的声音。两条狗几秒钟前还在烦我，现在已没了踪影。我抬头往楼上看，焦虑又害怕。我听见伊恩朝着焦头烂额的父亲丢出了语言手榴弹。过了几秒钟，父亲重新出现在楼梯顶端。
他朝我挥挥手，说了句“你自己上来跟他讲吧”。为什么 让我干这种事 ？我想着。
我登上铺着地毯的楼梯，身上还是那件祖传蓝夹克，接着朝走廊深处走去。卧室门靠合页半挂着，放倒的书架周围全都是书本和碎玻璃。我小心翼翼地迈过一片狼藉的现场，只见一个小混混似的大块头少年趴在床上，生闷气。他扭过头看我。原来是伊恩·威尔逊——我读小学六年级时班里的恶霸。
“呃……”我开口了，不清楚要怎么起头。我 没有 料到会是这样。“我记得你。你可能也记得我。别管那些了。我希望你毕业。那是你欠自己的东西。”
我得到的回应是怒吼和怀疑的眼神。有那么一瞬间，六年级时的恐惧感回来了。我强撑着继续：“你给我30分钟，要是你觉得没用，我就走。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他耸了耸肩。
“我等你几分钟，我在楼下等你。”我说道。我转身离开房间，没有给他回答的时间。
7分钟后，我心不在焉地盯着威尔逊家木餐桌上的一张空白线稿纸。无声笼罩着房间，仿佛连绵暴雨过后那令人神清气爽的宁静。令我惊讶的是，我听见楼梯传来了脚步声。伊恩决定接受我的邀请了。
* * *
前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简直太快了，以至于我都没告诉伊恩时间到了。他忙着转换标准式和顶点式，绘制抛物线，也没有注意时间。我很快推断出，他实际掌握的知识比他自己以为的更多。但他缺少的是信心，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让他重拾信心。
我们那天晚上学了两个小时。我的任务是将公式代入生活——直线、曲线、数字的实际意义都是什么？如何将它们可视化？课程结束时，伊恩小声问我：“你明天有空吗？”这句话弥补了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我看得出来，他心怀感恩。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伊恩水平渐长，斗志日增。展示学到的知识让他感到自豪，后续的考试中，他得到了82分（满分100分）。成绩从D提升到了B。亮起的灯泡取代了紧锁的眉头。终于，他毕业了。
当时，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伊恩是我教的学生，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教数学。我那年17岁。我短暂走进了他的生活，事后证明，那是他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点。就这么一回事。我朝正确的方向轻轻推了一把，必将对他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让我不禁思考：我到底乘上过多少次这样的波澜？哪些因缘际会塑造了我的人生？我到底有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影响？是教我八年级科学课的鲁尼恩老师吗？那一年，他宽慰我说，热爱气象学是一件好事。是萧氏超市的收银员杨吗？我从学前班开始就在那里排队付款，尽管杨女士拥有的东西不多，但总是尽力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是印第安溪小学办公室的蒙斯卡和芬利吗？我每天上午都会去蹭这两位女士的糖豆吃。
回望过去，他们，还有其他人全都影响过我。我坚信，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只是运气好，我生活里的人都教了我许多事。
我与伊恩和托马斯的交流还表明，教育和信心能够带给人力量。我长大以后都一直信奉这条道理。今天，我欣然接受自己在所有平台上扮演的教育者角色。如果我的视频观众、粉丝、读者和听众能学到一条新知识，或者睡前觉得自己聪明了一点点，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 * *
高三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波澜不惊。我把弥足珍贵的空余时间中一大半用来申请奖学金，在网上搜索教材，或者幻想着有朝一日去一趟俄克拉何马州，那是我盼望的旅程。我搞到了一套托马斯·格拉祖利斯（Thomas Grazulis）编写的《重大龙卷风记录》。这本1400页的书按时间顺序辑录了1680—1991年的每一次有记录的F2级（F2中的F指的是Fujita Scale，中文名为藤田级数，得名自已故日裔龙卷风研究专家藤田哲也。F2级龙卷风的风速超过每小时178千米。）或以上的龙卷风。我知道我会在美国东部时间4月1日下午5点收到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回复。这一天也叫“藤校日”。我紧张的不是两所学校会不会录取我——我更担心怎么交学费。那一天，那一刻终于到来时，我正忙着在地下室观看WCVB新闻台5套的晚间5点天气新闻。
“你不去查查吗？”妈妈来缠着我问。她焦虑。我内心毫无波动。
“哈维在讲呢。”我回答道。我正在看天气预报。
“大家都来了，”她催促我，“去查查。 就当是为了我 。”她已经把爷爷和梅格姑姑请来吃比萨了。不管是欢呼还是泪水，最起码爷爷也许能给我一些智慧。
我叹了口气，爬了两层楼，悄无声息地溜进自己的房间，打开MacBook。这台笔记本电脑是我4年前靠时薪6美元的暑期修草打工赚来的。我关上了房门。
“恭喜你！”康奈尔大学的邮件写道。 已查 ，我心想。我打算之后再看奖学金邮件。我想先下去看5点15分的哈维天气预报！
我找到哈佛大学的邮件，里面有我的报名系统用户名和密码。 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弹出的页面看着有点像宣传册，一个文本框上面有各色本科年纪的学生在欢迎我。他们都在笑。我被录取了。
不错 ，我想。就这样了。我达成了预期。但我没有庆祝的心情。我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只是开始。此外，我还想解决粉刺问题呢。
我看了时钟：下午5点16分。如果我冲回地下室的话，还能赶得及收看哈维的7日天气预报。我点了关机键，沉重地走下楼梯。
“怎么样？”妈妈问我。她正站在厨房里，脸上绷着笑，还带着驰名全家的“隔热手套”。她在烤蛋糕。手套是我的曾祖母送的圣诞礼物。据传，那年她忘了去圣诞节购物，就从储物柜里把手套拽了出来。
“哈佛大学拒了，康奈尔大学候补。”我用陈述事实的语气说道。妈妈眉头一皱。随后表情松弛下来，作势要安慰我。这是我临时撒的谎。现在，我想要赶上哈维播报的尾巴。话越少说越好。再说了——我之后会告诉他们真相的。
我还有许多事情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