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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克服怕坐飞机的毛病，不妨去坐坐始发于波士顿，终点到华盛顿特区，散发着臭汗味的双层长途客车，全程10个小时，药到病除。那是2012年7月，我的朋友们夏天要么是去少年足球比赛当球童，要么是去当裁判，而我正要去天气夏令营。对，这个活动是真实存在的。
我当时14岁，刚刚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市（Cape Cod）上完高一。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与众不同的活动了。
大多数小学生课余时间都在换游戏王卡片（Yu-Gi-Oh！）或者彩色橡皮筋（Silly Bands）；
我则是眼睛盯着天，手下记笔记。我二年级时最好的朋友是班主任和学校办公室的老师。（首席秘书蒙斯卡女士的桌子上有一台糖豆机，我每天早晨都去那里，从未缺席。）
我的同学都有PS游戏主机，但我把初领“圣餐”后领到的钱拿去买了台笨重的相机。只要远方传来隆隆雷声，我就会飞奔到车库，跨上自行车，绕着小区来一场随性的“风暴追逐赛”。虽然我拍摄的影像达不到《国家地理》杂志的水准，但毕竟是个好的开始。
“爸爸，我又拍到闪电了，”还在上二年级、口齿不清的我欢呼道，我那台笨相机完全没拍到要拍的放电现象，“是粉色的。”接下来，我给看着我的“听众们”讲解带状闪电的原理，什么是云墙，云为什么是黑色的。虽然我在波士顿郊区长大，但我听上去活像个大平原
上的播报员。从那时起，我的热情从未减弱，更不曾离去，反而伴着我一同走向成熟。
我四年级时的班主任是德洛伦索老师，我每天都在晨会上给同学们预报天气。到了运动会和课间休息时，我的天气预报会通过广播响彻印第安溪小学。9岁的我会凌晨2点跑到父母床边，拍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他们都习惯了。我哀求道：“咱们去海滩吧？”我渴望那里的景色，看到什么都行。
我每年生日都会把全家人叫到门口的院子，大家一起躺在毯子上，凝视英仙座流星雨划过天际。要是天气预报说有雷雪，我能一连好几天不睡觉。
初中时光也差不多。别的孩子都是打球，玩电子游戏《使命召唤》，我是背化学元素周期表，暑假除草剪树，赚钱买笔记本电脑。七年级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助人学习班”，授课教师是知名科普人士沃伦·菲利普斯（Warren Phillips），他那年入选了美国教师名人堂。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菲利普斯先生的课程结合了服务学习与科学探究，他在课堂上不断拓展可能性的边界。他带着我们每个人做凝胶电泳，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校资源回收活动，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拿到了资金做一档学生新闻节目。第一次开机刚3秒，我就不能自拔了。
事实证明，初中并不适合致力于长大做科学家的怪小孩。我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我深受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喜爱——尤其是科学部老师，但我没有跟同学们打成一片，这是当然的了。大多数人沉溺于电视剧和手游《涂鸦跳跃》。八年级快上完一半的时候，我就在想办法转学了。
转学的目标是斯特吉斯高中，这是一所位于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市（Hyannis）的特许学校
，离我老家普利茅斯（没错，就是“五月花”号朝圣者登陆的地方）大约30分钟车程。斯特吉斯高中有一个煽情的称号——“异类的孤岛”，素有兼容并包的名声（或许连我也能融入）。此外，学术水准也是首屈一指。
斯特吉斯高中改建自一座家具城，使用的连接件或许是胶带和泡泡糖。每逢雨雪天气，屋顶就会漏水。校内没有食堂和体育馆，美术教室是学校在邻街买下的一栋房屋。校园无甚可观。有一年寒假，有人把香蕉落在了储物柜里，引发了一场果蝇虫灾，直到1月份才被发现。为了除虫，校方决定到处摆放苹果醋，醋碟很快就被打翻了，弄得走廊一年多都黏黏糊糊的。
因为学校旁边就是一排店铺、餐厅和美术馆，所以楼里经常有一时兴起，进来闲逛的游客。学校大厅里不时会有人遛狗。建筑构造像迷宫一样。
老师们同样不同凡响。我的历史老师说话是“朝圣腔”，偶尔还会代入角色。还有个历史老师动不动脑袋上扣着个滤锅，假装自己是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西班牙语老师刚过22岁。开学第一天，蓄着小胡子的美术老师挥舞着锤子和无针订书机冲进教室。化学老师有时一边躺在地上划动手脚，一边讲课，样子活像“雪天使”
，说是他“腰不好”。物理老师卡拉先生什么话都说得出——开起玩笑是百无禁忌。数学老师课上到一半会跑回家里，确保炉子关好了。
学校没有配货车，于是就用一台别人捐的车来回拉乐队和学生会的物料，管理员给它起了个昵称——“爬墙车”。我们每年3月份会搞一场义卖会，名叫“粘老师”，学生只要花5美元就能用胶带把一名老师粘到墙上。有一年，我们不小心把数学老师邓尼根-阿特利粘到了学校门口的电线杆上，他两条胳膊向外伸展，有点像受难的耶稣……结果那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科德角时报》撰文表示反对。）我们闹出的另一桩新闻是，印了400本学校年鉴，上面赫然写着“斯特吉斯特许公立学校”。那没准儿是我的错，也没准儿不是。
那是一所不走寻常路的怪学校，人人都和我一样怪。不到一个礼拜，我就知道自己找到“组织”了。
* * *
在斯特吉斯学校的高一时光即将结束，我则要前往首都，参加霍华德大学举办的为期两周的天气夏令营活动。几乎不知疲倦的母亲搜遍了互联网，才终于“找到了适合我的地方”。夏令营活动由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资助，以沉浸式课程为特色，负责人是一位曾在美国国家气象局工作的专家。
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置身于其他十几名像我一样沉迷于天气的“书呆子”之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对天气不可动摇的迷恋会成为身边人的常态。我知道我非报名不可。几周后，我与装得鼓鼓囊囊的大号文件夹吻别，手指交叉，开始等待。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每天都会查看邮箱。终于，喜讯来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去华盛顿。
我把消息告诉高中校车司机时，她对我说：“试试超级巴士
吧！”（因为斯特吉斯高中是特许学校，所以我们得自行租车和聘请司机。）她名叫乔治，我们下午坐车时日常能听到她路怒症发作的污言秽语，还有大声的咆哮。她开车的时候要么是发短信，翻多伦多道明银行的手机应用软件，要么就是散播可疑的人生建议。但当她提到坐车去华盛顿只要5美元的时候，我留心了。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我有一点害怕。我那圣人一般的母亲同意陪我去华盛顿，看样子对坐大巴沿着美国东北走廊铁路线的旅程满怀激情。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动身前往波士顿南站，洋溢着对实惠票价的兴奋之情。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怎样的境地。
90分钟后，硕大无朋的双层大巴缓缓驶入车站，一股柴油烟味，还有车内厕所“蓝冰”的味道。一群群乘客蜂拥上车，乱糟糟地把行李堆在司机那里，还要求司机把车底下的储物空间打开。我和妈妈登上了超重型客车的二层。（我们被人流挤到了后排，但好在离上下层连接处的楼梯位置不远——谁让超级巴士的司机惯常往狭窄的立交桥上乱钻呢。）
用“可怕”来形容这次旅程都算是低估。旅程很快就演变成了连绵不断的头疼，但不知怎的，这一切反而让我对第一次参加天气夏令营更兴奋。
中途休息期间，一名女乘客在汉堡王下了车。之后，我们在康涅狄格州尤宁（Union）又走了半个小时的回头路。由于纽约市内的交通状况，车晚点了90分钟。到了纽瓦克（Newark），一层厕所的水漫到了地上。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Hoboken），有个人企图搭便车。没过多久，有两个女人差点因为一副失窃的墨镜打起来。我左边的女乘客觉得我是个合适的诬陷对象。
由于空调故障，车内温度在费城升到了109.2华氏度（约合42.9摄氏度）。我之所以知道温度，是因为带了一个便携温度计。在无法忍受的热浪中抵达华盛顿时，我的感受是饥肠辘辘，头晕目眩。
刚到华盛顿，我的心情马上就变成了单纯的惊骇。我离家400英里（约合640千米），刚刚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手机，然后被丢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身边全都是陌生人。现实来得太快了。吃完鸡柳和碱水软面包后，我断断续续地睡了一觉，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
第二天早晨，我迷茫地盯着餐盘，精神紧绷，连一片培根都吃不下。（认识我的人都会马上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到了大约10点钟，我和妈妈乘地铁前往霍华德大学，我打算在那里跟她道别。父母不在身边我倒是不怕，但与11个同龄人朝夕相处让我害怕。
项目负责人做完介绍后，我的心情并没有多少好转。接下来是领队，气象学家迈克·莫吉尔（Mike Mogil）发言。他刚说了一句话，我就蹦起来叫了一声，好像裤子着火了似的。我兜里有东西在振动和尖叫。所有人都扭头看我。
我突然想起来，我带着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的便携天气警报器。我脸唰地一下红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赶忙小声道歉，想把仍然在响的警报器静音。
“等等，”莫吉尔先生说，“现在有警报了吗？”他伸手示意我把警报器给他。
合成语音“完美保罗”
尖声说道：“国家气象局发布第413号强雷暴预警，预计将持续至今晚9时。”屋内爆发出阵阵喊声与欢呼声，莫吉尔先生咧嘴笑了。
他朗声道：“欢迎来到天气夏令营！”我一瞬间就明白，我来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然栖息地。
我身边的孩子们和我一样对雷暴预警激动万分。几个小时后，我在分析下午3点的气象数据，身边围着6名营员，听我解释笔记本电脑屏幕上不断传入的图表数字。我人生中最神奇的两周就这样开始了。由于从小就迷恋天气，我成了伙伴里的明星，莫吉尔先生还邀请我参加当年夏天在波士顿举办的美国气象学会年会。我发誓第二年不仅要参会，还要发言。
目睹来自各种背景的气象学家发言后，我就知道自己的痴迷不是怪癖了。高二期间，我将自己的成果整理成了一份摘要，题为“与外流边界相关的水龙卷：远程探测与警报”。2013年1月，我将它提交给美国气象学会审阅。到了3月，我就订好去纳什维尔的票了。
但我当时才15岁，这意味着我不能订旅馆，不能租车，甚至不能独自坐飞机。我知道我能行，但社会不允许。幸好妈妈同意陪我去。
因为酒店里全都是气象学家，所以每一次坐电梯，每一次在走廊的眼神交汇，每一次早餐排队，都变成了快捷版的人脉搭建活动。但没人想跟我说话，毕竟，我怎么会是气象学家呢？他们默认是找我妈妈，一位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多年的儿科护士。她能把摔了大跟头的鸡蛋胖胖
缝好，让他起死回生，但云彩和水蒸气是
我的
强项。我觉得自己像是妈妈的影子。
我静静地在会场转了两天，一直遭受冷眼，只有一个出身小镇的气象观测员可怜我，偶尔跟我客套几句。接下来是周三。我在后排检查自己的演示文稿，一言不发，确定要在哪里插一句俏皮话，再抖一个包袱。我前面的发言人讲完后，我就朝讲台走了过去。
“下一位，马修·卡普奇，发言主题：‘与外流边界相关的水龙卷’。”主持人报幕道。我网上申请时填写的身份是本科生/研究生，因为那是最接近十年级学生的选项。但我的论文还是通过了。
现在，我站在离家1000英里（约合1609.3千米）的讲台上讲解我的假说，阐释我为什么认为2012年夏季马萨诸塞州沿海出现过一连串强度弱、不规律、持续时间短的龙卷风。听众席鸦雀无声。我重点介绍了准备好的三项案例研究，每一项都配有水龙卷横扫海岸、造成破坏的实例记录。它们均形成于外流风暴为主的日子，且空气流出均大于流入。我综合得出的理论解释了低递减率、涡旋拉伸和涌降流为什么是重要因素。我还用气象观测结果佐证了我的主张。
本质上，雷暴接近海岸时会吹出冷风，冷风偶尔会螺旋上升，在地表1000英尺（合304.8米）或以上的高度形成肉眼不可见的横向管状气流通道。这在正常情况下不是问题。但如果与海岸相交成钝角的话，通道就会分解，于是形成一系列小规模的横向旋涡。如果风暴内部与顶部温差足够大，阵风锋面前方就会有暖空气抬升，让气流通道发生倾斜和纵向拉伸，从而形成水龙卷。在来自后方的不规则运动冷空气影响下，水龙卷就容易向陆地运动。
这足以说服当地气象局在2013年9月启用的恶劣天气警报末尾加一段补充播报了。众人赞同地点头，不时交换眼神。我听到了几声低语。在那一瞬间，我与听众的年龄差烟消云散。我意识到，大家不再把我当成“小孩”，而是一位新同事，一个和屋里所有人拥有同样热情的人。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发言结束时，我注意到计时器在闪黄字了，于是开始接受提问。一位老者慢悠悠地走向过道上的麦克风，从远处看，他的年龄在60岁上下。我拔出了U盘，摆弄着激光笔，等着他提问。
“首先，你远远用不上6年就能干上我的工作。”老人说道。我都没从讲台内嵌显示器抬头看，就一下子辨认出了他的声音。我睁大了眼睛。他继续说道：“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你在这个年龄，在人生中的这个阶段就能做出这样的原创性研究，然后讲出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老者是哈维·伦纳德（Harvey Leonard），波士顿WCVB-TV电视台的首席气象学家。我是怀着崇拜的心情，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我在家里常说：“哈维在讲的时候，你们都别说话。”他是我的气象学偶像。我的膝盖在讲台后颤抖。（他从此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在我发言后的茶歇期间，我经历了之前从未遇到过的事：获得了超高的人气。气象学家们来祝贺我，开玩笑说要请我喝啤酒，甚至向我咨询或者讲述他们观察到的气象现象。（现在身为一名科班出身的气象学家，我最亲近的同事们也是我的挚友。我多年来像风滚草一样四处游荡，凝望天空，但现在我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天，在参加了七八次会议之后，我终于到了可以喝啤酒的年龄。）
对我来说，一跃成为风云人物是全新的体验。会议之后又继续开了两天，人人都想跟我说话。我高兴极了。参会的两百名气象学家似乎全都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追忆当年和我一样的境遇。我常常回想他们表现出的善意，希望用我今天站上的平台来回馈他们。
在回科德角斯特吉斯学校上高二的路上，我忙着制订计划，思考如何用好新来的冲劲。会议重新燃起了我心底的火焰，我可不想白白浪费机会。我继续记录天气状况，决定再给本地报纸投稿，一试身手。
2012年10月29日，前一天曾肆虐新泽西的飓风“桑迪”扫过美国东北地区，整个普利茅斯和科德角大面积停电，吹断的树杈到处都是。我写了一篇800字的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本地报社，看他们感不感兴趣。我的文章刊登在了下一期双周特辑的“科学看桑迪”栏目。
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分享我自己热爱，同时能引起大众共鸣的事物。几天后，一场时速100英里（约合160.9千米）的微下击暴流（雷暴系统引发的尺度很小但猛烈的下沉气流）造成了严重损失，刮沉了我家附近两座城镇的几条船。我又写了一篇后续报道。
我很快受邀在普利茅斯的《老殖民地纪念报》开设了定期专栏，不久就开始发上千字的科普文章，解读本地、区域和全国气象活动的原理。我知道我小小的读者圈子以养老院里的老人和退休人员为主，但这也算是成就了。我希望有人能学到新知，什么人都行。
看样子是有人学到了。没过多久，我就迎来了一桩小小的惊喜。我一翻开我们这座小城的报纸的本周新版，就看见了我的名字。不过不是在我自己写的文章里，而是一封写给编辑部的信，题目为“向马修·卡普奇脱帽致敬”。我马上抓起那一版认真读了起来。
这篇只有一段话的投稿来自一位老先生，他显然很喜欢我讲飓风的文章。我不禁欣喜若狂。我有读者了，活生生的读者！信的署名是埃里克·J.海勒，本地人，住在我家北边几千米外。我请求编辑帮我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他，然后给老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他拨冗写下如此善意的话语。我们在网上简短交流后，我感谢了他，然后回到了原本平常的生活，做作业，研究气象图。我当时15岁。这件事看似无关紧要。
事实证明，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