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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十二日，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明军大营，刚经历了第五次北征的朱棣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纵观朱棣的一生，五次亲征漠北，派郑和六下西洋，无一不是影响大明国运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但此时的他心里仍残存遗憾。病榻之上，朱棣拼尽全力留下最后五个字：“夏原吉爱吾！”
三天后，朱棣的死讯传回紫禁城，坐镇京师的正是“胖瘸太子”朱高炽。再也不用活在父皇的阴影下了，朱高炽感到一丝轻松，但长期监国的经验告诉他，此时还不是该放松的时候，他的兄弟们正在盯着后永乐时代的至尊宝座。
现在，能救他的，大概就只有父皇口中的夏原吉了。
22年前，夏原吉是建文帝朱允炆手下的“后勤部长”——大明户部右侍郎。当时，他的职责是为朝廷军队筹措钱粮，提供后勤保障，维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若不是建文帝坚持“削藩”，起用了“草包将军”李景隆讨伐燕王朱棣，致使大明军队惨败，也许他会在建文朝持续发光发热，帮助建文帝开启大明的“建文盛世”。但历史没有假设，自从第一次与朱棣“零距离”接触，他的命运就悄然改变了。
那是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大明皇宫燃起熊熊烈火，皇帝朱允炆早已不知所终。南京城最后一道城门——金川门被打开，胜利者朱棣率领手下大军“回家”了。作为曾经的造反派，朱棣进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处理掉当初支持建文帝“削藩”的大臣们，诸如黄子澄、齐泰之流，通通身死族灭。
作为建文帝的“后勤部长”，南京城破之时，夏原吉还在户部埋头苦算战争损失和抵御燕军的城防用度，丝毫没有被外界的杀伐之声所扰，直到被搜捕的士兵发现，将他捆绑带到朱棣面前。
此时的朱棣早已被屠戮的血腥之气模糊了双眼，表现得异常愤怒。他正欲对夏原吉下狠手，这位建文旧臣突然开口为自己求情了。
夏原吉说，我本来就该死，但是手头上的账目没有厘清，能否再借我三日？
朱棣一愣。怎么，这个时候还有大臣愿意舍生忘死地工作？这个夏原吉该不是脑子坏掉了吧！
当听到身边同为建文旧臣的“变节者”、兵部尚书茹瑺说，夏原吉在靖难之役中替建文帝出力甚多，朱棣瞬间就明白了：这就是个为了国家不要命的大臣。他当即下令释放夏原吉，并邀他担任新朝的官员，让他继续留在户部效力。
据相关历史学者研究，朱棣和夏原吉之间应该有过一次对话。他们谈了什么，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就是这次谈话改变了夏原吉对朱棣的看法。专家称，儒家尊崇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同则可相与谋”。道，是他们最终达成合作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次的谈话中，夏原吉与朱棣产生了对彼此的信任。
永乐元年（1403），浙西再次发大水。这里历来都是大明赋税的重要来源，以往朝廷屡次派人去抗洪救灾，效果都不好。如今新朝刚刚建立，天下目光皆聚焦于这次灾难，准备看新朝廷怎么处理，身为皇帝的朱棣如何不清楚这一点？
在这个节骨眼上，朱棣想到了建文旧臣夏原吉。不知他是否值得自己信任？
接到命令的夏原吉即刻出发。治水期间，他日夜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消除水患。在疏浚工程现场，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身穿布衣的官员徒步前来考察，即使天气炎热也没有停歇。
当时的人多有不解，夏原吉却说：“如今因为洪水的影响，百姓们都很辛苦，我作为负责疏浚洪灾的官员又怎能贪图安逸呢？”
通过实地考察，夏原吉向朱棣提出，可以遵循古时夏禹治水的方法，导三江入海，疏通吴淞江下游，使其连接太湖水系，然后建立水闸，按照汛情变化开合闸门。
不出意外，朱棣同意了。
得到皇帝的肯定，夏原吉带着军民分别疏浚了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地，一举根治了为害大明多年的江南水患，使这块帝国的赋税重地重新焕发生机，为永乐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些都被朱棣的亲信、“黑衣宰相”姚广孝看在眼里，他向朱棣盛赞：“原吉真有上古仁德之心。”
夏原吉治水的成功，说明了他自身为官的才能，证明了当初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由于成功地为朱棣解决了登基后的第一个大考验，因此治水归来后不久，夏原吉便接到命令，出任户部尚书，总揽大明帝国财政事务。
掌管天下财赋岂是易事？特别是在刚刚经历过靖难战火的大明。国库里的钱粮是有限的，小到给官员发工资、修缮宫殿，大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打仗，一切事务都要由户部拨款支持，稍有差池便是掉脑袋的事。新上位的朱棣偏是个需要用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干了不少大事，编修《永乐大典》、六下西洋、五征漠北、攻安南、修紫禁城、通运河……每一个都是“烧钱”的大项目。国家刚刚遭遇4年的战争，百废待兴，能正常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就很了不起了，哪还有余钱去完成皇帝的理想？
上溯历史，即便是在经历了开皇之治的隋朝，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也会把国家给“挖”没了。而在刚经历了战火的大明，又有什么力量支撑皇帝的“面子工程”呢？
面对这一切，夏原吉有招。
首先，长期为国家理财的经验告诉夏原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他随身携带着一本记录了全国各地户口、府库、税赋变化的小册子，随取随用。当朱棣问他“现在我们国家有多少钱”时，夏原吉马上就做出了详尽的说明。朱棣听后，更加确信自己当初的选择。
其次，夏原吉于理财方面确有奇招。他向朱棣提出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办法：“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通过裁撤多余的机构和人员，缩减国家财政支出；通过减轻全国赋税，严厉打击私盐买卖，将囤积在仓库里的物品“变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广屯田种植方式，让边防军士在平时也能耕种，自给自足，减轻对国家财政的依赖；鼓励没有分到土地的农民到边境去落户开荒，与民休息；通过颁布一些新政策惠及商人，让他们为大明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赚钱省钱的好办法。
紧接着，夏原吉又提出通过弹性税收方式“区别对待”税收对象。他主张对富人增收税款，减免穷人的税款，且要允许人们出钱来代替劳动。
当皇帝需要赏赐臣下或外来使节时，夏原吉率先建议进行一次性封赏。一次性的赏赐虽然数额巨大，但可以有效减少因封赏的长期性造成的大明财政资源的持续浪费，算是一种变相的节约。
最后，面对数量日益庞大的大明宗室，夏原吉提出“开放盐引”，即允许宗室藩王运销食盐，自给自足，减少朝廷每年需要支付及赏赐给藩王的大笔经费。
正是这些措施，为永乐盛世下每一次大手笔的花销提供了保障。在支撑皇帝的“面子工程”顺利进行的同时，也让大明在提高国家影响力、增加国库收入、改善民生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难怪清代历史学家赵翼会赞叹：“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原吉二人也。”
夏原吉基本上每次都能完成朱棣交代下来的“特殊任务”，朱棣对他渐渐产生了足够的信任。
自永乐八年（1410）起，朱棣便命夏原吉辅导皇太孙留守北京，“凡铨选文武，经理财赋，修明礼乐，调遣军马，详审刑罚，兴止营造，激扬风纪，所以北奏行在，南启东宫，下令于天下者，皇太孙端拱惟公言是从”。
可见，此时的夏原吉除了日常管理户部事务外，还承担了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辅弼储君的职责。他一个人肩上的重担，甚至超越了永乐朝的内阁所要承担的责任。
永乐朝有“不得专制诸司”的规定，而夏原吉却拥有处于皇太孙之下，凌驾于六部大臣之上的权力。这已与当初朱棣的政治理念大有出入，甚至给人一种改变朱元璋“不设丞相”祖制的嫌疑。
如此能臣，也无怪朱棣驾崩后，太子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夏原吉了。
夏原吉当初选择与朱棣合作，仅是源于自身对天下苍生的担忧，并不是为了“效忠”。他也做出过拂逆朱棣本意的行为，最严重的一次当数朱棣提出第三次北征计划时。
永乐十九年（1421），当朱棣听到当初支持他靖难的股肱大臣们纷纷反对自己三征漠北的计划时，他把目光转向了夏原吉，这是位无条件支持自己近20年的大臣，他想从这里得到赞同。
可是夏原吉这次却不再支持皇帝的贸然决定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国家连年战争，基本都无功而返。如今军马储备已经损失了十之八九，加上灾荒不断发生，早已内外交困。更重要的是，您老人家现在身体不好，还需要静心调养。出征漠北这种事，找个将领代表一下就行，您不用亲自去。”
夏原吉很明白，这种话一出口，自己肯定是要遭罪的。但为了天下着想，此言不得不说，皆出自肺腑。但此时的朱棣哪里听得进忠言？原本是希望得到赞同之声，却被泼了盆冷水，无论是谁都不会高兴。
朱棣下诏抄了夏原吉的家，并将他下了诏狱。随后，三征、四征、五征漠北依次登场，直至朱棣在榆木川终结了帝王生涯。
据说，此次抄家把“永乐盛世最强保障”夏原吉的真面目抄了出来。他掌管天下财赋数十年，家里除了皇帝赏赐之物以外，就只剩下些破衣烂衫、瓶瓶罐罐。谁能想到，一辈子跟钱粮打交道的他，能将国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使永乐盛世威名远播，却没能为自己留下半分余财。
清廉至此，可见一斑。
这大概也是朱棣在驾崩前忆起当初时，喊出“夏原吉爱吾”的主要原因吧！
太子朱高炽将朱棣驾崩的噩耗告诉了在诏狱中的夏原吉，夏原吉伏地痛哭。对于没能劝阻老皇帝北伐，他是懊恼的，但悲痛之余，他心里也很清楚太子来找他的用意。所以当太子询问他，自己登基后应该怎么执政时，他很快便向太子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立即停止郑和下西洋项目；第二，赈济灾民，同时蠲免赋税；第三，停止向云南、交趾采办金银。
夏原吉指出，永乐盛世确实繁荣，但由于耗费过甚，社会也产生了诸多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些遗留的历史问题，可以有效弥补大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创伤。
朱高炽经过一番思索，最终同意了。
在之后的仁宗一朝，夏原吉历任太子少傅、少保等职，以“三公三孤”的身份继续为大明王朝保驾护航。直到宣德五年（1430），历仕五朝的夏原吉溘然长逝。
纵观夏原吉这一生，从最开始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工作，到后来力劝皇帝终止北伐计划，他的心里始终存着一个“道”，一份承载天下苍生生计的“道”。也正是因为心中的“道”，他在处理国家政务、为国理财时总能首先想到百姓，即便这有时会让他忤逆当政者的意愿，使自己陷入险境。正因为心中这份“道”，他为永乐盛世之后大明帝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在朱棣之后才又诞生了一个十年治世——仁宣之治。
大明皇帝朱棣死了，毫无征兆。
永乐二十二年（1424），65岁的朱棣五征漠北，带着荣耀班师，却不料驾崩于榆木川。
随行大臣杨荣、太监海寿等人紧急赶回京师，向正在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禀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身宽体胖的中年皇太子悲痛欲绝，哭得差点儿晕倒。但他很快缓过劲儿来，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成为父亲遗留下来的偌大帝国的新主人，他不能跟着倒下去。
朱高炽随即做出两项决策：第一，派儿子朱瞻基前往榆木川，迎朱棣的梓宫回京；第二，亲自探视羁押狱中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此前，做了20年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因反对朱棣出征而被下狱。
朱高炽气喘吁吁地跑到关押夏原吉的地方，告诉他噩耗，并与他商议要如何安排丧礼事宜。夏原吉哭倒在地，许久不能起来。想不到，那个不计较自己早年仕于建文朝，将自己一手提拔为户部尚书，放心地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托给自己的帝王，已经从“今上”变成了“先帝”。但夏原吉明白，此时正是帝国权力交接的关键节点，稍有不慎就将有负于先帝厚望。他打起精神，建议皇太子要赈济饥民，减省赋役，停罢下西洋行为，并停止向云南、交趾地区派出采办金银的使团。
皇太子全听从了。此次他亲往探望夏原吉，预示着一朝更替的开始。
这年，皇太子已经47岁了。他将在不久之后坐上父亲用血汗打下来的位置，开创被后世誉为“仁宣之治”的盛世。同时，他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纵观朱高炽这一生，人生的无常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概朱高炽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坐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上受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更没想到自己屁股刚坐热乎的龙椅，要匆匆让给自己的儿子。
按照既定的轨迹，朱高炽一出生就是要继承他爹的爵位——燕王的。有明一代秉承祖训，藩王有国家出钱养老，这也不能干，那也不用干，每天伙食又那么好，能不长肉吗？所以，心宽体胖的朱高炽养出200斤的体重真不值得被嘲笑。
世事变化无常，要不是堂哥朱允炆上位后急着削藩，动了爷爷朱元璋分给他们家的蛋糕，朱高炽绝对是一世安乐王爷。
有了危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他爸朱棣没忍住，决定以叔叔的身份进京（南京）好好教育允炆侄儿，靖难之役爆发。朱棣带着朱高炽的两个弟弟出战，准备返回离开了20年的“原生家庭”。临行前，他交代朱高炽看好现在的家，防止贼人偷袭。分别时的情景大概如下：
朱高炽：爹，你们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两位弟弟，你们也要多加小心，注意保护爹的安全，哥哥在家等着你们凯旋！
朱高煦：老大，回去吧！这次爹带着我们兄弟肯定杀他个人仰马翻！
朱棣：老大，回去吧，照顾好家里，有空减减肥！
朱高炽望着父亲骑上战马的背影沉重地点了下头。这个刚刚成年的世子已经意识到父亲此去是要流血的，而弟弟们此行能不能回来还要两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双方势力此消彼长。
朱棣援救永平，击退辽东军，后又攻陷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西），以事成后共治天下为条件换取了驻扎在此地的宁王朱权的信任，将其手下掌控的朵颜三卫精兵收归己有。
此时，朱高炽的堂哥朱允炆手下大将李景隆率领50万大军打到了北平，而北平城中仅余朱棣留下看家的1万多士兵。
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50倍于自己的敌人，原本一心只想当好后勤部长的朱高炽不得已扛起武器，站在城墙上指挥作战。事实证明，他虽然胖，但很能打！
时值农历十月，北方入冬早，此时的天气已是滴水成冰。朱高炽在“黑衣宰相”姚广孝的辅佐下选拔勇士乘夜缒城，潜入敌营砍杀，又利用天气寒冷这一特点命人连夜往城墙上浇水。水一浇即冻，前来进攻的李景隆士兵看着白花花的琉璃似的城墙束手无策。朱棣及时率领朵颜三卫精兵回师，与城中的燕军共同夹击李景隆，李景隆败走德州。
可以说，此战朱高炽居功至伟。他替父亲争取到了战略转移时间，也间接促成了靖难之役攻守态势的转化，使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燕王。
守城之功虽大，却不如直接上场冲杀明显。战场拼杀都是以命搏命，须尽全力方有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坐镇后方虽是运筹帷幄，对千里之外的战况起着重要作用，却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对父亲朱棣而言，相对于只有守城之功、身体肥胖的长子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常年跟着自己在外面冲杀，替自己担下战场上的凶险，已有了过命的感情，心自然也就偏了。后来，朱棣登基，虽封朱高炽为皇太子，却更喜欢当年跟着自己南征北战的朱高煦和朱高燧，甚至还对朱高煦说出“吾病矣，汝当努力，世子（朱高炽）多疾”这样的话，无形之中显得皇太子朱高炽更加懦弱无能，也让朱高煦误以为自己有机会学李世民代兄称帝。
朱高煦平时经常自比李世民，处处流露出对无能大哥的鄙视和希望有朝一日能取而代之的野心。可他虽得朱棣偏爱，却有个致命的缺点。史载，“汉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性凶悍。成祖以为类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有不法”。也就是说，汉王朱高煦是个莽夫，除了能打，别的也没什么长处了。关键是，他还喜欢将“我像我爹”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恃宠而骄，无法无天。于是，久而久之，朱棣对他有些不爽了。
任何一个皇帝都喜欢唯我独尊，哪里能容忍别人觊觎自己的皇帝宝座？即便是爱子也不行。况且，谁又知道“汝当努力”之类的话，不是朱棣有意试探朱高煦呢？或者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鼓励，朱棣是希望他能够成长起来，日后好辅助大哥治理天下。
如今自己的二儿子到处说他很像自己，一副对皇位势在必得的样子，作为从马背上抢得天下的胜利者，朱棣与朱高煦的父子关系渐渐变得像唐初的李渊父子了。但朱棣不是李渊，他不会让玄武门之变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然，作为大哥的朱高炽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朱棣发现自己太过于宠爱朱高煦，导致其变得无法无天，当即下令褫夺曾给予他的一切赏赐，将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此时，朱高炽性格中沉静、温和的一面显露出来。他主动站出来劝解，希望父亲顾念亲情，不要残杀他的手足。
虽然不知此举是不是朱棣故意为之，但朱棣看到自己的太子能顾念亲情救兄弟一命，想必心里也舒了一口气吧——大明版的“玄武门之变”应该不会上演了。
永乐七年（1409）以后，因亲征蒙古、督造北京紫禁城等繁杂事宜，皇帝朱棣无暇逗留在南京统管大明的政治事务，这让太子朱高炽有了长达10余年的监国理政时期。所谓监国，即皇帝外出时，由皇太子或其他重要人物代行皇帝权力，管理朝政事务。
在夏原吉、蹇义、杨荣、杨士奇等大臣的辅佐下，这位大明皇太子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明史》称，这段时间“东宫监国，朝无废事”。
在朱高炽的统筹下，一批新的职能部门如河南卫河提举司、陕西茶马司等相继设立，为在前线打仗的大明军队提供了持续且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朱高炽还下令，批准当时正遭遇经济危机的四川等地开煎井盐，改善民生。此外，他派人出巡河道、督运物资、修缮仓库、疏浚河道、开放渡口，还接受少数民族朝贡，代天巡狩。
力所能及的事朱高炽都做了，可惜他也做不了更多，因为他的头顶是猜疑成性的朱棣。朱棣委任太子监国，还派永乐盛世的治世能臣们辅佐太子，看似放权，实际上却坚决不让太子过多染指军队方面的事务和朝廷人事安排。
朱棣这么安排，是为了保证自己离开首都时手中权力不至于被架空。同时，他还利用朱高炽、朱高煦兄弟不和的现状来牵制两派势力，从而达到朝中政治生态的平衡。这是古代皇帝惯用的一种管理朝局的权衡手段，历史上用此手段高居其上的皇帝有很多，后世的嘉靖、康熙、乾隆莫不如是。
要做出成绩，又不能因为成绩太好被父亲忌惮。在不少于五次的监国时期里，朱高炽面临的不只是登基前的能力磨炼，还有一着不慎就被打压的危险。
面对着日渐老去的父亲，朱高炽除了需要面对二弟、三弟的攻讦，还需要提防多疑的父亲为了权力平衡以及对帝国至高无上权力的掌控对他的不断限制和怀疑。甚至于，父亲还会利用两个弟弟的势力打压他。
朱高炽差点儿喊出来：我太难了！我要回北平！
好在朱高炽对自己的父亲有足够的了解，监国期间的态度和对朝政的把握都刚刚好，终于，他在波诡云谲的永乐朝后期涉险过关。
要问朱高炽的秘诀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只知道做好自己的本分，当个孝子就行。”若说事事令人满意，估计谁也做不到，只求一个问心无愧就好。
永乐二十二年（1424），英武一世的朱棣在北征返京途中突然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担心朱高煦、朱高燧兄弟乘机作乱，决定秘不发丧。军中每日还是向皇帝进餐、请安，一切如故。与此同时，杨荣与太监海寿赶紧回京报告皇太子朱高炽。
在大臣们的精心安排下，一个多月后，当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开时，朱高炽已经拖着肥胖的身躯稳稳地坐在了龙椅上。他昭告中外，改元“洪熙”。
属于朱高炽的时光虽然只有短短十个月，可谓“十月天子”，但他比那些在位数十年却无所作为或是胡作非为的皇帝强出百倍，他用极短的时间开启了一个被后世称赞的治世，人们将其称为“仁宣之治”。
十个月，对朱高炽而言弥足珍贵，于大明而言又何尝不是至关重要。
登基后，朱高炽一改父亲朱棣好大喜功的做派，针对父亲伐漠北、征安南导致全国十室九空、民苦徭役的现状，颁布了“宽恤之令”，同时他还进行赈灾，蠲免赋税，与民同利。
在政治上，朱高炽放宽了永乐朝内阁“只备顾问”的权限，赋予阁臣参赞机要、票拟等权力。此前被关押入狱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与杨荣、杨溥、杨士奇、金幼孜等太子监国时期的辅弼重臣一起进入新朝的内阁，把握帝国的整体发展方向。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永乐帝朱棣的丧期中，夏原吉亦恰逢丧母。
母亲去世了自己却不能守在身边，这不仅是人生的不幸，也是大不孝。因此，作为一个兢兢业业辅佐两代帝王20年的老臣，年逾花甲的夏原吉萌生了退意。刚继承帝国的朱高炽并非不明白夏原吉所想，但他实在太需要老臣们的辅佐了，只能驳回夏原吉祈求丁忧的奏折，同时命令有关部门即刻成立“治丧委员会”，尽心办好老夫人的丧事，承诺一应费用全由朝廷承担。丧事结束后，他还安排夏原吉亲属护送老夫人的遗体回乡。
这样，朱高炽一方面极力补偿在监国时期与自己共患难的老臣们，以安朝野之心，另一方面将政务交由专业人士处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使本来已经内耗过度的大明帝国得以平稳发展下去。
朱高炽的身体很差。面对自己日趋沉重的身躯，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所以继位后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行政改革上面。他将那些可有可无的官员解职，规定70岁以上的官员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则可升任更重要的职务。同时，他在京城建弘文馆，并常驻此处，与儒臣谈论经史。
在逐渐重视科举的前提下，朱高炽发现，进士中南北分布的比例极不均衡，因此又规定了取中比例为“南六十、北四十”，使北方学子也有机会进入朝堂一展身手，北地学风得以扭转。在他死后不久，宣德二年（1427）丁未科，大明历史上首次真正诞生了一名北方籍贯的状元——正统（明英宗年号）朝的帝师马愉。
朱高炽继位时，靖难之役虽已过去20多年，但由于政治需要，一直没人敢触碰皇家的这道“伤疤”。朱高炽登基后很快意识到，父亲遗留下来的高压政策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而这本身也与他所崇尚的儒家道德相悖。再则，遗留了20多年的历史问题确实也需要重新定性了。
靖难之殇本是同室操戈，但牵连甚广，那段历史对经历过的人而言太过沉重了。为了弥补，在仅余的岁月里，朱高炽两次下诏赦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官员的家属，让他们返回京城，过正常人的生活。
朱高炽死前不久还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依法判决案件，对于所有的判决，特别是对死刑犯的裁决，更要做到程序上的反复核查，验明正身。此外，他禁止对犯人屈打成招，禁止惩处犯人时连坐其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
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大明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朝前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为后继之君扫除了统治障碍。
洪熙元年（1425）五月，朱高炽咽气了。
尽管还有很多政治抱负未曾实现，但朱高炽总算留给下一任皇帝一个“抚平”过战争伤痕的国家。天若假年，这位“十月天子”也许能创造出比其父更加辉煌的大明盛世，可惜老天不愿他去实现这一切。尽管如此，他给后继者的遗产仍是不可忽视的。
除了上述那些宽和的政策，朱高炽也达成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以统治天下。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自永乐以来一直帮助和辅佐他的夏原吉、“三杨”等文官，与他们亦师亦友，亲密无间。虽然后世之君将他的管理方法逐渐变成维护帝国长期运转的统御之术，引得党争不断，使大明的政治生态逐渐变成一个无解的死局，但在他的时代，这套用官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并没有那么糟，它只是后来被慢慢用坏了。
朱高炽留下来的内阁辅政重臣，比如“三杨”，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留在朝廷中枢，甚至当大明遭遇土木堡之变这种突发性国家问题时，依然能及时做出相对正确的反应，从而确保大明这个庞大的帝国可以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朱高炽短暂的洪熙朝对整个大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的庙号众多，除了值得歌功颂德的高祖（太祖）、太宗之外，大概所有王朝的君主们，都想获得“仁宗”的庙号，因为“慈民爱物，功施于民曰仁”，这是对一个皇帝最好的褒奖。可这个庙号实在是太难得了，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将近500位帝王中，也不过仅有宋仁宗、元仁宗、明仁宗和清仁宗等寥寥数人荣膺此衔。
朱高炽便是明仁宗。
历史终究未亏待这位默默付出的皇帝。
大明皇帝朱高炽病重，快不行了。一个太监奉命悄悄离开北京，全速奔赴南京，要把皇太子朱瞻基召回来。
这一天，是洪熙元年（1425）五月初十。
仅仅两天后，离京的太监还要七八天才能到南京，朱高炽驾崩了。事态紧急，朝中大臣夏原吉等人决定秘不发丧。
数日后，得到回北京诏令的朱瞻基已能明显感觉到南京城中流言四起。他的属下劝他率护送兵马回北京，以防万一，26岁的朱瞻基却觉不必。他说：“我刚到南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谁能料得到？君父在上，天下归心，谁敢有二心？父皇召我回北京，我又怎能拖延？”
然而，能料到和有二心的人确实存在，他就是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所幸朱瞻基行动迅速，朱高煦在山东派人伏击皇太子的计划才宣告落空。史书记载道：“高煦谋伏兵邀于道，仓促不果。”
六月初三，朱瞻基顺利抵达北京附近的良乡，夏原吉等人这才公开宣布了洪熙皇帝朱高炽的死讯，此时距离朱高炽驾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天。
当日，朱瞻基进入北京城。
六月十二日，在朱高炽驾崩整整一个月后，朱瞻基正式登基继位，是为宣德皇帝。
一场皇位继承危机，总算暂时得到了缓解。
朝廷内外，熟悉汉王朱高煦为人的人都知道，他绝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继续作妖。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性凶悍，善骑射。他早年跟着朱棣起兵靖难，屡立战功，几次帮助朱棣转危为安。朱棣也认为，朱高煦“类己”，曾经流露出将他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意向。仗着军功和父皇的宠爱，朱高煦颇为骄恣，常常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
相比之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痴肥，为人仁厚，并不太受朱棣待见。朱棣传达出来的暧昧态度助长了朱高煦夺嫡的念头，使他加快了夺嫡的步伐，朝臣们由此分成两派。
朱棣也十分矛盾。有一次，朱棣就接班人问题征求大才子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说话，解缙又补充了一句说：“好圣孙。”这句话终于打动了朱棣，因为他确实一直很喜欢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
史书记载，朱瞻基出生时皮肤燥裂，像条烤鱼一样。尽管长相不讨喜，但祖父朱棣却很喜欢这个黑娃娃。据说，建文元年（1399），朱瞻基出生前夕，朱棣恰好做了一个梦，梦到朱元璋把象征皇权的大圭送给了自己，并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梦醒后，就传来了朱瞻基降生的消息。可能正是这个祥瑞之梦，进一步刺激了朱棣夺取江山的欲望。
朱瞻基满月时，朱棣第一次见到这个长孙，一见便喜，说这个孙子“英气溢面”，跟自己的梦境完全相符。自此，朱瞻基就离开父母，由祖父母抚养，受到朱棣的着意栽培。
在明成祖朱棣的调教下，朱瞻基能文能武，颇具人君气象。朱瞻基15岁时，朱棣命他对对子，上联曰：“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不假思索，跪下叩头，说：“一统江山日月明。”朱棣大喜。有这种格局，朱瞻基确实是未来大明帝王的最佳人选。
永乐年间，朱棣多次北征，每次出征，要么令朱瞻基随行，让他经历沙场；要么命他留守，培养他处理政务的能力。朱棣在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情况下又立朱瞻基为皇太孙，一方面是表达对朱瞻基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皇太孙对在南京监国的太子形成牵制。
不过，朱瞻基自小深知父亲朱高炽处在极度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因而一直极力维护父亲的形象，并不想成为打压自己父亲的一颗棋子。
对于那个野心勃勃想取代太子的叔父朱高煦，朱瞻基很早就表现出不满，朱高煦也对朱瞻基颇有敌意——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朱瞻基的存在，朱高煦才会离帝国皇位继承人的位置越来越远。
一次，朱棣命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个儿子与长孙朱瞻基一同拜谒孝陵。朱高炽体胖又腿脚不便，失足跌倒，朱高煦见了，在他身后挖苦道：“前人失跌，后人知警。”朱瞻基听到后立即回击：“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回头，看着这个侄子，语塞不敢接茬。
朱棣在位后期，为了防止儿子间流血争斗，对一向骄横的朱高煦进行制裁。永乐十五年（1417），他将朱高煦封到山东乐安，并削弱了他的护卫力量。这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驾崩后，朱高炽才能在朝中重臣的辅佐下顺利继位。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十个月就病重去世，此时大明帝国的局面在虎视眈眈的朱高煦眼里，多么像当年朱棣面对侄子朱允炆的情况。朱高煦想让靖难之役的历史重演，而他的侄子朱瞻基，也想证明自己不是朱允炆。
派兵伏击未果，朱瞻基顺利登上帝位，朱高煦别无他法，只好加紧谋划发动属于他的“靖难之役”。由于手中的兵力有限，他甚至砸开州县监狱大门，放出里面的死囚，给这些人优待，训练他们习武打仗。同时，他还招募无赖子弟和社会流氓编入军队。可以说，为了发动夺位战争，朱高煦无所不用其极。
此时的朱瞻基表现得像他死去的父亲一样柔弱，对朱高煦有求必应。朱高煦为了试探新上位的皇帝，不断提出一些过分要求，没想到朱瞻基一一予以满足，这让朱高煦更加肆意妄为，以为这个侄子并没有那么聪明和可怕。他不曾想到，朱瞻基按兵不动是想让他自我暴露，大胆作死，从而争取道义和舆论的支持。
宣德元年（1426）八月，按捺不住的朱高煦终于起兵反叛了。
明宣宗朱瞻基本想令武将率兵征讨，但内阁“三杨”之一的杨荣提醒他说，朱高煦已经料到您刚继位，是不可能御驾亲征的，“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另一名重臣夏原吉也以靖难之役中南军主帅李景隆最终叛投朱棣的往事，劝告朱瞻基一定要亲征，否则征讨军主帅一旦被朱高煦搞定，就真的要重演前朝的靖难故事了。
朱瞻基因此下定决心御驾亲征。这样一来，朝廷军在声势上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之前跟朱高煦约定一起起兵的几路兵马都不敢轻举妄动。
朱瞻基的军队将乐安围得水泄不通，部将请求攻城，朱瞻基不许，只是在城外放炮“秀肌肉”，震慑叛军。很快，叛军士气瓦解，朱高煦在强大的压力下出城投降。
朱瞻基兵不血刃平定了朱高煦之乱，消除了一场潜在的“靖难之役”，巩固了他作为新天子的权威。
朱瞻基不想落得个杀叔父的骂名，最终只是褫夺了朱高煦的爵位。但有一些野史记载，3年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在朱瞻基探望叔叔朱高煦的时候，跋扈惯了的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然后仰天哈哈大笑。朱瞻基怒不可遏，当场命护卫用一口重300斤的大铜缸将朱高煦罩住。但朱高煦力气很大，顶缸而起。朱瞻基遂下令在铜缸周围堆起木柴，点火烤炙，朱高煦就这样被活活烤死了。
平定朱高煦之乱后，各地的藩王们纷纷向明宣宗朱瞻基交出兵权，朱瞻基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朱瞻基的统治下，明朝社会发展迅速，这段时期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的时期一起，在史书中被称为“仁宣之治”。史书对朱瞻基的评价很高，比如《明史》就这样说：“（朱瞻基）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由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间很短，还不到十个月，所以通常认为，“仁宣之治”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功劳。但实际上，朱高炽在几个月之内已经改变了永乐朝的许多政策导向。要知道，朱棣前半生为了得到皇位而战，后半生则为了证明自己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战，所以发起了许多“大项目”，比如迁都北京、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派郑和率大型舰队下西洋等。这些政策都具有扩张性帝国的特征，极其消耗民力和帝国力量。朱高炽继位后，几乎尽反朱棣的扩张政策，转而从恤民、收缩、守成的角度重新调整了帝国的统治政策。
对于朱瞻基而言，一方面他的教养和统治能力全部来自祖父朱棣，另一方面他又在父亲朱高炽的短暂统治后继位，所以在登上帝位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到底是继承祖父的扩张路线，还是父亲的收缩路线？
这个选择至关重要，决定着明朝帝国的未来走向。
朱瞻基在位10年（1425—1435），恰好处在一个王朝开国的60年至80年之间。史学家分析，历朝历代开国的60年至80年之间，都会遭遇一个发展瓶颈，这个瓶颈被命名为“王朝中期病”。突破这个瓶颈，克服“王朝中期病”，帝国就能迎来治世，否则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王朝的生死存亡。
任何朝代，扩张—收缩政策都应该有一个度。不顾国力一味扩张，穷兵黩武，或者用大工程压垮民力，王朝可能会像秦、隋两朝一样短命。明朝的仁、宣两个皇帝能够把父祖的江山延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力承受的这个度。
不可否认，朱棣在位期间的扩张国策具有积极意义，但国力消耗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几大工程并举，使永乐朝后期的大明帝国处于严重的国力超负荷状态。不仅如此，朱棣为政酷虐，曾大肆诛杀建文朝遗臣，后来又借故大肆诛杀太子的官属，使朝中笼罩着一种血腥的恐怖氛围。强压会引发崩盘，幸好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间结束了恐怖政治，代之以仁政，稳定并收复了民心，明朝得以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家因此把他们二人比作西汉的文景二帝。
开拓难，守成也难。朱瞻基选择继承父亲的政治道路，实际上也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永乐四年（1406）十月，因为安南内乱，朱棣下令出兵，用八个月时间占领了安南，随后设立交趾郡，把安南完全纳入明朝版图。但安南并未因此安静，各种抗明复国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明朝廷不得不在当地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朱高炽在位时，一开始企图通过一些柔性的安抚措施缓和安南人的反明情绪，稳定地区秩序，但安南起义头领黎利在与明军的周旋中逐步坐大，威胁日增。朱瞻基继位后，得知前线明军多次溃败，立即签署了对安南采取强硬措施的诏令。
就在签署诏令的第二天，朱瞻基秘密召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共商安南局势。这可以算作一场通气会，会上，在正式谈话前，朱瞻基特别叮嘱二人：“今天的谈话朕只与你二人说，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然后他直言，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安南成为附属国即可，三年一贡如洪武朝之制，这样，“中国亦省兵戎之劳”，只是真这样做了，人们不免会说他“委弃祖宗之业”。说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嘱二人勿泄密。
后来，朱瞻基在任命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大征安南的同时，将通气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交谈中，朱瞻基再次表达了希望“使安南自为一国，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愿。原先被通过气的杨士奇、杨荣此时支持朱瞻基，称他的决定“不失为圣君”，说汉唐以来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偿失，我朝不应再陷入这个泥淖里了。但原先没被通过气的蹇义、夏原吉则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弃了，不只有损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来20年的付出就都会白费。
这次谈话，朱瞻基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这正是朱瞻基所担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一意孤行地执行下去，这个皇帝铁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权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实都活在制度的牢笼里。朱瞻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得不随时斟酌和衡量任性带来的后果。哪怕是在废皇后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与内阁重臣沟通、寻求支持、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后，才敢以胡皇后多病无子为由改立孙氏。更何况，现在讨论的是领土问题。事关国家脸面，朱瞻基内心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事情最终是以一种令人出乎意料的形式解决的。
朱瞻基想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放弃安南，因此不断派兵进入安南，想靠碾压性的胜利来撑起帝国的颜面，但是，他先后派出的王通、柳升、沐晟三个兵团都被安南军队各个击破。最后，明朝廷在明军战败的情况下与安南议和，被动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不管怎么说，明朝的主要敌人在北方，不在南方。此后，朱瞻基没有继续在安南战场投入人力和财力。事实证明，适时放弃安南是正确的选择。
朱瞻基的统治政策基本都是父亲朱高炽的延续，但有一条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父亲将帝都迁回南京的计划，而是坚持执行祖父的决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国的敌人在哪里。
有一种说法是，朱瞻基选择继续以北京为帝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边事的着迷。受祖父影响，他喜欢巡边，边境上偶尔的捷报都能使他陶醉，这是明朝皇帝重视但又轻视北方敌人的开始。朱瞻基的这个特性很不幸地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说，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原因正在于此。
1449年那场差点儿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确定下来的。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得了。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
另外，他还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风格。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都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们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自己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果然，最初称得上励精图治的朱瞻基，到后来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了。
要知道，明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宰相制度，名义上由皇帝直接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沟通。这样一来，皇帝身上的担子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烦琐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权力真空最终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不甘愿只做皇帝的传声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是明朝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过度制约自己，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甚至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明朝后来的两个皇帝——嘉靖和万历，他们即便不上朝也能控制政局，正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又大权在握的皇帝，可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这就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时期。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物。
其实，明亡差点儿都不用等到1644年。
宣德十年（1435），36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暂时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凭借他在宣德朝的宠遇、制度上的优势以及与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击败内阁“三杨”和老太后，开始垄断朝政，最终引导年轻的皇帝冒险与北虏交战，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在这个事件中，明朝皇帝都被蒙古人掳走了。
史学家认为，是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瞻基时期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已变得完善的制度都无力阻止惨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堡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的总爆发，是内阁—司礼监牵制制度的悲剧，也是朱瞻基个人遗留下来的悲剧。
尽管朱瞻基无法亲眼看到这悲剧的一幕，但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在开创了仁宣治世之后，是否有想过大明王朝会迅速迎来中衰的局面呢？
盛世的不可持续，会让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造成了后果，即便不是直接造成，也无法逃脱历史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