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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年，经历了皇宫一场大火后，被叔叔朱棣夺了帝位的建文帝朱允炆究竟是死是活，成为明史第一悬案。
从大火烧起来的那天起，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就是众说纷纭，迄今都无定论。
按照明初最重要的两部官方档案——《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的说法：六月初三，燕王朱棣的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直捣皇宫。但朱棣进入皇宫内，看到的就是一片火海。史官追述，在朱棣进城前，朱允炆想要出城迎接，但原本侍奉在他左右的人都逃跑了，身边仅剩下几名内侍。年轻的皇帝悲痛而又自责：“我何面目相见耶？”叹罢，朱允炆“遂阖宫自焚”。
朱棣看到大火熊熊，命人前往施救，但已经来不及了。太监从火堆中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报告朱棣。朱棣大哭：“你果然是个痴儿！我是来辅助你做一个好皇帝的，你竟然不知道吗？为何选择自焚呢？”
到此为止，朱允炆自焚而死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历史留下了太多后人难以看到的暗黑角落，真相没有这么简单。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权力可以制造“事实”。
夺位成功后，为掩盖篡位的事实，塑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朱棣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当朝和前朝的史书、档案进行了删削和修改。在他当政时期，官方历史是这样记述明太祖朱元璋挑选接班人的过程的：
先是太祖（朱元璋）疾，遣中使召上（朱棣）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崩。允炆矫遗诏嗣位。
意思是说，朱元璋临终前心心念念要把四子朱棣从北京召回南京，意欲传位于他。但朱允炆胆大妄为，伙同手下假传圣旨，又让已经走到半路的朱棣回北京去了。这样，朱元璋死时没等到朱棣回来，而朱允炆则篡改遗诏，登上帝位。
官方史书中这么写，意思是说朱棣夺位只不过是为了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他那个侄子表面文弱，其实心怀叵测，是真正的篡位者。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朱元璋生前已经考虑到，燕王朱棣可能是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后的潜在威胁，因此，他在下遗诏立储的同时，严禁被分封到各地的儿子们回京奔丧。然而，当朱元璋驾崩的消息传出，朱棣还是直接南下吊孝。兵部尚书齐泰发现朱棣的动向，祭出太祖遗诏，将朱棣遣回北京。
后来，建文帝朱允炆听从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的建议进行削藩。朱棣逮住机会，搬出《皇明祖训》，说朱允炆身边有奸臣乱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三年左右的内战，朱棣坐上了帝国最高的那把椅子。
为了让群臣和百姓相信自己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朱棣指使臣下大量修改了《明太祖实录》，并销毁了建文一朝的一切档案资料。
例如，当时的史书一概不称朱允炆为建文帝，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为“建文君”。“建文”这个年号也不能用。1402年本应为建文四年，但硬被朱棣改为“洪武三十五年”，如此，洪武朝莫名延长了四年，而建文朝则被迫消失了。一番操作下来，永乐元年（1403）无缝对接上了“洪武三十五年”（1402），而他朱棣，就从明朝事实上的第三代皇帝，直接变成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后的第二代皇帝。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可以在所有时间里骗到部分人，也可以在部分时间里骗到所有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骗到所有人。”不论怎么掩饰，真相总会以某种方式现于人前。
前面讲了，永乐朝的档案将朱棣的夺位之战描述成帮侄子朱允炆除奸，而朱允炆最终死于羞愧自焚。永乐朝严苛的政治环境让人们一时不敢反驳，但等永乐朝结束后，就陆续有史料冒出来，说建文帝朱允炆根本没有自焚。后世修《明史》的史官对此莫衷一是，只好模糊处理：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这个记载颇可玩味。皇宫大火后，太监从火堆中找出来的是建文帝皇后的尸体，根本不是建文帝的尸体。
清朝乾隆时期修订《明史》，更是直接修改了建文帝自焚的说法：
（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言帝尸。
朱棣拿到建文帝皇后的尸体后，当场宣布这就是建文帝的尸体——反正尸体已经烧焦了，谁也认不出。接着，他开始对着尸体痛哭，用意昭然若揭：只有宣布建文帝已死，他才能名正言顺地以朱元璋嫡子的身份登上帝位；就算建文帝真的没死，还在召集旧臣进行复位活动，他也可以将其认定为假冒者进行镇压。
为了让天下人都相信建文帝已死，朱棣需要把动静闹得很大，于是他按照手下的建议，以天子之礼安葬这具“建文帝”的尸体，仪式相当隆重——越隆重，大家越不会猜疑。
这是一场叫人“细思极恐”的葬礼。尚在人世的朱允炆如果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也会整个人呆住，因为以后不管如何证明，别人也不会相信他还活着了。
诡异的是，朱棣虽为朱允炆安排了天子级别的葬礼，历史上却从没有关于建文帝陵墓的记载。到了明末崇祯年间，有人上书请求祭祀建文帝，崇祯帝也只能无奈地说：
建文无陵，从何处祭？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办葬礼只是出于昭告天下“建文已死”的目的，朱棣和身边的大臣都知道下葬的并非建文帝，所以陵墓修得很普通，后来更是疏于祭扫，日子长了也就湮灭无闻了。
朱棣一边把姿态做足，治丧、祭祀、辍朝，给了“死者”朱允炆最后的天子待遇；另一边，他悄然开始进行一场无声杀戮。当然，这些残酷的杀戮事实，后人在永乐朝的历史档案中同样是看不到的。
朱允炆的几个弟弟不是死于火灾事故，就是死在凤阳监狱里。朱允炆的儿子、建文朝的皇太子朱文奎当年只有7岁，在朱棣攻入南京后“莫知所终”。只有朱允炆的小儿子、刚刚2岁的朱文圭因为年龄太小逃过死劫，一直被朱棣幽禁在凤阳老家。直到明英宗时期，这个废皇子已经50多岁了，才重获自由，但那时候他已经跟智障一样，连牛马都分不清了。
朱棣对建文朝的官员下手更狠。据说朱棣称帝后，建文朝高官400多人集体出逃，仅有20多人向朱棣称臣。朱棣怒不可遏，公开宣布他们为“奸臣”，并对其中死忠、固执的官员及其家族展开无情的大屠杀，“瓜蔓抄”“诛十族”，惨死者众。
类似的皇族内部权力争斗的事，历史上不是没发生过。往前看，唐朝有玄武门之变；往后瞧，清朝有九子夺嫡。但无论在哪一朝，都未有如此大规模死忠的臣子，大家很自然就站到新君一边了。哪怕是明清易代，天下都成别人家的了，崇祯皇帝一上吊，明廷高官也没见几个“坚守气节”的。叔侄争权，不论谁赢，天下归根结底还是朱家的天下，建文朝的臣子为什么对朱允炆这么死忠，坚持不事二君呢？
多想一下，其实也不难理解：建文朝的诸位大臣都相信建文帝没有自焚，没有死。旧主还活着，而且他是更占礼法优势的一方，大臣们也就不会选择服侍朱棣这位新君了，这是他们为人臣的基本节操。
朱棣肯定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大开杀戒，一是为杀鸡儆猴，二是要趁此机会，让知道真相的人消失。
这就牵涉到建文帝下落的另一个说法，一个连朱棣内心都深信不疑的版本：1402年明皇宫大火发生时，建文帝已经逃遁了。
清初历史学者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根据明朝中后期流传的史彬的《致身录》、程济的《从亡日记》等文献
，重新叙述了明皇宫大火那天建文帝的行踪：
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要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拉住他说，自杀不如流亡。这时，有人提醒建文帝，太祖朱元璋临终前曾留下一个宝匣，并交代过，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取来一个红色宝匣，砸开锁，却见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还有袈裟、剃刀、僧鞋和银元宝。宝匣内还有字条写着，应文从鬼门（皇宫暗道）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建文帝当场剃发，法号“应文”。臣下中，杨应能、叶希贤也表示愿意剃度改装随行，是为“应能”“应贤”。当时殿上几十号人痛哭流涕，都表忠心要随建文帝流亡。建文帝说，人多行动不便，大家均有家室，都回家照顾妻儿去吧。随后，仅挑了20余人分批走暗道，开始流亡生涯。
这个版本太过戏剧性，而且赋予了朱元璋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实是见仁见智。不过，从朱元璋生前不遗余力替皇太孙朱允炆清除潜在威胁，以及朱元璋个人发迹前曾经出家当和尚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猜测，爱护皇太孙心切的朱元璋生前很可能对朱允炆或他的亲信交代过极端情境下的逃生方案，后来史书又把这个过程神化了。
另外，《明史》也在不同地方一再提及“或云帝（建文帝）由地道出亡”“或曰帝（建文帝）亦为僧出亡”等说法，也是在指证朱允炆出逃的事。这么看来，当天朱允炆应该确实是出逃了。
关于建文帝去向的最离奇的版本，出现在明英宗时期。
传说某天，广西思恩州一座寺院的一个老和尚跑到知州大人岑瑛面前大声嚷嚷：“我是建文帝！”还口诵了两首诗自证身份：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昙标。
南来嶂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岑瑛一听吓坏了，这确是帝王之诗啊！他不敢怠慢，赶紧叫人把老和尚送到北京。
眼看就要以建文帝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了，可惜老和尚历史没学好，露了馅：
御史：您老今年贵庚啊？
老和尚：九十多了。
御史：不对吧？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到今年也就六十四啊。
老和尚：……
终于，老和尚供出了实情。原来他俗名杨应祥，后出家为僧。他在寺院中修行时遇到了个气象不凡的室友，一日瞄到了该室友题写在墙上的两首诗，跟岑瑛一样被吓坏了，这是帝王之诗啊。之后冷静一想，觉得机会来了，遂直奔岑瑛的府衙。
官方把假建文帝处死之后，根据他的描述把真建文帝找了出来，验明正身然后将其迎入宫中。建文帝此后一直于宫中礼佛，直到老死，宫中人皆称其为“老佛”。迄今，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还留存有建文帝逃亡后在当地为僧的传说和遗迹，真假莫辨。
从明朝中后期以来，关于建文帝的各式各样的传闻广泛流传，连朱棣的后世子孙对此事都很感兴趣。
万历二年（1574），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突然向身边的大臣们发问：“建文君当年是不是没自焚，逃亡了？”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站出来回答说：“此事国史中没有记载，但先朝的大臣口耳相传，说当年建文君化装成僧人，从皇宫密道出走了，此后云游四方，没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张居正的这个回答代表了明朝半官方的态度，就是说，朝廷承认朱允炆确实以僧人形象逃亡了，至于逃亡以后的事迹就不清楚了。
明末的钱谦益在国史馆整理史料30多年，据说他看到建文朝史事就伤心流泪，因为这段历史实录无征，传闻异辞，伪史杂出，后人难以还原真相。对于研究国史的人来说，这是最悲伤的事了。
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朱棣表面上对外宣布建文帝已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也始终相信朱允炆还活在世上。
攻入南京后不久，朱棣派人暗中探寻建文帝的下落，过程中抓到一个名为溥洽的老和尚。有人告发，建文帝逃亡前，正是溥洽为他剃发的，建文帝极有可能逃亡藏匿到溥洽的家乡杭州。朱棣遣人前往追查，却没有找到建文帝。他担心事情泄露，所以用其他罪名将溥洽关了起来，一关就是16年。到永乐十六年（1418），朱棣的老师姚广孝年迈病重，朱棣亲自去探望他，问他有什么话想说。姚广孝说，希望放了溥洽。溥洽因此才重获自由。
从历史记载看，朱棣在位期间的很多诡异做法，均与追查朱允炆的下落有关。只是官方口径是建文帝已死，所以他必须以其他名义暗中追查，不能声张，生怕让天下人知道真相。
在海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朱棣“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故派郑和下西洋。可见，寻找建文帝是郑和出洋的主要原因，宣传武力只是附带的，是为掩世人耳目。
郑和下西洋时，每次船上都有近3万的军士。带领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并不符合外交使团的惯例，只有一种答案可以解释得通，那就是，朱棣相信建文帝逃亡海外，并已组织起了不小的武装势力，因此必须派出规模庞大的军队前去寻找，防备建文帝武装复辟。
在陆路，朱棣派出亲信大臣胡濙，名义上是寻访仙人张三丰，实际上是察访建文帝下落。《明史·胡濙传》的说法是，朱棣“遣濙……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胡濙出去执行任务10多年，连母亲死了都未回去吊丧、守丧，这完全违背了传统社会的礼制。一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胡濙才风尘仆仆地回到朝廷。此时，朱棣因亲征漠北鞑靼部，去了宣府镇（今河北宣化），胡濙又立即驰赴宣府镇，赶到时已是深夜。正史记载：
帝（朱棣）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出。
有什么事不能等到明早再说？史书上虽未透露君臣二人长时间密谈的内容，但可以看出，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正史里紧接着记载，君臣二人深夜密谈后，朱棣“至是疑始释”——至此，朱棣心中积压多年的疑问、疑虑，终于被打消了。
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永乐二十一年（1423）。这一年，胡濙的深夜汇报，打消了朱棣心中之疑。同样在这一年，郑和第六次远洋航行结束返回国内，此后到永乐朝结束，郑和再未有下西洋的行动。
从这些奇异的事件基本可以断定，胡濙确实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而从朱棣的反应以及结束海、陆两条寻踪之旅的决策来看，此时建文帝的状况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真的已经死了；第二，他已出家，完全放弃复位的想法，遁身世外。
无论胡濙带回了哪一个消息，朱棣终于放心了。
朱棣死后，明朝的政治环境逐渐变得宽松，但建文帝的平反工作却依旧曲折。
就像前面所说，朱棣把建文帝在位四年的历史全部抹掉了，根本不承认这个人当过皇帝，这就导致朱棣的子孙，也就是帝国后来的继位者，直到大明灭亡，都一概不认朱允炆这个皇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反工作都只能围绕朱允炆的周边进行。
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有感于自己曾被俘虏、被软禁的经历，下令释放了朱允炆的小儿子朱文圭。
100多年后的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在群臣的鼓动下，为建文朝死难的忠臣平反，原来被朱棣定性为“奸臣”的方孝孺等人，现在被认定为忠臣，朱翊钧还为他们在南京建表忠祠以示纪念。后来，朱翊钧又同意恢复“建文”年号，洪武朝恢复历史本相：它只有31年，不是35年，最后的4年还给了建文朝。
即便有了松动，可直到1644年明亡为止，建文帝的帝位仍未被正式承认。等到南明弘光朝，死守残存江山的弘光帝才应臣子们的要求，补齐建文帝实录、谥号、庙号与祀典，建文帝的帝王身份到此时才算得到了完全恢复。
抹杀一段历史轻而易举，恢复一段历史却难上加难。
从1402年开始，因为建文朝的真相长期被掩盖，坊间传闻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闻越来越多，原本清晰的历史事实终于消弭在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说中。明朝第一悬案，就是这样造成的。
140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
这一年六月，南京城，方孝孺静坐家中，等待自己被捕一刻的到来。
城内布满通缉令，举国上下正在追捕上榜的29个“奸臣”，排名前五的是：太常侍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
方孝孺第一个被捕。准确地说，他是被靖难之役的胜利者朱棣派人“请”去的。
三年前，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在北平起兵，反对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发兵前，他的军师姚广孝特别嘱托说，南京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朱棣不要杀他。
“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姚广孝的话意味深长。
朱棣打下南京城后，方孝孺果然不降。几次劝说不成，朱棣彻底被激怒了。他忘了姚广孝的叮嘱，当场命人用刀割裂方孝孺的嘴巴，从脸颊割到耳朵。
野史记载，方孝孺的族人、朋友、门生一个个在他面前被处死，他都不为所动。轮到弟弟方孝友时，方孝孺流下眼泪，他弟弟则反过来劝他：“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这场屠杀整整持续了7天，一共杀了873人。最后轮到方孝孺本人，他慨然赴死，并写了一首绝命词：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死时，年仅46岁。
这是中国历史上株连最广的一次残杀。此后，方孝孺成为“骨鲠之士”的代名词，被认为是明朝最硬的“硬骨头”。
方孝孺死了，而关于他的死的争议才刚刚开始。
方孝孺死后，他的硬汉之名盖过他的博学之名。但事实上，方孝孺在世时，学问才是他成名的基础。他是明初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年轻时师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是宋濂最得意的门生，宋濂常把他比喻为“孤凤凰”。
朱棣的军师姚广孝称方孝孺为“读书种子”，后世理解为方孝孺只会读书，其实不然。当时的“读书种子”所指的精神内核，不仅是说一个人读书、学问一流，更重要的是说这个人学以用世，以道事君，代表儒家的入世追求。简单说吧，姚广孝如此评价方孝孺，是因为方孝孺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践行者，所以《明史》才会说，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朱元璋在世时曾两度召见方孝孺，称赞他为“异才”“壮士”，不过终生未用他。朱元璋公开的说法是，他想把帝国的人才留给子孙去用，但根本原因其实是方孝孺的政治改革理念与他建立的政治体制截然对立。
朱元璋在位期间颁布了一系列专制政策，比如废除丞相、重用内监、实行特务统治等，极大地扩大了皇权，形成绝对的君主独裁。任何有碍他构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人和制度，都被他一一清理干净。
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在明朝开国后已基本被闲置，后来还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贬谪而死。在朱元璋看来，宋濂倡导的仁政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了。而方孝孺的政治主张与他的老师相近，倡导“仁德治世”。他提出“格君”之说，要把人君规训成道德与智慧并重的圣贤之主——这显然不是朱元璋想要的。
换句话说，朱元璋要的是“霸道”，方孝孺讲的是“王道”。政治主张产生分歧的结果，是方孝孺坐了10多年冷板凳。
1398年，朱元璋去世，此时42岁的方孝孺已在汉中府学教授任上干了6年，心中满是郁闷。他在这一年的立春写诗抒发不得志的惆怅：
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
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
然后，这个想学诸葛亮的中年书生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
继任的建文帝朱允炆召见并起用方孝孺，授其为侍讲学士。官品不高，但位置重要，方孝孺有了大把机会把他的治国理念灌输给新皇帝。朱允炆也很好学，但凡读书有疑问，就把方孝孺请来讲解，遇到国事难以定夺时，也会请人去咨询方孝孺。鉴于皇帝的信任和恩遇，方孝孺在建文朝的地位相当于国师。
君臣二人在治国理念上达成高度一致，朝中几乎所有重要文书都由方孝孺草拟。某种程度上，方孝孺成了新皇帝的代言人。这是方孝孺觉得自己可以大展拳脚的基础。
在方孝孺的推动下，朱允炆决心厉行仁政，进行政治革新。这时候，文人从政的毛病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政治家从政，一切改革讲究切合实际；而文人从政，最容易掉入理想主义的陷阱。
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理想世界的期许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具体来说，这个理想世界就是早期儒家推崇备至的周朝。许多读书人以恢复周制为毕生努力的方向，只是他们没有掌权，无法实践罢了。也有掌权人想要尝试，只是脱离了历史发展的政治实践必败无疑，最早全面恢复周制的新朝皇帝王莽就是最好的例证。
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但是架不住有人依然不死心。
在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的4年时间里，方孝孺与他的忠实信徒朱允炆对按照周制改革朝政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整日研究如何复古，修建省躬殿，给城门改名字，还计划恢复井田制……应对迫在眉睫的军情从来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等到朱棣的军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朱允炆才从恢复周制的梦中醒过来。
当时，朱棣率孤军从朝廷军队留出的缝隙中冲到南京城下，实际控制的地盘其实很小，大半国土还在朝廷的号令之下。如果朱允炆弃城而去，实施战略转移，完全可以号令天下军队反攻朱棣，所以臣下纷纷劝他出走，图谋东山再起，但方孝孺竟然劝朱允炆留守。史载，“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真是迂腐到家了！错失翻盘的机会，朱允炆一败涂地，最后失踪了，而朱棣顺势直接宣布了这名年轻皇帝的死讯，接过了帝国权柄。
可以说，方孝孺的政治幼稚病害惨了朱允炆。
方孝孺被逮捕入狱后，表现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拒绝与篡位的燕王朱棣合作，从而招致“诛十族”的血腥杀戮。
后世评论者认为，朱棣的血腥杀戮是方孝孺用激烈言辞激怒他的结果。说这话的人实在太不了解朱棣了。
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说，朱棣“天性刻薄”，而方孝孺是天下士林领袖，只有跟他合作一条路；如果不合作，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方孝孺肯定会被收拾得很惨。可见，不管方孝孺激不激怒朱棣，只要不合作，都会是这个结果。
朱棣是个政治家，政治家的特性是目的为先。武装夺取皇位后，为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在肉体上消灭朱允炆的死忠、在宣传上抹黑建文朝以及销毁反对派的言论或著作等。方孝孺是个有大名声的硬骨头，为了消除方孝孺在儒林中的影响，震慑其他士人，使他们承认当前的政治事实，朱棣选择对其屠戮十族、焚毁著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方孝孺之死，最早的记载来自《奉天靖难记》，这是一部朱棣统治时期对靖难之役的政治合理性做出解释的文献，书中把方孝孺丑化成一个贪生怕死、跪地求饶的懦夫：
上（指朱棣）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怜。遂命收之……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与此同时，方孝孺及其门生的著述被打成禁书，一概在焚毁之列。当时有个名叫章朴的官员家中藏有方孝孺文集，他的同事杨善知道后马上去检举告密，结果杨善得到升迁，章朴直接被处死。这已经带有文字狱的血腥气息了，朱棣却说：“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
整个永乐朝，谈论方孝孺都是犯禁的，除非按照官方口径，把方孝孺当成摇尾乞怜的“奸臣”进行批判。直到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这种政治语境才有所改变。朱高炽多次评论说，方孝孺、齐泰等人“俱是忠臣”。这之后，士大夫才敢争取为方孝孺平反，只是平反的历程很漫长。到万历十三年（1585），明朝皇帝才首次以官方形式为方孝孺平反，此时距离方孝孺殉难已经过去了183年。
平反可喜可贺，可此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提起方孝孺，目的都不是为了方孝孺本人，而是为了因应时下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明末世乱道衰、内忧外患之时，士人多以追忆方孝孺气节的方式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可惜，追忆无用。很多明末官员只会耍嘴皮子，真遇到变局，他们跑得比谁都快。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明朝最后一个状元、张嘴闭嘴“宁死不从贼”的杨廷鉴看到李自成竟跪倒在泥淖中，三呼万岁后才敢起身。后来，杨廷鉴还与另一名明朝官员争着给李自成起草登位诏书，两人厮打在一起，把衣服都扯破了。
明末史家计六奇写下了这个场面。想起方孝孺宁诛十族也不为朱棣草拟诏书的故事，计六奇评论道：“明末士人屈节忘义，节操全无，这是当年朱棣杀戮忠臣的报应啊！”
难怪王夫之说，方孝孺死，“读书之种绝于天下”。方孝孺以后，天下读书人真的就是只埋首学问，不问是非，但求活命了。这正应了当初姚广孝特意叮嘱朱棣的那句话。
方孝孺被誉为“程朱复出”“有明之学祖”“当世文章第一人”，他学问好，人品好，有骨气，这是数百年来公认的事实，是任谁也无法抹杀掉的。哪怕是朱棣大权在握，可以组织写作班子丑化、诋毁方孝孺，但是朱棣死后，历史评价的天平仍会偏向事实一边。
不过，我们在肯定方孝孺忠义精神的同时，也应该对历史人物做一番全面的剖析，不能以精神品质来评价一切。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方孝孺的能力、魄力和见识存在很明显的短板，远不如后世的张居正。
要知道，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是难以完成政治改革的。在这方面，张居正的手腕和权谋虽然被人诟病，但不得不承认，这恰是其得以推动帝国改革的原因。而方孝孺虽有改革天下的理想，无奈道德洁癖太重，过于爱惜羽毛，最后只能是以误国收场。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道德气节很重要，但是道德气节不是唯一的标准，用人品去议论政治人物会显得十分幼稚。权谋不是君子所为，但有时候是必需的。
后世推崇方孝孺，仅限于对其道德、学问层面的肯定。他成了帝国的一个道德模范。我们崇尚道德气节，不忍历史上任何一个骨鲠之士的事迹遭到埋没，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砥砺天地间数千年而文化一脉相承不曾中断的底色。正如鲁迅所说，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但我们也应明白，浮动在这层底色之上的，是每个时代应对具体挑战的渲染之色。说到底，历史上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与层层新染的颜色打交道，这才是真正的实际，是解决问题的出口。
我们需要道德模范，也需要能干事的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另外，不是只有“死”才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生有时候比死更难。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景：猛士赴死前嘱咐同伴快走，说“君为其难，我为其易”。
然而，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因为推崇方孝孺式的死法，对历史上其他人物的看法显得十分简单粗暴：面临权力更替，他们只看这个人死不死，死则英雄，不死则狗熊。
恕我直言，这叫头脑简单。
南宋赵孟頫在国家灭亡时没有像他的族兄一样殉国，而是降了元朝，用生存换取了艺术上的大成。
晚清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失败时选择了死，但他要求梁启超活下去。一个自愿赴死的人却对一个艰苦逃生的人表达了最大的敬意，是“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的人负责死，有的人负责生。只要他们的选择有利于制度的改善，有利于文化的传承，而且不对民众造成伤害，无论生死，都值得敬佩。
我敬重方孝孺的死。说实话，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只有死了才是真正的方孝孺。但我也常常为他的死感到惋惜，600年过去了，他所捍卫的正统，他所维护的朱家皇位继承秩序，早已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他不惜以873人的性命为代价死守的东西，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变得有些可笑。整个血腥事件中，只有死守的精神有意义，而死守的东西全无意义。
我时常在想，要是方孝孺像200年后的布鲁诺一样，死守的是科学真理，而不是皇权正统，那该多好！但是，大明的士人和子民并不会考虑这个现代意味浓厚的问题，他们很快就需要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帝国的龙椅上迎来了新主人，他就是靖难之役的胜利者朱棣。
在靖难誓师大会上，燕王朱棣曾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我朱棣，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的嫡子，自受封藩王以来一直遵纪守法。
二、如今幼主（朱允炆）嗣位，信任奸臣，挑动削藩，屠戮我家，公然违背太祖高皇帝的“祖训”。
三、正义与奸邪不共戴天，我将遵循“祖训”，奉行天命，清君侧以安社稷。
四、天地神明，日月永鉴。
就在亲信将士被朱棣的发言感染，一个个情绪激昂的时候，天气突然大变，刚刚还是万里晴空，一下子就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了。据说，雷电还震落了燕王府宫殿上的一些瓦片。在场的人见状无不大惊失色，连刚才自信爆棚的朱棣整个人也有点儿蔫了：如此不祥之兆，是上天在警示我等的“靖难”计划吗？
众人开始耳语，夹杂着沉重的唉声叹气。
此时，一个年老的僧人站出来，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说：“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三言两语，信息量巨大：风雨是吉利之兆，说明现场要出真龙天子了，真龙出现，故而风雨相从。殿瓦坠落则预示着要换黄瓦了，而按明朝的制度，藩王的宫殿用绿瓦，只有皇宫才能用黄瓦。
经此一番解释，现场情绪由低落转为亢奋。众将士对他们的领导者朱棣重新报以膜拜的目光。
对于老僧的这出漂亮救场，朱棣在心中默默记了一笔。
说起来，为朱棣解围的老僧其实是燕王府的老熟人，法名道衍，后来被人称为“黑衣宰相”。道衍和尚是朱棣起兵与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的幕后推手，如果没有他，朱棣有没有信心起兵靖难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在誓师大会上与侄子公开叫板的时候，道衍已经65岁了。但在此后的靖难之役中，道衍事实上充当了朱棣的大军师和总参谋长。《明史》后来评价说：“帝（指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尽管这名年老的和尚没有上过一天前线，但他却是公认的永乐朝第一功臣。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道衍是一个不正经的和尚。他本名姚天僖，出生在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苏州人，家族世代行医，过得比较清贫。
14岁那年，姚天僖自主就业。他没有选择子承父业继续行医，而是选择在家乡的妙智庵出家，成为一名小沙弥，由此获得法名“道衍”。
在姚天僖出家的4年前，安徽凤阳一名17岁少年在灾荒逼迫下家破人亡，入了皇觉寺为僧。世道不好，出家成为人活命的一种方式，何况僧人在元朝有特殊的地位，不是官，但有时胜似官。在决定是否同意姚天僖出家的家庭会议上，姚天僖的伯父就因此极力支持：“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出家好处多，可攻可守没风险。
有史料说，姚天僖某天看到一个出街的大和尚，伞盖簇拥，威风凛凛，派头比本地官员还大，当下就跑到庙里剃度去了。这恐怕是根据他后来入世甚深、地位颇高的经历，反向编排出来“讥讽”他从小就有政治野心的段子，不足为信。真实的情况应该如前面所说——在当时，出家不失为贫寒子弟一条相对较好的出路。
出家后的道衍并不按常理出牌。他颇为聪慧，把自己练成了一个“杂家”。他学过天台宗，又拜过禅宗临济宗高僧智及为师，甚至拜过道士席应真为师，在其处学习道法、相术和兵法，“尽得其学”。他还爱好诗文，与后来成为“明初三大家”之一的高启等人结为“北郭十友”，经常开诗会，相互酬唱。
渐渐地，道衍成为当时的一个奇僧，在圈内积攒起不错的名气和口碑。
1368年，当年入皇觉寺为僧的凤阳少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成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而道衍，终朱元璋在位31年间并未出圈，只在江湖中流传着一些传说。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这样的：道衍游嵩山时遇到著名相师袁珙，袁珙看到道衍的面相后大吃一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刘秉忠是早道衍120年出生的奇僧，法名子聪，在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中参与军政要务，深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将蒙古国号定为“大元”，正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现在史学界对刘秉忠的评价是相对正面的，称他为元朝的设计师，但在明初反元的氛围中，服务于元朝的刘秉忠自然被当作负面人物。
不过，道衍听到袁珙说自己是刘秉忠之流，却是心中大喜。后来，道衍到北平后还曾两次拜谒刘秉忠之墓。事实证明，他们果然是一路人。
道衍游京口（今江苏镇江），观览南朝的历史陈迹后赋诗一首：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与道衍同时代的高僧宗泐读到这首诗后讥讽说：“这是一个僧人该说的话吗？”言外之意，你一个和尚，管人家萧梁事业干吗？政治兴亡之事，是出家人该想的吗？
道衍对此笑而不答。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的患难之妻马皇后去世。根据要求，全国的高僧被推举出来，并将跟随朱元璋的儿子们到各自的藩国，为逝去的马皇后诵经祈福。
明朝人的笔记十分八卦地记载了道衍与燕王朱棣的第一次见面：道衍在所有藩王中间物色到了朱棣，主动去搭讪。朱棣见道衍相貌奇怪，起初并未予以理睬。道衍急了，直接把朱棣拉到一边耳语道：“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平，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这是一句隐语，但朱棣一听就懂——他已是燕王，“王”的头上戴“白”帽子，可不是“皇”吗？朱棣当场骂了道衍一句，事后却同意带道衍去北平。
当然，八卦写得很精彩，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这是明朝人为了证明道衍心存政治野心而编造出来的。
想想看，一个僧人与一个藩王素昧平生，他们第一次见面，前者就说出怂恿后者谋逆的话，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军师会干的事，还是一个傻子才会干的事？再说了，他们初次见面的1382年，皇太子朱标还活得好好的，即便朱元璋立时死了，又哪能轮到就藩才两年、尚显稚嫩的皇四子生出篡位为帝的念头呢？
真实的情况是，道衍能前往北平担任庆寿寺住持，为逝去的马皇后念经祈福，是经高僧宗泐举荐，并由朱元璋亲自安排的，压根儿与朱棣无关。但道衍是跟随吊丧后的朱棣车队返回北平的，他们两人应该在此期间有了第一次见面，日后才慢慢熟络起来。
在北平庆寿寺，道衍担任了大约20年的住持。漫长的年月里，他如何一步步取得朱棣的信任，最终成为其不在编的机要军师、穿僧衣的参谋，正史并无记载。这么隐秘的事情，想必朱棣也不会轻易泄露出去。
史书上只留下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记载：道衍“出入（燕王）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一个僧人频繁出入朱棣王府，并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环境下与朱棣密语多次，他们究竟谈些什么，就很有想象空间了。这是明代中期以后野史记载真伪掺杂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版本的记载中，道衍曾为朱棣占卜，掷出两枚铜钱后，他说：“殿下要做皇帝乎？”朱棣很紧张，一口否认：“莫胡说。”但道衍依然坚信他所谓占卜的结果，继续说：“有之。”
另一个版本则说，朱棣曾出了一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随口对了下联：“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了头就是“主”，天下之主，鼓动朱棣起兵的意图十分明显。
明朝人的笔记还记载，道衍跟朱棣说：“老僧最善相面之术，多年以来云游天下，阅人多矣，从未见如您一样非凡的骨相，岂是久居人下之人？”
总之，关于道衍逐步鼓动并介入朱棣起兵靖难的过程，有太多类似的记载。虽细节不足为信，但整个过程应该确实是与朱棣实力和野心的膨胀同步的。
史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命朱棣统领北平兵马征伐北元。此战过后，朱棣因为有勇有谋在诸藩王中逐渐冒头，深得朱元璋倚重，从此燕王势力日益壮大。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棣慢慢觉得自己有机会成为继承人。特别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后，继位的皇长孙朱允炆意欲通过削藩加强集权，这既让朱棣感到恐惧，也让他感到时机来临。他开始频繁地接触社会上的能人，并通过道衍的关系，很快在自己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奇人异士，其中包括袁珙父子以及金忠等擅长占卜、相面、谶语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开创永乐朝的大功臣。
随着帝国情势的发展，道衍一步步成为朱棣的“刘秉忠”。
朱棣是一个性子偏急的人，认定的事就火急火燎要去干。朱元璋死后，朱棣带着人马南下赴京师（今江苏南京）奔丧，到达淮安时，接到新皇帝朱允炆命人送来的“朱元璋遗诏”，要求他返回封地去。
据说朱棣很恼火，坚持要渡江，但道衍去信阻止了他。道衍分析说：“您现在以尽孝之名南下渡江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这样做有违‘遗诏’，反而变成不孝了。”言外之意，朱棣若此时起兵，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要懂得忍耐，等待时机。
当朱允炆大力推行削藩计划时，传说有人在京师听到一个道士传唱歌谣：“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这首带有谶语性质的歌谣或许是在警告朱允炆不要动燕王，否则后果很严重；或许是在为燕王马上就要起兵的行动造势，并寻求起兵的合法性解释——是新皇帝不听老天警示，是新皇帝逼我的。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些歌谣极有可能是朱棣集团里面的道衍等人安排传播的。
历史上，当谶语、童谣开始传播时，干大事者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了。
建文元年（1399），决心举兵之前，朱棣说出了他最后的顾虑：“民心向彼，奈何？”朱允炆代表正统，是民心所向，我一个藩王对抗朝廷，没有胜算呀。
道衍回答他：“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种事情主要看天道，天道就是民心，老天已经多次暗示你要出头为主了，这个我最懂。
在朱棣为了迷惑朱允炆派出的亲信而装病的时候，道衍协助朱棣干起了厉兵秣马的事情。
据说，道衍在燕王府中建起兵器作坊，打造武器，操练士兵。为了防止泄密，他特意命人在院中饲养了大量的家禽，借鸭鹅的聒噪掩盖一切异常的声响。
在七月的靖难誓师大会上，道衍巧妙地帮朱棣化解了天气剧变带来的尴尬，更得朱棣信赖。《明史》记载，靖难之役进行的3年多时间里，道衍因年事已高未随朱棣征战，而是留在北平辅佐世子朱高炽镇守后方，但朱棣每有疑难总是驰书相问，“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
建文二年（1400），一路打胜仗的燕军在东昌（今山东聊城）遭遇重创，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战死，幸亏援军及时赶到，朱棣才得以突出重围。
东昌一战，朱棣损失惨重，士气一下子低落到极点。但此战过后没多久，道衍极力督促朱棣重新出师。面对毫无信心的朱棣及将士们，道衍说出了他的理由：“我之前就讲过，‘师行必克，但费两日’，现在不是应验了吗？东昌的‘昌’写成文字就是两个‘日’，这个挫折一过，此后当全胜也。”
看吧，关键时候又是他发挥神神鬼鬼的能力，给大家打了鸡血。这种开放性的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但古人对所谓的“迷信”是很信任的，他们相信任何巧合背后的神秘力量。所以，道衍说完他的判断，朱棣带着将士们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现在我们说道衍是一个“神奇”的军师，究竟有多少神秘的成分，其实也没有。他只是心中有一个判断，认定朱棣起兵这事儿能成，然后通过他的临场应变能力，一再将这件事合理化，最后他赌赢了，之前一切合理化的说辞就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如此而已。
道衍真正的“神来之笔”，是为胶着了3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到建文三年（1401）年底，朱棣起兵已经近3年了，由于兵力有限，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仅仅保住了北平、永平、保定三府的地盘。就在这时，从京师叛逃到燕王府的宦官报告说，朝廷大军都派出来打燕王了，京师反而是兵力最薄弱的地方。听完，道衍灵光一闪，立即提出了战争史上一个想象力爆棚的奇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朱棣也是聪明人，略一思索就同意了。他不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争夺攻守，而是领兵向南疾进，甩掉了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
次年（1402）六月，燕兵占领京师，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终。几天后，朱棣登基，永乐朝缓缓拉开了帷幕。
换个思路事半功倍，这是道衍作为历史上一流谋略家真正厉害的地方，也是正史将道衍视为靖难之役第一功臣的原因。
胜利属于朱棣，也属于道衍。永乐二年（1404），70岁高龄的道衍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达到一生地位的巅峰。朱棣还恢复了道衍的俗姓姚，并赐名广孝，目的是要道衍——如今是姚广孝了——还俗为官，享受荣华富贵。
史书说，朱棣命姚广孝蓄发，姚广孝不肯。朱棣又赐予他豪宅和美女，也被退回了。姚广孝仅接受了太子少师的官职，此后“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功成名就之后，姚广孝反而看淡了功名。当年，他以辅佐忽必烈的刘秉忠自命，如今他却说自己只是一只老病之猫。
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姚广孝借长江风高浪急、行船危险来比喻人世：
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
人心对面九嶷山，一笑杀人俄顷间。
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
此日披图心为惊，老年无事不江行。
人心险恶，一笑杀人……所有这些，应该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僧见惯的，因此，“老年无事不江行”实际上就是他想退隐的一种表达。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要发兵之前，姚广孝曾特别嘱咐说，有个叫方孝孺的人一定不会投降，但请你不要杀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朱棣一再被方孝孺激怒，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有分析说，姚广孝因为朱元璋嗜杀，故在洪武一朝对同为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感冒，也不认同朱元璋的政治遗产。但他辅佐的新皇帝朱棣同样是嗜杀之人，在方孝孺及一大批受牵连者被杀之后，姚广孝的政治理想有些幻灭了。
另一种分析则指出，姚广孝在功成名就后仍然坚定地不脱僧衣，向往归隐，是因为他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境已经十分微妙。功高之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
姚广孝曾立在古人的墓冢前，写诗表达他关于历史、功名、荣华、死生的思考：
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寓。
事业水上沤，功名草头露。
死生谅莫测，荣华何足顾。
不如保贞德，歌欢自朝暮。
把功名看淡之后，年老的姚广孝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变得若即若离：
作为太子少师，他会辅佐太子朱高炽，后来还担任皇长孙朱瞻基的侍讲、侍读。实际上，这样安排表明他是朱棣祖孙三代的帝王之师。
他又以钦差的身份前往故乡苏湖一带赈灾。在离别故乡20多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朱棣特别叮嘱他，不要吝惜国库，赈济时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他还主持《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尤其是《永乐大典》，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类书和重要文化巨著。
他养了一只雄鸡，每天闻鸡而起，十分自律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十几年。
姚广孝晚年写过一段自述概括自己的人生，言语间充满了淡泊的气息：
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
永乐十六年（1418），84岁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后就病倒了。朱棣数次去探视他，他语不及私，却提出了释放僧人溥洽的请求。
溥洽是建文朝的高僧，有人说是他为建文帝朱允炆剃度并将其藏匿起来的。朱棣当年攻下南京后，找不到朱允炆的踪影，遂将溥洽拘禁起来，一关就是十几年。听到姚广孝的请求后，朱棣下令释放了年迈的溥洽。
朱棣问他：“你还有何事要交代吗？”
姚广孝答：“出家人复何所恋！”
朱棣又问，姚广孝“终无言”。
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端坐而逝。
朱棣在《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追忆姚广孝的功绩：“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机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他还亲自为姚广孝撰写了祭文，在文中无限感慨道：“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
一代奇僧离开人世，皇帝对他评价颇高，然而关于他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来越激烈了。
明朝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夫编排了很多段子来“丑化”姚广孝。
明英宗天顺年间，姚广孝的义孙身穿姚广孝的“遗衣”去见苏州知府，以为可以在知府面前显摆祖上的功名，谁知知府一听“姚广孝”大怒，将他骂了一通。
明世宗嘉靖年间，嘉靖皇帝下令撤除姚广孝配享太庙的资格。
清朝时期，乾隆直接说，朱棣最听姚广孝的话，“称兵篡逆，皆用其谋”。当时在编《四库全书》，姚广孝的作品和严嵩的作品是“同等待遇”——“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他们皆为“大奸大恶”，故仅“附存其目”，不录全文。
归根到底，这是在所谓“正统观”影响下对姚广孝的污名化。人们受传统儒家观念和皇权思想束缚，认定朱棣起兵夺位是不对的，但他既然夺位成功了，不能再骂他，便只能找鼓动他、辅佐他的人来骂，而其中最合适的人选，非“第一功臣”姚广孝莫属。
因此，在陈旧的观念主导下，人们骂姚广孝是奸僧，是恶人，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关注他具体做了什么，他内心有多少焦灼，他建功立业是否为了自己的野心。只有晚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跳出了“正统性”的牢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今天的我们，读历史更应该像李贽一样，摆脱陈旧和愚昧的思维，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物。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明清时期一样，以篡没篡位来衡量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我们依然是皇权的奴隶。
靖难之役的本质跟历史上诸多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样，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是朱元璋的儿子当皇帝还是孙子当皇帝，对百姓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所以，我们大可换一套评价标准：对于胜利者，我们要看的是他有没有比前任做得更好。对于失败者，我们可以崇尚他们的精神，但不应固守他们的观念；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遭遇，但不必认同他们的选择。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洞穿历史上的权变，懂得把朱棣摆在什么位置，把朱允炆摆在什么位置，把方孝孺摆在什么位置……
以及，把一代奇僧姚广孝摆在什么位置。
朱棣的后半生一直活在篡位者的焦虑之中。
1402年，在历经3年叛变作乱后，42岁的朱棣终于率军攻入南京城。但朱棣的侄子建文帝却在宫城大火中离奇失踪，这成了朱棣一生的心病。他疑虑、焦躁，为了探寻建文帝的行踪，从永乐五年（1407）起，他连续16年派出建文帝的旧臣胡濙，以寻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的名义，“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此前，永乐元年（1403），朱棣已派出宦官马彬出使爪哇等国，暗中探访建文帝是否漂洋出海。永乐三年（1405），他干脆派出郑和率领2.7万多人的庞大船队正式出使西洋。自永乐三年（1405）至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共下了六次西洋，且每次都是率领着近3万人的庞大军队航行。
一位叛变起家的帝王，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的质疑，他需要堵住悠悠众口。
朱棣攻入南京后，先是按照姚广孝的建议，召见了被称为士林领袖和“天下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并要方孝孺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
方孝孺是建文帝手下的主要谋士。他被带入宫中后，当众为建文帝痛哭失声，响彻殿宇。
朱棣强忍不悦，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
方孝孺质疑道：“成王安在？”
朱棣勉强回应说：“伊自焚死。”
方孝孺又逼问：“何不立成王之子？”
不耐烦的朱棣只得说：“国赖长君。”
方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弟？”
面对耿直硬杠的方孝孺，朱棣理屈词穷，只得起身离开坐榻，走向前跟方孝孺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然后，朱棣又让人强行塞给方孝孺纸笔，要他以天下士林领袖的身份起草即位诏书。朱棣还特地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没想到方孝孺依旧刚直不屈：“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出离愤怒了，这位通过起兵叛变夺位的枭雄信奉以残酷暴力治天下，从来不畏惧杀戮，此时此刻，父亲朱元璋遗传给他的阴鸷狠毒爆发出来。他威胁方孝孺，若不听话，将诛九族。不料，方孝孺听后竟怒斥道：“便诛十族奈何！”
怒不可遏的朱棣下令“割裂其口至双耳”，接着又诛灭方孝孺十族亲友共873人，株连之广史上罕有。
以方孝孺为开端，为建文帝之事进言的大臣前仆后继。建文帝在位只有4年，却如此深得人心，一干重臣甚至不惜冒着株连十族的危险，心甘情愿地为建文帝说话。这种精神力量让朱棣的内心产生了极大不安，于是，他在南京大开杀戒。
为了剿灭建文帝的忠臣和死党，朱棣先后酷杀、流放朝臣及朝臣亲友数千人。
兵部尚书铁铉忠于建文帝，不愿屈服。朱棣命人将他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放在火上烤，然后强塞到他嘴里，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都骂不绝口。
朱棣又杀死忠于建文帝的礼部尚书陈迪。他先是将陈迪的儿子抓来杀掉，并将其鼻子和舌头割下，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怒骂不绝，最终被凌迟处死，宗族中被流放者有180余人。
刑部尚书暴昭同样宁死不愿屈从，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明史中保留了许多朱棣下令虐杀建文帝朝臣时的语录。在下令处置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及其家族共500多人时，朱棣说：“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在下令诛杀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学士黄子澄时，朱棣甚至叫人轮奸他们的全部女眷家属，即使是10岁的女孩也不放过，然后将她们全部充为官妓。
在针对建文帝一朝大臣的残酷清算中，朱棣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对外，他又自诩斯文地对群臣说：“不得已而用刑，权一时之宜……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缵承大统……施仁政，以忠厚为治。”
经过一番针对反抗者的残酷虐杀，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试图从身体和灵魂上都残酷凌辱反抗者的朱棣，终于走上了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的道路，建立起了一个血腥的帝国。他们父子两代的杀戮，影响直到后世。
1644年崇祯皇帝上吊、明朝亡国时，北京城中的殉国者甚至还没有为建文帝殉难的人多。对此，明末清初史学家李清在《南渡录》中写道，当李自成和清军先后进入北京时，朝臣全无道义和骨气，“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在残酷的屠杀中，朱棣内心偶尔也会掠过一丝不安。
由于父亲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朱棣也跟着信仰佛教，他喜欢到佛寺参拜，祈求佛祖的庇佑。行大恶者表面上的虔诚虽然不能为其带来些许慈悲心肠，但会给人一种宽和的假象。作为帝王，朱棣需要的正是这种伪装。
有一次，朱棣到南京紫金山的灵谷寺祭拜，发现一只虫子爬到了他的衣服上。他先是用手将虫子拂落在地，然后命令左右将小虫子放到树上，还说：“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朱棣对同样通过政变夺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敬仰，并处处以唐太宗自我标榜。尽管对待政治对手残酷血腥，对反抗者动辄灭族凌迟，但为了树立“仁政”的口碑，朱棣对于死刑判决要求“五复奏”，即反复审查五遍才能判处某人死刑，以此来为自己贴上审慎的名声。
相比于后世那些萎靡不振的皇子皇孙，朱棣拥有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意志。史书记载，永乐初年，朱棣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然后“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在处理完上午的早朝后，朱棣下午还要开晚朝。外朝的事务处理完毕，他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
朱棣天生精力旺盛，而通过政变夺位后，得位不正的舆论压力和自我焦虑也促使他加倍努力和付出，去树立一个伟大君主的形象。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反抗者从个人到家族、从身体到心灵的残杀和凌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通过建功立业来缓解外界的质疑和舆论的压力，在震慑朝野的同时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为此，他命令郑和六下西洋，还五次亲征蒙古，下令征讨安南（今越南），筹划迁都北京……尽管内中原因很多，但洗刷名声、震慑内外都是其中一个。
朱棣还是藩王时，驻扎在当时的北平（即后来的北京），经常与元朝的残余势力北元对抗，在长期对战中培养起来的骁勇精神，使得朱棣表现出与其他守成君主完全不同的气象。
登基之后，永乐四年（1406），朱棣命大军南征收服安南，改安南为交趾，下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并在各州县分别设立卫所以加强控制。
同样是永乐四年（1406），朱棣还下令营建北京宫殿。此后他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宫殿落成，他下令正式迁都北京，从此奠定了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稳固地位。
永乐八年（1410），朱棣第一次御驾北伐，亲征蒙古鞑靼部，并在斡难河畔大破第二十二代蒙古大汗本雅失里军，使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此后从永乐十二年（1414）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10年间，朱棣又四次御驾亲征蒙古。
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功业，朱棣确信，自己的威权已经足以消灭天下人对他篡位夺权的质疑声了。这种通过建功立业来树立威权的套路，朱棣是在他的前辈们——通过玄武门之变夺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通过“斧声烛影”事件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身上学到的。他将这两位前代皇帝视为偶像，也因此，在他身后，他的子孙将他的庙号尊为“太宗”，一直到嘉靖皇帝时，他的庙号才被改为“成祖”。
但焦虑始终困扰着朱棣。
此前，在靖难之役起兵时，朱棣裹挟自己的弟弟宁王朱权共同叛变，并许诺事成后“当中分天下”。但1402年攻入南京后，朱棣很快就翻脸不认人。不仅如此，在宁王朱权请求将苏州和钱塘作为自己封地的时候，他也一概拒绝，改而将宁王分封在了南昌。
此举不仅针对宁王。在以反对建文帝削藩的名义起兵叛变成功后，朱棣自己也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削藩行动。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数量先后被削减，就连与朱棣一母同胞的弟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裁除。
没了藩王在侧的隐忧，朱棣终于稍稍缓解了夺权后的焦虑，但这还不够。
建文帝朱允炆在1398年朱元璋死后即位，由于觉得朱元璋在世时设立的《大明律》过于酷烈，他开始放宽刑罚。朱棣夺位后，又开始严格执行《大明律》，甚至在他的掌控下，刑罚之酷烈比朱元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元璋晚年时曾对自己设立锦衣卫一事表达过忏悔，并下令烧毁了锦衣卫的刑具，宣布锦衣卫不得再私设诏狱，所有案件都由司法机关审查。朱棣上位后又恢复了旧制，他允许锦衣卫绕开司法机构私设诏狱，而且刑罚的花样持续创新。为了钳制百官，朱棣还任用宦官成立东厂，通过厂卫联合，开创了明代恐怖森严的特务网络。
为了倡导文治，朱棣下令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孝顺事实》《古今列女传》等书，《永乐大典》的编撰更是让他所谓的武功文治达到巅峰。但不久，他又将《永乐大典》的总编撰、名臣解缙下狱拷打，使得解缙从宠臣遽然变成阶下囚。5年后，他又指使锦衣卫将解缙处死。
只有在严刑酷罚中，作为君王的朱棣才能找到一丝丝的安全感。然而，上天似乎在给予他某种警示。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庚子日，刚刚成为大明都城三个月的北京雷雨交加，随后，耗时10多年营建而成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个大殿因被闪电击中起火，最终统统化为了灰烬。
紫禁城是动用百万民工、耗时10多年才建成的，三个大殿更是耗尽朱棣心血，没想到却一朝尽化为灰。在信奉天人感应的古人看来，这或许是上天对朱棣动辄滥杀无辜的警示。朱棣内心也很受震动，在颁布的《罪己诏》中称：“上天垂戒，朕甚惊惧，不遑自安。”
可惜这种“不安”只持续了几天而已。由于重审此前的一起宫人诬告案时发现宫女竟然私通宦官，朱棣在颁布《罪己诏》不久后再次大开杀戒，在皇宫中诛杀2800余人。在行刑时，朱棣甚至亲临刑场，要亲眼看看宫人们将如何被凌迟处死。对此，有的宫人在临刑时当面大骂朱棣说：“你自家阳衰，所以人家才和宦官私通，这有什么罪？”
朱棣老了。尽管雄才大略、建功无数，但这位疑虑焦躁、凶狠残暴的帝王终于还是像被宫女所骂的那样，走到了身心“阳衰”的境地。
到了晚年，朱棣很喜欢吃方士进献的“灵丹仙药”。有一次，朱棣人不舒服，太医诊断后说，近来皇帝你的痰火虚逆，估计是吃道士的丹药所致。朱棣勃然大怒说：“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像每一位试图建立不世伟业的君主一样，朱棣渴望战胜一切，包括战胜死亡。而这，偏偏是每一位君主的“阿喀琉斯之踵”。
晚年身染重病后，朱棣吃了很多“仙药”，却一直没有效果。或许是内心孤单寂寞，吃饭时他也要求宫人在一旁陪伴，这在明朝是很特殊的案例。临死前几个月，已经65岁的朱棣还要求朝鲜进献美女“服侍”他。
在其他方面，朱棣也仍然爱折腾。他第五次亲征漠北，却不见蒙古人踪影。在无功而返的途中，他对身边的近臣杨荣、金幼孜感慨地说：“昨夜三更我做了个梦，有个画中神人模样的人告诉我：‘上帝好生。’难道是上天有意保护他们（蒙古人）吗？”途中，朱棣还看到往年用兵时死在塞外的兵士的累累白骨，不禁心生恻然，于是命人收拾路上的遗骸，并亲自写了祭文以悼念历年在北伐中阵亡的军士们。
临死前一年，即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棣不服输地再次御驾亲征蒙古鞑靼部。当走到宣府镇（今河北宣化）时，奉朱棣命令秘密暗访建文帝行踪的胡濙突然在半夜到访。当时，多次外出暗访的胡濙在外时间已达16年之久。
似乎是胡濙带来的某种信息极大缓解了困扰朱棣多年的焦虑症，那很可能是建文帝的下落。悬在朱棣心中最重的一块大石头悄然落地，而他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再次踏上了北伐蒙古的征途。当年七月庚寅日，没有捕捉到蒙古人踪迹的明军无功而返。大军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不可一世、戎马倥偬的永乐大帝朱棣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朱棣去世后，随行的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密商，用军中的锡器熔铸成一具棺椁装殓朱棣，然后杀掉锡匠，对外则让人照常上膳，营造出朱棣仍然在世的假象，并派人密报太子朱高炽。随后，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而朱棣则葬到北京天寿山长陵。
依照朱棣的遗愿，30多位宫人被要求殉葬。他生前最宠爱的妃嫔韩氏在被迫上吊自尽前一直呼喊自己的乳母，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话还没说完，宦官们便将她脚下的小木凳给撤掉了，留下韩氏在绳索上挣扎了一会儿，最后气绝身亡。
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得知的永乐朝是“强大昌盛”的，可实际上，由于连年用兵，再加上六下西洋，明朝的国库早已空虚，财政危机严重。朱棣在位时，全国便已经出现了多达40起的民乱；到了朱棣统治晚期的永乐末年，大明国内甚至连向来号称富庶的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出现了成批的强盗和流民；及至朱棣驾崩，明朝已经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了。
如果不是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和孙子朱瞻基恢复治理、力挽狂澜，或许，朱棣也是一个亡国的隋炀帝了。
在建功立业与焦虑狂躁之间，在圣君与暴君之间，朱棣时而展现A面，时而展现B面。历史不断反复，他有幸成了创业者，而不是毁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