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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穷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终于咸鱼翻身，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逆袭成为元末南方群雄的龙头老大，占据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
北伐，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朱元璋此次北伐开创了由南向北统一中国的先例。在明朝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立足东南的政权能够建立大一统王朝。
就在朱元璋北伐之前，崛起于江淮一带，给河南、山东等地元军造成重创的红巾军，也因缺乏统一的指挥而被元军各个击破，逐渐走向覆灭。
那么，朱元璋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有钱，说话就有底气，做事就硬气。
朱元璋的自信，或许与其根据地优越的经济条件不无关系。早在起义之初，他就采纳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在南方不断积蓄实力。
长江下游的开发晚于北方，但随着历次北人南迁，经济重心南移，该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最富裕的经济区。
在元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宋蒙间进行了40余年的战争，繁华的江南并没有受到战火的严重摧残。战后，在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的支持下，临安、绍兴、温州等经济发达的州府日渐繁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有元一代，东南沿海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海港众多，在半个多世纪中，始终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元朝虽建都北方，经济上却仰仗东南。为此，元朝廷重新开凿疏通大运河，运输东南财赋供养京师，又“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相比于汉唐时“飞刍挽粟”（指迅速运送粮草）、逆流而上的转输关中路线，元代的南粮北运方便了不少。
南粮北调是元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每年通过海道和大运河长途贩运的粮食就有数百万石之多，元大都（今北京）的各级官吏、军队、百姓都靠南方漕粮为生。因此，一旦起义军占据长江中下游，也就掌握了元朝的经济命脉，切断了元朝军队的粮饷供应。
至正十九年（1359），因淮河流域被起义军占领，大都失去粮食来源，一度陷入饥荒。元朝廷只好通过与张士诚、方国珍等控制江南的地方政权签订协议，来换取江南粮食。
私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从这些交易中捞到不少好处。他们在与元朝廷的交涉中反复无常，双方关系十分微妙。由此可见，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没有推翻元朝的雄心，仅仅贪图一时的利益。
与之相反，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下，朱元璋的团队最早意识到立足江南、统一天下的可能性。
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集庆路（南京在元朝时的名称）后，选择尽量避免激化与元朝廷的敌对关系，转而集中力量扫平南方群雄。
这一时期，朱元璋一边派遣使者与北方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等元朝将领和谈，另一边又先后打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占据湖广、江西、浙西、淮东、浙东等大片土地，并蚕食元朝在江南的残余势力。
曾经敲钟念经、托钵行乞的穷孩子朱元璋，在西灭陈友谅、东吞张士诚后终于坐拥长江中下游这片沃土，以应天为中心，建立了大明政权。至此，元朝在南方的一条重要粮食供给线也被彻底切断。
当徐达的军队向江南腹地挺进时，朱元璋对其下达指令：“大军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齐鲁。”
当徐达等人攻下淮东时，朱元璋豪言：“大事可成，天下不难定。”
此时，朱元璋对夺取中原已有胜算。
早在征伐陈友谅、张士诚时，朱元璋就密切关注北方局势。他派出间谍，从方国珍占据的浙东乘船前往元大都侦察情况。
当时，北方的元军因派系分裂已经乱成一锅粥，盘踞山西的王保保、占据关中的李思齐等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相互攻伐，元朝实际控制的区域仅剩下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还有地处边陲的辽东、云南和蒙古高原，早已不复当初铁蹄踏破欧亚大陆的豪迈气概。
在元朝崩溃之际，王保保成为独当一面的“救火队长”，一生多次与明军交战。有一次，朱元璋与明朝开国功臣讨论谁为天下“好男子”，手下众将一致认为作战勇猛、所向克捷的常遇春担得起这个称号。朱元璋对此不尽认同，说：“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
早在朱元璋争夺江南霸权期间，王保保就曾驻兵于河南一带。如若那时王保保挥师南下，完全可以让朱元璋腹背受敌，阻止其扫平南方群雄的进程，可元朝廷却对朱元璋采用拉拢甚至招降的对策，派出户部尚书张昶同朱元璋和谈，错过了消灭他的最佳时机。
南北对峙时，元将孛罗帖木儿在后方掀起内乱，进犯大都，王保保不得不回师救援。朱元璋趁着元军派系分裂之机，派出使者离间王保保和其他地方将领的关系，向其提出“续我旧好，各保疆宇”的建议，劝他们不要和自己远争江淮之利，还是守好幽燕重地为好。
当朱元璋逐步统一江南时，王保保再次陷入元朝的内乱中，与李思齐等元朝将领在中原、华北混战，甚至当明军北上时，也无暇救援大都。
可以说，北方元军的混乱局面正好给了朱元璋分化瓦解他们的机会。
至正二十七年（1367），在明朝立国前夕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将领商议北伐战略。众将都认为元朝必亡，主张直捣大都，与元朝廷一决雌雄。
朱元璋不以为然，他强势推出一套自己的北伐计划：“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朱元璋认为，元朝建都百年，都城固若金汤，如果自应天直趋大都，孤军深入，恐怕会困于城下，被元朝各路援军围攻，以致进退失据，功亏一篑。因此，不如趁元朝内部分裂，先攻山东，接着再向西攻取河南，除去大都南面的最后两道屏障。然后，明军可西抵潼关，遏制关中元军东出。如此，成功剪除元军羽翼，阻止其各路支援，再进军大都。攻下大都后，再转战山西、关陇、巴蜀等地，席卷天下。
诸将听完朱元璋的方案，一时豁然开朗，一统天下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当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5万大军北伐中原。与此同时，朱元璋又分兵三路南征，直取福建，并乘胜克复两广，从而平定南方广大地域，加速统一的进程。
以往蒙古军南下多选在秋高马肥之时，只因秋冬时节黄淮平原便于战马驱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队可凭借骑兵野战的优势轻易饮马长江，所以宋代有“防秋”一说。而朱元璋选择在这个季节北伐，就像是拿破仑挑战冬天的莫斯科，仿佛有一种逆天改命的雄心壮志。
按照朱元璋的战略，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首战山东。
在攻下毗邻淮北的沂州（今山东临沂）后，徐达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沿着当年刘裕北伐的路线越沂山北进，攻占兵家必争之地益都（今山东青州）。
益都是中原与胶东之间的要道，也是攻取山东的关键所在，元朝廷在此地设有山东东西两道宣慰使，掌管山东各路军政。攻取益都后，明军又乘胜拿下山东中北部的寿光、临淄、昌乐等地，之后挥师鲁西。他们喊着“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沿途各县“望风款附”，章丘、济南等城守将不战而降，到当年十二月，山东各地全部为明军所有。这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了第一枚，之后就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
失去山东后，元大都的东南方向再无天然屏障可以阻挡明军北进。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按照之前拟定的战略，继续铲除大都南边的另一支势力。他以邓愈为征戍将军，从今湖北地区北上，与山东的徐达大军对河南形成夹击之势。
当明军横扫山东、河南时，元朝皇帝多次下诏，命“关中四将”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带兵勤王，但这些地方将领都各怀鬼胎，不听号令。
关中地区被山带河，易守难攻，被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汉、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司马迁更是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然而自唐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转移，关中地区逐渐衰落，“得关中者得天下”的理论早已不合时宜。
在邓愈率军占领河南后，明军完全可以趁势进军关中，这也是东晋时桓温、刘裕的北伐战略。可是，朱元璋果断停止了西进的脚步。
朱元璋不迷信教条，他仔细分析后放弃攻打关中，转而集中兵力北伐，同时出兵占领了潼关，将关中元军东出的大门牢牢堵住，牵制西北，以绝后患。
潼关犹如关中的正门，地势险要，是关中与中原沟通的要道，元军出潼关即可进入三川河谷（今河南西北部），威胁明军后方。现在失去了潼关，关中元军对中原自然鞭长莫及，只能龟缩在陕西，直到元朝灭亡。
另一面，元朝位于黄河以北的战略要地山西由王保保镇守。山西倚靠太行山，地势高峻，仰攻不易，是连接关中与河北的枢纽，占据这里可俯瞰三面，威制中原。
王保保在山西手握重兵，却遭到元朝廷的猜忌。元朝廷三番五次试图削弱王保保的兵权，还与李思齐等将领勾结，准备消灭其军队。王保保发现朝廷的意图后果断奋起反击，占领了太原，将当地的元朝官员全部处死，随后固守自保，和李思齐等关中元军展开内战。
明军接连攻占了山东、河南，山西、关中的元军将领却还在各自为战。大都两翼都被折断，华北平原又一马平川，元朝廷一无兵可用，二无险可守，自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军自鲁西北的门户临清出兵，沿大运河水陆并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大都，一路上元军全都一战即溃、望风而逃。当明军兵临城下时，自知大势已去的元顺帝带着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趁夜打开健德门北逃，溜到了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退居漠北的元政权，史称“北元”。
至此，元朝皇帝结束了其在中原地区97年的统治。明军进入大都，朱元璋将这座城改名为北平。
从开始北伐到攻占大都，明军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更是全部收回已经被非汉族势力统治了400多年的燕云十六州。
按照朱元璋的北伐战略，攻取大都后便是对付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于是，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进军山西，征讨王保保。
元顺帝北走时，曾命饱受朝廷内外质疑的王保保收复北平。王保保相当敬业，对没能挽救朝廷追悔莫及，果断放下了之前被朝廷排挤的仇怨，在明军出兵的同时，率领大军出雁门关，向北平进发。
见王保保大军逼近北平，徐达用了一招围魏救赵，直接围攻王保保的大本营太原，逼得王保保带兵回撤。常遇春得知消息后，趁机招降了王保保的部将豁鼻马作为内应，策划发动夜袭。
王保保刚赶在太原城破前抵达城下，大营就遭到夜袭。全军迅速溃败，只剩下王保保带着十八骑仓皇出逃，继续往西跑到了甘肃。
洪武二年（1369），明军平定山西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常遇春率领，加强北平防御，趁势攻打北元；另一路由徐达率领，攻取潼关以西。
凭借之前占据的潼关，关中四将早成瓮中之鳖，陕西、陇右不久就被明军收入囊中。关中四将外强中干，被轻易攻克不足为奇，倒是逃到西北重镇兰州的王保保仍不愿轻言放弃。
王保保再次奋起抵抗，但是这次败得更惨。战败后，王保保和妻子抱着一块大木头艰难渡过黄河，一路跋山涉水，狼狈逃到北元朝廷所在的和林，从此再未能踏足中原。
到洪武三年（1370），明军出师北伐近两年，北方各省基本平定。
陕、甘、宁一线的兵力被消灭后，元朝在辽东还有纳哈出的军队20余万人，在云南有梁王的军队10万人，青海西宁、嘉峪关外赤斤、哈密、吐鲁番等地也都有诸王部分兵力部署，而川蜀之地也有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明朝的边境威胁依然存在。
但随着天下大势已定，全国境内上述各地方势力实际上已被切割成小块，构不成实际威胁，朱元璋一统天下的目标近在眼前。
洪武四年（1371），明朝大军在汤和与傅友德的率领下，分水陆两路从瞿塘、秦、陇等地入川。夏主明升（明玉珍之子）难以抵挡，率众出降，四川被迅速平定。
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进兵云南。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率步骑30万出征。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10万元军溃散，几年之后，云南被明军平定。
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副将，出征辽东。镇守辽东的元朝丞相纳哈出是朱元璋的老熟人。30年前，朱元璋攻克太平（今安徽马鞍山和芜湖一带）时就曾俘获纳哈出，只是考虑到他是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的后人，朱元璋也不想在统一江南前和元朝彻底闹掰，便将他放了回去。但是这一次，纳哈出可是在劫难逃了。20万明军东出，纳哈出率领的元军困守辽东，孤立无援，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向明军投降，辽河流域也被全部平定。
至此，明朝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
如今，再回过头看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的北伐战略，一切就好像在按事先写好的剧本发展，明军从点到面，鲸吞蚕食，势不可当。
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天命所归”，不过是深思熟虑后的水到渠成。
大明永乐十五年（1417），福建晋江灵源寺，在此落发多年的创寺高僧沐讲禅师圆寂了。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沐讲禅师的传说，其中最传奇的当数沐讲禅师在山间打虎的故事。
传说有一年，年近花甲的沐讲禅师像往常一样在山中晨练。他忽觉山间狂风四起，林木摇曳，落叶纷飞，猛一转身，见一只大老虎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正蓄势欲猛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在猛虎径直扑过来的瞬间，沐讲禅师顺势往右侧一闪，举起随身携带的禅杖朝猛虎脑袋上一击，刹那间，猛虎脑浆迸裂，瘫软在地。沐讲禅师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只慈悲地诵了一声佛号。
不过，杀虎对于神秘的沐讲禅师而言根本就是小儿科，在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屠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也确实尝试了，那个差点儿被杀的“真龙”，便是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沐讲禅师，在元末天下风起云涌之际曾有一个威震江湖的凡家俗名：张定边。
那是一个人人吃不饱饭、饿殍遍野的时代。
张定边的老对手朱元璋在揭竿而起之前做过农民，当过和尚。家乡闹饥荒，他的父母兄弟因此而死。就算他落发为僧，四处化缘，也还是填不饱肚子。
张定边也好不到哪去。居于沔阳（今湖北仙桃）的他是个穷苦的打鱼孩子，要说丰年做个打鱼的倒还好，可偏偏他在年少时一连遇上几个饥荒之年，日子过得还不如朱元璋。
迫于无奈，张定边只能学汉末刘皇叔，到集市上卖草鞋以维持生计。不过，他这个卖草鞋的，可比《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威武多了——明朝史书形容张定边可是用了“枭猛”一词。在摊位遭到无良公差打砸抢烧的时候，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子敢面对面跟官差硬杠。
张定边就这样在集市里讨生活，直到遇上他的“伯乐”，那个年纪与他相仿、同为沔阳渔家出身的陈友谅。
与张定边卖草鞋同时，陈友谅谋得了一份到街上巡逻的衙役工作，但算命先生曾说他命里自带富贵，他又怎甘于一辈子只做个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小公差呢？在命运的安排下，卖草鞋的张定边与当“城管”的陈友谅认识了，两个同样不甘于当前生活的年轻人很快熟络起来。
随着元末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越来越多吃不饱饭的人选择造反，在这种潮流的裹挟下，不管是陈友谅还是张定边，最终都会走向同样的结局。不过，现在的历史舞台还轮不到他俩登场。在两人还没听到命运对他们的召唤之时，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安徽农民刘福通和韩山童率先觉醒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刘、韩二人在黄河河道上埋下了一个独眼石人。当时，黄河决堤，朝廷正征用民夫修补黄河缺口。而后，随着石人被挖掘出来，一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不胫而走。老刘和老韩见时机成熟，立即召集人马，起兵造反。因起义军人人头绑红色头巾，这支队伍又被称为红巾军。
经过数次战役，红巾军势力迅速扩张，天下各路英雄豪杰纷纷响应。在南方长江流域，徐寿辉、彭莹玉等也打出红巾军的旗号起兵反元。为了与刘福通的那支队伍相区别，徐寿辉这伙人在历史上被称作南方红巾军。
至正十五年（1355），徐寿辉派遣部下大将倪文俊攻陷沔阳。从此，脱离了元朝政府统治的沔阳正式成了南方红巾军的地盘。作为沔阳城内两个有抱负的青年，陈友谅和张定边顺势加入了红巾军。
投靠红巾军的陈友谅感觉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他早些年读过点书，在人头涌动的红巾军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和那些只知埋头打仗的大老粗相比，他的头脑可谓相当活络，因此没多久，他就得到倪文俊的赏识。倪文俊将陈友谅召到身边，授了他个簿书掾的职位，让他专门给自己当秘书。
南方红巾军相继攻陷鄂、浙、湘、苏、皖、赣等省，势力一度膨胀。为了显示自己一方的强大力量，倪文俊迎徐寿辉在汉阳（今湖北武汉）登基，建立天完政权，倪文俊自任丞相。
作为倪文俊的头号小秘，陈友谅在倪文俊发迹后自然也迎来了一个事业高峰——他被安排坐镇黄州（今湖北黄冈），拥有了第一块自己的小地盘。
至于陈友谅的好兄弟张定边，由于还未冒头，史书对这个时期的他大都记载得语焉不详。合理推测，没读过什么书的张定边应该是位居陈友谅之下，为其效犬马之劳。只有如此，在陈友谅权势膨胀的后期，才有张定边露脸的机会。
天完政权建立后，倪文俊俨然成了政权里的“曹丞相”，连所谓的皇帝徐寿辉都得让他三分。他外号“倪蛮子”，打起仗来十分勇猛，天完政权的势力在他的主持下不断扩大。
为了抑制红巾军的发展势头，元朝廷做了两手准备：一面命令军队猛攻红巾军，一面对红巾军将领尽力招安收买。
尽管倪文俊在揍元军时颇为卖力，但对元朝廷开出的招安条件也十分心动，因此，他时常为了个人私心将元军战俘作为筹码拿去与元朝廷谈判，希望对方许给自己高官厚禄。元朝廷识破了倪文俊两面派的做法，断然拒绝他的“敲诈”。见元朝廷与自己谈不拢，倪文俊顺势将俘获的忽必烈子孙统统杀害，算是与元朝廷方面撕破了脸。
随着倪文俊在天完政权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野心与欲望也在持续影响着他的每一次决定。终于，他不再甘于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臣下，他要窝里反，他要当老大！
通常情况下，一个反复无常、卖主求荣的家伙下场都是不好的，倪文俊也不例外。在密谋造反之际，倪文俊的异心被傀儡皇帝徐寿辉知晓，举事失败了。
而早些时候被倪文俊安排坐镇黄州的陈友谅，此时的日子却是过得越发好了。经历数次作战，陈友谅已经从当初的一个小秘书功升元帅，在红巾军中拥有了一定的话事权。
比起原来的老大倪文俊，此刻的陈友谅对手下兄弟们还算友好和贴心。
根据今天湖北仙桃当地的传说，著名的地方特色菜“沔阳三蒸”即源自这一时期的陈友谅。据称，当年陈友谅曾回家乡沔阳征集兵马。他令随军伙夫以“征”为主题，为应征前来的沔阳子弟准备食物，慰劳他们。“征”与“蒸”同音，陈友谅的妻子在得知丈夫的用意后，协助伙夫将肉、鱼、藕等当地农家食材分别拌上大米粉，配上作料，装碗上甑，猛火蒸熟。士兵们在吃完这几道大菜后不负所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为陈友谅立下了汗马功劳。靠着这些军功，陈友谅最终得以称王称霸。
凭着这个“兄友弟恭”的人设，在倪文俊兵败出走黄州时，陈友谅最初还是好好安抚了倪文俊一番的。但是，陈友谅毕竟是个抱着“自己是天命之子”思想的野心家，如此天赐良机，他又怎能放过呢？如能借机吞并倪文俊的兵马，自己可就离大富大贵的人生巅峰更近一步了！
从倪文俊踏入黄州城的那一刻起，他的人头就被锁定了。
果不其然，陈友谅很快扯下伪善的面纱，磨刀霍霍向老大，站在“大义”的角度结果了这个带他入行的造反老前辈的性命，并趁机吞并了倪文俊的部队，取代了倪文俊的地位，自称平章政事，成了天完皇帝徐寿辉部下的新“头马”。
尽管在史书记载中，这些事里并无张定边的身影，但这个与陈友谅同时加入红巾军的年轻人想必是参与其中的。正是有了目睹甚至参与红巾军内部斗争的经验加持，才有了后来张定边的一战成名。
徐寿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即便经历了兄弟倪文俊的背叛，他对兵权仍旧采取放任姿态。于是，取代了倪文俊的陈友谅很快又成了天完政权的新任“曹丞相”。
陈友谅不是倪文俊，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很明确：我要当皇帝，那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所以，在逐步收拢南方红巾军兵马的同时，无法抑制的野心令陈友谅再次举起那把沾满鲜血的屠刀，狠狠地朝天完政权的一号人物徐寿辉砍去。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而代之，改国号为“汉”，取年号“大义”。至此，陈友谅变成了当时长江以南实力最强的红巾军首领，达成了人生初级阶段的大富大贵。而在他身边跟随多年、被他极度信任的张定边，自然就成了新政权中掌管兵马的太尉。
只是，元朝不断衰落，天下格局也被打乱。从总体上看，当时天下最大的两股敌对势力是大元帝国和红巾军，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头绑红巾、焚香聚众、自称“香军”的造反者都属一脉。乱世发展到这种程度，总要有一个关键人物站出来振臂一呼，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陈友谅认为，受到时代召唤的天命之子必然是他。殊不知，在他举起屠刀相继杀了老领导倪文俊和徐寿辉后，曾经在他身上出现的令兄弟们信服的“大义”已荡然无存。陈友谅的队伍里人心涣散。
此时，几乎与陈友谅同时踏上造反之路的朱元璋，在另一部红巾军中也混得风生水起。大概是因为两人成长步调一致，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从来不乏争斗。与陈友谅不同，凭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朱元璋掌握了所谓的“大义”。征伐天下说白了就是抢地盘，随着朱元璋大军攻陷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将集庆路改名应天并作为自己的新根据地，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争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阶段。
应天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口，在它的西边是以长江中游为大本营的陈友谅，而稍南则是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龙兴之地”的张士诚，附近还有方国珍、陈友定等人的部队。朱元璋可谓强敌环伺。
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正式发动战争攻打朱元璋。也是在这之后，张定边开始频繁活跃于历史舞台。
可惜，陈友谅的首战着实打得不咋地。先前陈友谅当着众人的面宰了原天完皇帝徐寿辉，篡位自立，这可埋下了祸根。原先忠于徐寿辉的部分将领对此心存芥蒂，打仗自然不卖力。开打没多久，这些人就声称陈友谅悖逆不道，直接跑到朱元璋军中投降，于阵前倒戈了。
好在，陈友谅的运气虽差，为人也“雄猜”（多疑），但身边还有张定边这样的好兄弟。即便陈友谅再不是个东西，他早年对沔阳家乡子弟兵的那份情，相信张定边还是看在了眼中。况且，从两人一路的发展轨迹来看，张定边或许从很早开始就与陈友谅同在一条船上，两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今，兄弟受挫，张定边岂有不竭力辅助之理？
当陈友谅相信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会和自己里应外合、共谋大业时，张定边对此持有异议。他曾极力劝阻，可惜，太想入主应天、问鼎中原的陈友谅听不进逆耳忠言，仍按康茂才信中所讲的计划率军直抵江东桥。他绝对没想到，迎接他的会是一场惨败。
首战的胜败虽定，却无碍张定边尽忠守义。陈友谅首败后，张定边就盯上了朱元璋的势力，并非为了投敌，而是伺机反攻，证明陈友谅一部仍有机会争夺天下。
不久，中原红巾军的内部产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无论是陈友谅还是张定边，都认为这是绝佳的反攻机会。
张定边抓住了这个机会，率领陈友谅手下精锐部队对朱元璋占领的安庆发起攻击，迫使朱元璋留在安庆的守城部队弃城逃跑，为陈、朱相争中陈友谅一方扳回一城。
靠着张定边小胜了一次之后，陈友谅却再度陷入节节失利的困境之中。
朱元璋处理完内部矛盾，转身就开始收拾陈友谅了。陈友谅这个空顶着皇帝名号的起义军首领，不得不再次面临手中地盘急剧减少的情况，不但安庆得而复失，就连当初天完政权的老一辈将领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也在一寸寸地失去。
眼前的境况不免让陈友谅恼羞成怒，他放弃了据城死守、励精图治的想法，转而锐意出击。
陈友谅发兵60万，亲率数百艘楼船，兵指洪都（今江西南昌）——他要与朱元璋决一死战！
这场大战绝对是历史性的，因为在这场大战后，天下的新格局就定了。
对于人生中的最后一场仗，在攻打洪都时，陈友谅是抱着必胜之心的，满腔热血几近沸腾。但对于张定边而言就全然不同了。陈友谅一路走来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张定边都看在眼里，这一仗，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然而，已经上了战场，怎么能够退缩？要么奋力杀出一条血路，取得最后胜利；要么于金戈铁马的搏杀中，马革裹尸而还！张定边早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只是，跟随陈友谅和他出战的将士们，又何须在战争绞肉机中为了虚无的帝王梦献出宝贵的生命？
此战是张定边的沙场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史载，陈友谅在这几百艘楼船中“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那场面可谓威风十足，不过，陈友谅的底牌也因此尽数展现出来了。
此时守洪都的是20多岁的农家小伙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眼见南昌城外面的长江上来了遮天蔽日的楼船，朱文正知道打不过，只能另寻他法。投降吗？不可能。不过，诈降拖延一下时间还是可以的。也不知道陈友谅是抱着怎样的自信，居然轻易就相信了朱文正，这给了朱文正充足的求援时间。
在与陈友谅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的同时，朱文正迅速派人将此间战况报告叔叔朱元璋。朱元璋当然明白宿敌陈友谅的来意，于是，与陈友谅一样，朱元璋也亲提20万大军火速而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朱元璋既到，陈友谅也没必要再纠缠朱文正了，双方列阵洪都城北的鄱阳湖，准备展开决战。
朱元璋的小舟要想对战陈友谅的楼船，无疑是蚂蚁啃大象，在形态上就不占优势。见状，朱元璋的好兄弟徐达主动请战，率轻舟小船诱敌深入，伺机图之。陈友谅显然对朱元璋十分轻视，没有丝毫犹疑地命令楼船大举压上。不料，战场上瞬时刮起了一阵逆风，趁着风势，朱元璋一方的士兵纷纷搭起火箭朝陈友谅的楼船射去。风助火势，大火迅速蔓延，楼船体型臃肿调转不灵的问题一下子显露出来。原本占据战场优势的陈友谅失去了最佳的进攻机会，双方进入胶着阶段。
如今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不能再拖下去了！张定边决定单刀直入，直接取朱元璋首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张定边的计划，主战的双方大概均不知晓。于是，在陈、朱均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张定边开始了他枭猛的行动。
趁着双方厮杀的空当，张定边瞄准了身处百万军中的朱元璋。
擒贼先擒王！当一个人的精神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身旁便再也没有其他琐事可搅扰。抱着这样一股冲劲，张定边奋力拼杀，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手下三员大将瞬时毙命。此刻，站在旗舰上指挥作战的朱元璋身旁已无他人可作阻挡，似乎再过一秒，历史就要走向另一个结局！
然而，相较于众叛亲离的陈友谅，朱元璋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仍命不该绝，而这无关玄幻的天命。
眼见主公即将受难，朱元璋的部将常遇春用一支利箭阻缓了张定边本可逆天改命的凶猛攻势。随后，朱元璋一方的众将士合力解围，张定边“中矢百余而退”。
时不我与，机会稍纵即逝。最终，多行不义的陈友谅在鄱阳湖之战中被一支暗箭贯穿了脑袋，他疯狂的皇帝梦就这样在仓促间结束了。
对张定边而言，无论战争胜败，忠义似乎原本就应该立于是非对错之外。为了胸中的这份忠义，他最终选择拼死保护陈友谅的次子陈理以及陈友谅残存的尸体，带着他们返回武昌，并扶持陈理称帝。
后来，在朱元璋乘胜追击至武昌，准备剿灭陈友谅残部时，张定边选择开城投降。但一臣不事二主，张定边无法放下心中的芥蒂随陈理一起投降朱元璋。尽管对方愿意以优于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待遇厚待他。
张定边之后去了哪里，正史没有着墨。作为一个战败者，可能在正史中，他不配拥有姓名。只知在那之后，世间流传着关于张定边去向的三种说法：被杀、改名换姓以及出家。
被杀一说来自民国年间编写的《新元史》。然而，这种说法与《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有偏差。想必作为胜利者，朱元璋完全没必要对此事有所隐瞒，所以被杀一说并不靠谱。
改名换姓一说也不一定合理。毕竟，张定边是让朱元璋印象深刻的敌方将领，朱元璋后来还曾告诫部下切勿轻敌，以防张定边式的人物再次出现。在朱元璋的忌惮和大明朝廷的强力统治下，张定边又如何做得到隐姓埋名呢？
这么算来，或许只有出家一说可能性较大了。所有参加红巾军的起义者，最初的梦想都是能够吃上一口饱饭。若新生的大明能给天下以太平，人们无须忍饥挨饿，又何须打破秩序，让天下重新陷入混战？遁入空门或许才是张定边最好的归宿。
传说，在福建灵源山，张定边放下了尘世间的烦扰，收敛杀戮之气，一心皈依佛门。他自号沐讲禅师，建灵源寺，率领僧侣造福百姓，广施万民。
最终，在山间潜心修行了数十年的张定边逐个送走了老对手朱元璋、徐达、常遇春，之后才圆寂。此时，已是大明永乐年间。
大明胜局既定，接下来便要考虑犒赏功臣。然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心狠，功臣难为，纵然是高明的智者，在身陷权术争斗的旋涡中时，也无法预料自己的结局。
至正十二年（1352），定远土豪郭子兴率众揭竿而起，攻占濠州，加入浩浩荡荡的红巾军起义浪潮中。郭子兴的部下汤和给他儿时的小伙伴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劝他“速从军，共成大业”。
此时的朱元璋简历上就只有放牛、乞讨、撞钟这些工作经历，实在乏善可陈，在一番犹豫后，他“被迫”加入起义军队伍。
这次豪赌为朱元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投身起义军后，他迎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手下更聚集了徐达等一帮精兵强将，事业蒸蒸日上。
居安思危，朱元璋不是会沉溺于眼前成就中的人，他看了一下自己的创业团队，发现都是大老粗，自知要想有长远发展必须优化管理层，于是准备招揽知识分子。朱元璋自己也说：“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
至正十四年（1354）春，朱元璋带兵攻打滁州，他的老乡、安徽定远人李善长前来拜见。
李善长粗通文墨，喜欢读法家学说，曾在乡里担任祭酒，即节日祭典上代表乡亲以酒祭天的人。身为生活在乡间的小知识分子，李善长一向有很重的乡土观念，日后更是成为明初淮西官僚集团的领袖。
当时有不少淮西文人在郭子兴帐下任职，唯独李善长看上了在郭子兴手下打工的朱元璋。朱元璋正愁团队里没有读书人，如今就来了一个，十分高兴。他和李善长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
朱元璋问李善长：“四方战事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早已胸有成竹，答道：“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也是白手起家，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乃民心所向，因此五年平定天下，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您的家乡凤阳与汉高祖的家乡沛县相去不远，这天子之气应在您身上。若是能效仿汉高祖，何愁天下不平。”
这一番话让朱元璋心潮澎湃，从此，他将李善长视为心腹，让他负责保障后勤，并替自己收罗人才。后来，朱元璋将无行军打仗之功的李善长喻为萧何，列为开国功臣之首。这评价很妥帖，李善长为明朝建立作出的贡献确实与汉代的萧何相似。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留镇后方的李善长以元朝制度为基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律法规，包括经营法、立茶法、立钱法等。前线将士征战四方时，李善长将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称帝后，李善长又制定六部官制和朝廷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开国之初，明朝的大小事务几乎都有李善长的一份功劳。
但是，能跟李善长竞争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的，其实还有两人。
创业之初，朱元璋听取李善长劝其效法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建议，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然而，并非所有人才都会和李善长一样主动前来投效。元末乱世时，还有许多文人志士选择隐居山中静观时变，其中就包括浙东大儒宋濂。
宋濂的文名天下皆知，时人评价其文章“浩浩乎莫窥其际，源源乎不知其所穷，洋洋乎不见其所不足也”，堪称元末的文坛领袖。元朝廷多次向宋濂抛出橄榄枝，想擢升他为翰林兼国史院编修官。以一介布衣一步登上朝堂，这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事，但宋濂都推辞不受。
宋濂固辞，更多是出于冷静的政治考量。
元朝廷想任命宋濂为编修官时，距离灭亡只有19年了。当是时，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黎民百姓生计维艰，群雄斩木揭竿，天下一片大乱。至正初年，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就有300余起，几乎每天一闹，元朝廷顾不上也管不了。
宋濂平生规规默默，奉行的是儒家的入世思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以太公望、诸葛亮自比，强调“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他一直在等待，等一个足以平定乱世的英主。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应天，之后亲率大军进攻浙东。
此前，朱元璋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又对李善长说：“我手下不缺淮阴侯韩信这样的人物，徐达便可担当大任，但是少了个留侯张良。”李善长向他举荐了一个人：“宋濂博物洽闻，兼通象纬，可堪大用。”于是在这个时候，朱元璋便征召了包括宋濂在内的许多浙东名士前来应天。
在仙华山隐居多年的宋濂此前曾婉拒过朱元璋部下宁越府知府的聘书，称自己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不过是借此消遣，并没有真才实学，只想在山中草屋内照顾年迈的父亲。这次朱元璋亲自礼聘，宋濂这才欣然前往。
出山前，宋濂特意征询当地隐士千岩大师的意见，千岩大师表示不赞成，可宋濂不听，反而拂袖而去。作为一名儒者，宋濂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遇无道之朝固然可以隐而不出，但若遇有道之君就应当入仕，不仕则无义。
宋濂到应天后被任命为儒学提举司提举，长期担任朱元璋的顾问和秘书。朱元璋还将长子朱标托付给他，让他教授其经学。宋濂教导朱标10余年，为培养皇位继承人竭尽心力，又在朱元璋戎马倥偬之际为他讲授帝王之学，堪称一代帝师。他是朱元璋亲自认证的“开国文臣之首”。
和宋濂同时被朱元璋征召的浙东名士还有刘基，也就是刘伯温。
当年，李善长举荐宋濂，说他通晓经纬，可为人一向低调的宋濂却说自己的本领不如青田刘伯温。
宋濂与刘基相识多年，他们都曾跟随郑复初学习理学，而在宋濂选择隐居仙华山义不仕元时，刘基却在朝中为官，助元朝廷剿灭起义军。
数年间，刘基见证各地起义军攻城略地，也见识了官军的暴虐无道。昔日繁华的杭州城惨遭兵燹，元军举火焚城，一时间只见“市人半荷戈，使客尽戎装”，到处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刘基“悲从怛中怀，泣涕纵横流”，最后弃官归乡，隐居青田。
有意思的是，现在宋濂不再隐居，还劝刘基出山辅佐朱元璋，刘基却不愿再出世，反劝宋濂入山为道，还讽刺朱元璋等起义军不过是盗贼。他写了一首诗，说：“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
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邀刘基出山，刘基不干，回赠一把宝剑，潜台词是“你们别逼我，我宁死也不从”。孙炎是个文化人，收到宝剑后还赠刘基一首《宝剑歌》，其中有“还君持之献明主，若岁大旱为霖雨”二句，意思是“这宝剑我不敢接受，希望你把它献给明主，也就是我家主公”。
经过再三考虑，刘基终于还是决定和宋濂等三位名士一起到应天见见朱元璋。朱元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态度也很诚恳，直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朱元璋还在自己住所的西边修筑礼贤馆供他们居住，对他们可谓礼遇有加。
刘基心动了。有别于谨言慎行的宋濂，刘基一向慷慨敢言，他针对朱元璋“四海纷纷，何时能定”的疑问大胆呈上时务十八策，直言进谏，备受朱元璋赞赏。此后，刘基一直担任朱元璋的军师，不仅奉献一身观星算卦的本事，更在战场上出谋划策，被朱元璋誉为“吾子房（张良）也”。
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为期36天的决战。此战中，刘基与朱元璋同乘一船，参与作战指挥。
刘基借鉴古代兵法，提出了运用火攻的战法，而他“移军湖口”的策略更是为朱元璋奠定胜局。两军大战正酣时，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命常遇春诸将横截湖面，断掉陈友谅军的退路，又分兵断其粮道。陈友谅进退失据，只好从湖口突围，想要退回武昌，结果水陆两路都遭到朱元璋军的堵截。最终，陈友谅在突围时中流矢身亡，他原先占据的广大地区很快归朱元璋所有。
此战中，刘基还救了朱元璋一命。当时朱元璋正在船上督战，一旁的刘基发现陈友谅的战船正对着他们，急忙请朱元璋转移到其他船只。朱元璋前脚刚走，还没坐下，回头一看，原来的船已经被击沉。
在平定陈友谅、张士诚乃至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刘基多次献计建功，后世称其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患难之交，还是故旧乡人；宋濂是太师兼帝师；刘基则是朱元璋的首席军师。明朝建国后，从新王朝的名称、皇宫都城建设到诸多典制、封赏册封，此三人统筹决议尤多。多年来，他们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新朝建设建言献策，一身才智正好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所用，如今功成名就，只待颐养天年。
左丞相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位列功臣之首。其他大臣质疑李善长的能力，朱元璋还为他辩解，称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
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结为亲家，其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此外，朱元璋还赐李善长丹书铁券，可免李善长两次死罪，免其子一次死罪。不过历史证明，免死铁券其实没什么用，因为上面有“谋逆不宥”四字。这大概只是皇帝演的一出君臣相得的好戏。
常年担任“侍从之臣”的宋濂同样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和尊重，平时朱元璋与大臣们唱和的诗集都由宋濂作序，朱元璋还赐给宋濂白马、黄马，并称赞“翰林首臣，只有宋濂一人合宜”，一度想把他提拔到中枢。
洪武八年（1375）的中秋节，朱元璋和宋濂开怀畅饮。朱元璋赐酒，宋濂不胜酒力，喝得烂醉。朱元璋看着这位帝师的醉态，写了首《赐醉赞善大夫宋濂歌》调侃：“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你把我灌醉，还给我写诗，这可真是一幅君臣无猜的和谐画面，二人的亲密可见一斑。
刘基一开始的待遇也不算差，被封为诚意伯，只是他一早就在建都之事上得罪了皇帝朱元璋和淮西官僚集团，最先感受到朝堂上的变化。
建国之初，朱元璋将曾经一起奋斗的部下视同手足，可皇帝的位子坐久了，难免渐渐暴露出骄矜多疑的性格。
朱元璋打算在临濠府（凤阳）营建中都，建造宫殿，仿效京师之制。他的理由很充分：“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皇帝建设家乡的举措，而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也都盼望着在故乡建都。
刘基胆识过人，又不善钻营，他从维护朝廷利益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此事：“凤阳虽是帝乡，但绝非建都之地。”一句话就把朝中重臣得罪了一大半。朱元璋也很有意见，不过这会儿，他还不忍心立刻与这位老臣决裂。
后来，淮西官僚集团权力日益膨胀，朱元璋产生了撤换丞相李善长的想法，他问刘基，谁是合适的接替人选。
刘基与李善长素有嫌隙，此时却为李善长说话：“李丞相是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
朱元璋不解道：“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而为他说话？看来你比他更适合为相。”
刘基即刻叩头推辞：“这可使不得！换相好比换柱子，要大木才行，若以小木代之，只会加速倾覆。”
李善长还是被罢相了。事后朱元璋再次与刘基讨论此事，提了几个候选人。朱元璋先问杨宪如何，刘基答：“杨宪有相才，而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汪广洋还不如杨宪呢！最后朱元璋问及胡惟庸，刘基更不以为然，说：“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危害不大，将来却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到时就要翻车了。”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朱元璋干脆对刘基说，要不还是你来。刘基赶紧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杂的事务，恐怕会辜负陛下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刘基很聪明，再一次全身而退，但是他也该知道，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需要聪明人了。另一方面，候选人之一胡惟庸是由李善长一手提拔为中央大员的，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他是李善长的姻亲和死党，也是李善长被罢相后淮西官僚集团的骨干。如今刘基得罪了他，也就意味着再次得罪了淮西官僚集团。
洪武四年（1371），刘基在受封为诚意伯一年后急流勇退，辞官归故里，并给朱元璋上了一个《谢恩表》表示感谢，算是正式退休。
刘基告老还乡后谨慎有加，平时唯有饮酒下棋，闭口不谈曾经的功勋，甚至连当地知县前来拜访他也避而不见。为了见他一面，知县只好微服私访，打扮成山野村夫。
那日，刘基在家刚洗完脚，见有客人来访，就让侄子请人入内，好生款待。饭吃到一半，来人才向他坦露身份，言说自己是本地知县。刘基吓得忙起身告罪，以平民自称。从此之后，这名知县再没能见到刘基。
刘基虽已还乡为民，但性情坦率的他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厄运终究找上门来。
当时瓯、闽一带有一个地方叫谈洋，是盐贩、盗贼聚集之地。刘基委托儿子上奏，称可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当地刁民。胡惟庸得知此事，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说谈洋踞山临海，有王者之气，刘基是想谋取该地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允许，才建议设巡检司为难百姓。
朱元璋一听还有这么一茬，又想到刘基本来就懂风水，便信以为真，大怒之下把刘基的禄位撤了。
刘基自知惹祸上身，急忙进京请罪，路上心情悲戚，写诗一首：“今日复明日，明日能几何？壮心萧索尽，思念恒苦多……我独无羽翼，慷慨中自伤。”到了京城，冤屈无处辩白，又得不到朱元璋宽宥，刘基很快就病倒了。
刘基生病期间，胡惟庸派太医前来诊治，可刘基服药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觉得腹中似有石块，病情似乎加重了。
一直拖到洪武八年（1375）三月，朱元璋才放刘基重回故里。回家不到一个月，65岁的刘基就病重身亡了。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除掉了擅权枉法的胡惟庸后，朱元璋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又向一众开国功臣举起了屠刀，受连累者数以万计，即便是宋濂和李善长也未能幸免。
洪武十年（1377），年迈的宋濂致仕还乡。宋濂退休，朱元璋仍尊称其为先生，赐其绮罗，并关怀备至地问他年岁几何。
宋濂答：“六十有八。”
朱元璋说：“好好珍藏此绮，三十二年后可做一件百岁衣。”
宋濂顿首拜谢。
“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归故里”是为臣者的至高荣誉，但归乡后，宋濂全然没有人们想象中荣归故里的样子，他终日闭户不出，不问世事，亲戚中有人托他向府、县的衙门疏通关系，都被他一口回绝。每每有人议论国事，宋濂也都三缄其口，说：“臣老矣，退休田里，久欲无言矣。”
宋濂深知官场险恶，更是不愿重蹈好友刘基的覆辙，只求善始善终。可是，谦逊低调的宋濂还是在退休3年后遭遇无妄之灾：长孙宋慎卷入胡惟庸案，宋家受到牵连。
早已远离朝堂的宋濂被定为死罪，将要斩首。马皇后极力劝止，对朱元璋说：“民间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天子，而且宋濂久居乡里，必不知情。”朱元璋根本听不进去，马皇后只好另想他法。她一改往日习惯，不吃荤菜，不沾一滴酒。朱元璋纳闷，问她这是何故，马皇后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朱元璋一听，不免有些恻然。
与此同时，太子朱标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请求朱元璋赦免自己的老师宋濂。
见妻儿如此，朱元璋只好放过宋濂，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本来就年老多病的宋濂经不起长途颠簸，经过夔州府时一病不起，最终含冤而死。
直言敢谏的刘基和谨慎小心的宋濂都不得善终，曾为淮西官僚集团领袖、扶持胡惟庸上位的开国丞相李善长更是危在旦夕。
洪武二十三年（1390），77岁的李善长被揪出来清算旧账。
此时距胡惟庸案发生已过去整整10年，李善长突然被举报曾参与谋逆。朱元璋故作怒态，宣布：李善长身为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见有人谋反居然知而不报，实在是大逆不道，而此时正好有星变，需诛杀大臣应灾。
李善长自知唯有一死才能解脱，在家中自缢，李家其他70余人皆被处死。这位曾被朱元璋称赞为当世萧何的股肱之臣也不免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公然叫屈。
王国用在《冤事状》中说，李善长与陛下齐心协力，出生入死，生前封公，位极人臣。若是他自己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那就太荒谬了。最后，王国用冒死劝谏：“李善长功勋卓著，在审案不明的情况下就借口杀大臣以应天象而将他论罪，只怕满朝文武都会为此寒心。只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也许是一时良心发现，朱元璋看到《冤事状》后竟没有发怒，默默认同了李善长之罪确实是莫须有。
然而，明初恐怖的政治气氛并没有因此消散。无论是“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的李善长、“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还是“渡江策士无双”的刘基，乃至北上破元的蓝玉、平定云南的傅友德、远征辽东的冯胜等开国功臣，他们大多不得善终。
洪武一朝，朱元璋诛杀的官员和儒生多达10余万，其中有许多贪官污吏和不轨之臣，但也有不少王公、列侯、高官、大将无罪被杀，成了冤死鬼。
如此情形，成为功臣第一又有何用？
父亲朱元璋连续多年大规模屠杀功臣，太子朱标终于看不下去了。
洪武二十三年（1390），在朱元璋连续利用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后屠杀10多万人后，丞相李善长一门70多人也被下令全部斩杀。对此，接受儒家教育长大的太子朱标规劝父亲朱元璋说：“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
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朱标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他捡起来。太子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这时朱元璋才慢慢开了口，说：“我怕你不好拿，剥光了刺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朱元璋看来，太子性格文弱，血洗英才荟萃的功臣集团很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为孱弱的后代铺路。
不过起初，朱元璋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1368年建立大明帝国后，非常推崇《孙子兵法》的朱元璋曾将兵术权谋斥为卑劣之术。他经常对臣子们公开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然而，在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屠戮功臣行动展开后，他却改变了口吻：“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建国之初，残余的蒙古人势力盘桓在辽东、内蒙古、西北以及云南等地，对大明帝国形成夹峙之势，所以他仍然需要利用群臣。等到这些势力被逐渐扫清后，他便开始觉得，当初自己赖以起家的淮西官僚集团很碍眼了。
朱元璋祖籍本是沛国相县，即今天的江苏沛县，与同样喜欢屠戮功臣的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丰县同属今天的徐州市。由于家境贫寒，朱家到了朱元璋的祖父辈时一再迁徙，因此朱元璋实际上是出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他刚出生时连正式名字都没有，因为在兄弟们中排行第八，父亲只给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朱重八。至于改名朱元璋，那已经是他参加起义军之后的事儿了。
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在父母和大哥由于饥荒和瘟疫相继死亡后，被迫剃头当了和尚。寺中无粮，他又当了三年乞丐，流浪四方。在回忆这段流亡生涯的文章《皇陵碑》中，朱元璋动情地写道：“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趍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1352年，24岁的朱元璋在儿时小伙伴汤和的劝说下投奔红巾军，由此开始了驰骋沙场的军旅生涯。朱元璋对家乡子弟多有提拔，所以他的功臣集团中多为淮西人。建立明朝后，洪武三年（1370），他封赏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等6人为公爵，6人全部为淮人；另外，他又封侯爵30人，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淮人。对此，当时的诗歌描述说：“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朱元璋对淮西功臣封赏不少，淮西勋贵们却仗着自己劳苦功高胡作非为，时有掠夺民田、贪赃枉法的行为。为此，朱元璋特意命令工部铸造铁榜告诫功臣：“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荣盛，延及后世。”
朱元璋自社会最底层起家，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对于权贵集团有着本能的警惕，而元朝末年豪强欺凌百姓以致亡国的教训，更是让他刻骨铭心。另一方面，在取得天下、平定四方之后，这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兄弟似乎也越来越碍眼了：“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
于是，在光复北京，随后又相继平定西北和辽东，基本扫荡了蒙古人的残余势力后，觉得功臣们已经无甚大用的朱元璋开始下手了。
洪武十三年（1380），决定对功臣集团先发制人的朱元璋突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并灭其三族，杀其“党羽”1.5万多人。
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马上宣布取消中书省，废除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并宣布由皇帝本人直接管辖六部。由此，在中国历史上能起到制衡皇权作用的相权被废除。同时，他又将原来统管军事的大都督府拆分为中、左、右、前、后共五军都督府，通过分权牢牢控制军队。从此，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制在朱元璋以后逐渐走向集权巅峰。
为了管控功臣集团和整个帝国，朱元璋还宣布设置锦衣卫。这个机构由皇帝亲自控制，四处侦察帝国官员的举动。对于这个创新，朱元璋不无得意地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通过革除相权、掌控军队以及设置特务机构，朱元璋的皇权越发巩固。然而，他对功臣集团还是不放心。
诛杀胡惟庸等功臣整整10年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又兴起党狱，宣布将当时已经77岁的前任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一门70多人以及猛将陆仲亭、唐胜宗等一大批功臣宿将，以协助胡惟庸造反等名义全部诛杀。整个胡惟庸案前后历时10多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与功臣们也有过一段“温馨岁月”。
在历经16年征战后，1368年，40岁的朱元璋登基称帝。起初，他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有功臣去世，朱元璋都感伤不已。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卒，朱元璋“哭之恸，诏辍朝三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变得越来越冷酷，或者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给他种下了阴冷残酷的种子。由于国事的烦冗劳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当上皇帝不久后就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耐心便开始消失，变得烦躁易怒，经常想杀人。
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听到有个老妇人在路边与人交谈时竟然将“皇帝”称呼为“老头”，他回到宫中后竟立马下令将老妇人所在街坊的居民全部杀光，并说：“张士诚死后，当地人至今还叫他‘张王’，但对我竟然大胆叫‘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死。”
对待身边的嫔妃，朱元璋也是动辄杀戮。鲁王的母亲郭宁妃、唐王的母亲李贤妃、伊王的母亲葛丽妃因为触怒朱元璋被同时处死，朱元璋还下令将三人的尸体用同一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的太平门外。后来朱元璋怒气消除，打算以棺木入殓三人，发现尸体早已腐烂，无法辨认彼此，只得勉强立了三个坟墓，以致后来唐王悄悄祭奠，都不知道究竟哪座坟墓里葬的是自己母亲。
楚王的生母胡充妃被怀疑堕胎，也被朱元璋暴怒之下斩杀，尸体被扔到城外。楚王哭着请求将母亲尸体带回安葬，朱元璋不允，只下令给了他一条胡充妃生前用过的衣带。楚王只能带着衣带回到封国，为母亲立了个衣冠冢。
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尽管能将权力独揽，但也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朱元璋不得不巨细无遗地做海量的工作。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仅仅在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8天时间里，朱元璋就阅览审批了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大明帝国的官员顶着动辄被杀的高压，因此普遍不愿担责，更何况，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皇帝说了算，那么官员又有什么责任呢？事情进入恶性循环。朱元璋把政务的最终审决权几乎全部揽到自己头上，这使得他逐渐不堪重负。临死前的几年，他对身边的侍臣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
就在这个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病死，年仅38岁。接班人的突然死亡，让大明帝国内部再次掀起腥风血雨。
朱标去世的这一年，朱元璋已经65岁，所剩时日已经不多，而朱标的儿子——皇长孙朱允炆这时才16岁。为了巩固帝国的江山，朱元璋觉得，他有必要继续为接班人“清路”。
在朱元璋的逻辑里，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将是后代子孙的隐患。他早先就将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文人功臣集团连带其宗族、下属共3万多人全部斩杀，而之所以还没大规模清除武将功臣集团，是因为蒙古人残存的势力还在，他仍然需要猛将们为他卖命追剿蒙古人。
洪武二十年（1387），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军20万最终平定了辽东。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又带兵远袭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的北元朝廷，俘虏了包括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在内的蒙古王侯贵族共3000多人，收获了北元朝廷的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给予北元朝廷毁灭性打击。
看到北元势力已经被击垮，朱元璋掂量着，武将集团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开始寻思下手的机会，而太子朱标的病逝更加使他觉得，如果不在自己有生之年铲除剩下的武将功臣集团，那么他年幼的皇长孙将很“危险”。
于是，太子朱标死后次年，朱元璋以“谋逆”的罪名将大将军蓝玉以及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全部处死，前后“族诛者万五千人”，大明帝国的开国武将几乎被杀了个精光。
至此，朱元璋先后将文臣和武将两个开国功臣集团及其家族、下属共4.5万余人全部斩杀，大明帝国的“功臣宿将相继尽矣”。后来，清朝学者赵翼评价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朱元璋并不满足。
在陆续诛杀开国功臣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地主豪强大开杀戒。作为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也因此，与贵族出身的刘秀和李世民宽待开国功臣不同，从社会最底层踩着无数尸体攀爬到帝王位上的朱元璋，内心深处涌动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偏颇狭隘的想法，对于功臣和豪强更是有着发自本能的警惕和敌视——尽管这些人是曾经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兼兄弟。
当上皇帝后，在修撰自己的身世和家族谱牒的时候，朱元璋曾经动过攀朱熹为祖先的念头，但因为太过勉强，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他坦言说，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这种事只能他自己有所感触的时候偶尔提一下，别人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是揭帝王伤疤，纯属找死了。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一份奏表内写了“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音近，是在讽刺自己起义军出身，因此暴怒之下杀了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正旦贺表》中写了“容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认为“生”与“僧”音近，是在讽刺自己当过和尚，立马就将蒋镇斩首。
尽管已贵为帝王，但贫微的出身是朱元璋心中摆脱不了的阴影，谁要是敢触碰，甚至哪怕是影射讽刺，朱元璋立马就会叫他人头落地。
另外，穷苦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勤俭节约是人人需要遵守的美德，于是他强行压低官员俸禄，部分底层官员俸禄“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以致很多官员“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后来的史学家感慨地说，明朝的官员是历朝历代工资最低的公务员群体。
由于国家定下的俸禄如此之低，实在难以养活一家老小，部分官员难免有了别的想法。对此，朱元璋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反贪运动。在他的治下，明朝官员贪污60两就会被斩首，剥皮填草示众。而实际追究起来，朱元璋时期很多官员的所谓“贪污”，竟然是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书四本、袜一双”。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朱元璋随即下令将他斩杀，还命令剖开他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看到滕德懋肚子里都是一些粗粮杂菜后，朱元璋才感慨地说：“原来是个清官啊！”
在不停地斩杀开国功臣集团的同时，朱元璋也对整个官僚阶层进行了大清洗。仅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前后因连坐被斩杀的就有近8万人，以致大明帝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士绅，“大抵皆破”。史载，从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九年（1386），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地区“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因为他们在任期内要么被拘捕了，要么被杀了。遭殃的还有民间士绅，传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家族几乎被灭门。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针对整个官僚集团、民间豪强乃至普通有钱人的大规模屠戮，使读书人“多不乐仕进”，“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部分人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避免被录取为官，以求自保。
在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下，朱元璋一朝，幸存的臣子们活得战战兢兢。许多官员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妻子儿女诀别，因为不知道自己今天会不会被处死，如果当天活着回家，还要私下庆贺。据说，臣子们每天上朝都要根据玉带的摆放位置揣测朱元璋的心情：如果朱元璋把玉带高高贴在胸前，那就说明他老人家今天心情好，可能不会杀人；如果他的玉带被按在肚子下面，大臣们就知道今天完蛋了，皇帝心情糟糕，不知道又要杀谁了。
虽然对待臣民以“暴酷”著称，但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女却是出奇的“温柔”。
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给官员们定下了有史以来最低的俸禄标准，到明朝中期，著名清官海瑞甚至因此穷得吃不起肉，以至于在他为给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整个官场都轰动了。与此同时，朱元璋却将自己在世的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子（朱元璋哥哥的孙子朱守谦）全部分封为王，并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这已是明朝最高级官员俸禄的十几倍，还不包括另外发放的土地等大量赏赐。
为了让子孙后代都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一生中的所有花费全部由国家承担。皇子皇孙们10岁起就可以领取俸禄，结婚时有国家发放的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其家人还能领取一笔丰厚的丧葬费。
对于皇族待遇远超大臣的畸形状况，明朝有人曾经私下感慨地说：“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在朱元璋看来，整个天下都是老朱家的，所以他才会铲除开国功臣，向太子朱标表达“除刺”的心声，强行压低整个官僚集团的俸禄，其目的无非是损天下以肥自家。尽管历代帝王都有这个心思，但朱元璋无疑是将这种心思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洪武十一年（1378）开始，朱元璋将封为藩王的各个儿子派往藩国，这些皇子“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有的藩王还负责镇守北方重镇，部下更是多得惊人。例如驻守大宁（今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宁王，所部就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三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
藩王们分驻各地，在明朝初期有效拱卫了朱家的“家天下”，但由于藩王普遍坐拥重兵，到了朱元璋晚年，他们已经变成让朝臣担忧的问题了。
对于分封带来的隐患，早在洪武九年（1376），山西平遥一位小人物叶伯巨就公开上书指出，分封过侈在后世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时，朱元璋的反应是暴怒，认为叶伯巨公然议论皇族内务，“离间皇帝父子骨肉之情”，下令将叶伯巨囚死狱中。此后，再也没人敢说藩王的事儿了。
但是，作为皇位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也有胆量提出质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死后，皇太孙朱允炆有一次跟朱元璋聊天，忧心忡忡地问道：“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一时语塞。他想了想，反问朱允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从小在皇宫长大、接受儒家教育的朱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朱元璋点头说：“是啊，也只能这样了。”
为了给儿孙铺路，朱元璋不惜大肆屠戮功臣和天下士民，但对于分封藩王导致的肘腋之变，朱元璋却像庸人一样不以为意。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腥风血雨的一生到了尽头，终年71岁。在遗诏中，朱元璋说：“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临死前，朱元璋嘱咐要让后宫46位嫔妃殉葬，并禁止各位藩王进入京师吊唁——这是为防止他们趁机争夺帝位。但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仅仅一年，即建文元年（1399）六月，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就在北平起兵了。又三年，即建文四年（1402），朱棣最终攻占南京，夺位成功，是为明成祖。原本接班登基为帝的皇太孙朱允炆则在此次战乱中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