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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第57年，明成祖朱棣最后一次亲征鞑靼，追击到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国境内），于回师途中病逝。这名硬气皇帝，一生多次亲征，直至死在路上。
明朝开国第82年，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被俘虏。蒙古人以为“奇货可居”，谁知明朝在硬气大臣的主导下另立新君，平稳度过统治危机。
明朝的最后一年，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对死局硬不迁都，最后在煤山上自缢。死后，人们从他身上找到一纸遗诏，上说：“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是代表明朝的三张面孔。
明朝是个很精彩的朝代。16位皇帝各有特点，他们或明或暗，或刚或柔，或暴虐或仁慈，或勤政或懒政，或奇葩或多疑……有的口碑极好，有的风评很差。在16位皇帝中，甚至找不出两个“雷同”之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国家层面上均守住了两条原则：一是“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二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两条总结性的原则，当然是今人对明朝的概括，但它们并非空穴来风。
明朝中期有一个名叫敖英的官员，他在笔记《东谷赘言》中盛赞当朝的外交格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这段话后来被多方引述，慢慢演变成“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口号式表述。
汉唐流行和亲，两宋主张纳贡，清代割地赔款，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在外交上都有权宜和不得已的特别举措。唯有明朝，哪怕被逼到墙角，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也仍旧采取一种硬刚到底、决不妥协的姿态。
可以作为对比的有两个例子：西汉初，刘邦被匈奴骑兵围困于白登山，最终以贿赂、和亲解之；明朝的皇帝朱祁镇被俘，其母孙太后、其妻钱皇后偷偷以金银赎人，但在朝廷上，文武官员定下的对策却是以硬碰硬——皇帝的命可以被扼住，王朝的命不可以。
前后相距1600多年的这两个事件虽然最后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但其背后体现出的王朝气质迥然有别：西汉以柔克刚，韬光养晦，展现的是智慧；明朝以硬碰硬，虽死不惧，展现的是骨气。
明朝最初定都南京，随着北伐成功，疆界拓展，帝国的敌人和压力变成分化的元朝势力。朱棣起家于北京，知道边疆困局所在，又因为靖难之役后的政局魅影，故而决定迁都北京。对外可以说的理由，或许便是“天子守国门”，不过，历史的惯性也由此形成。
唐朝中后期的皇帝动不动就在战乱中出逃，任由都城沦陷，而明朝的皇帝绝不敢如此惜命和草率。他们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压力和责任感，要为全体臣民之表率，所以越是危急时刻，越要镇守其位。崇祯皇帝在亡国之时做出的抉择是不迁都、自缢死，我们不能以迂腐和无能进行解释，而是需要看到整个王朝背后的历史传统：身在其位的帝王已经被塑造成一个象征性的模范。这既是历史的神话，也是历史的包袱，正所谓“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正因如此，不管崇祯皇帝是英明还是昏聩，他都必须以死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家族传统画上句号。只有这样，他才对得起明朝，才能激发臣民、士人的气节。
纵观明朝风气，虽不如唐朝奔放，不如宋朝潇洒，但自有一股凌厉之气贯穿始终。无论文人、武士、市民、才子，他们都像紫禁城里的帝王一样，身上流露出这个朝代的精神气质。这是明朝可以诞生于谦、王阳明、海瑞、张居正的原因，也是明朝覆灭后依然可以走出张煌言、史可法、李定国、顾炎武的原因。这，或许就是孟子所说的“气”。
话分两头。朱棣迁都、朱祁镇好战、朱由检自杀，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是因为他们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必须作为帝国的象征而存在。他们的选择固然有值得被放大的意义，但没办法改变他们面临的人性与历史的局限性，包括小农、刻薄、自私、暴虐、多疑等特质。我们不能以今度古，过分苛求古人，但对此仍需批评，仍需反思，这样读史才有意义。
为明朝写史作传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不仅牵涉历史，还关乎当下的社会情绪。不管是在专业史学界，还是在历史爱好者小圈子，对明朝的评价均呈两极化态势：有人恨它的暴虐、荒唐和倒退，也有人爱它的霸气、才气和市民思潮。但实际上，一旦带有偏好去阅读和理解一个朝代，便会陷入历史信息的茧房里出不来。只有把一个朝代的所有侧面像镜子一样摆放在桌面上，让它们相互对照着，才能看清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模样。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我愿意在此提供三条原则，若您无法认同，请谨慎阅读本书：
第一，抛开个人好恶与历史成见；第二，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第三，对历史复杂性抱同情之理解。
本书作者“艾公子”，系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创作团队的集体笔名。四名作者分别是郑焕坚、吴润凯、梁悦琛和陈恩发。感谢我们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在“最爱历史”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
是为序。
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