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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用了十年时间（一八八九—一八九九年）写完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复活》，这部小说是他晚年创作的高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正是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前社会急剧转变的过程。这一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这一时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农民已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他们再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已在社会上出现，他们在探索和寻求消除沙皇的黑暗统治、消除贫困、消除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途径。《复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成的，《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思想。这部小说是为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呐喊的。
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很简单，它说的是一个叫聂赫留道夫的贵族地主作为陪审员，参加了玛斯洛娃案件的审理。玛斯洛娃年轻时的名字叫卡秋莎，在一个地主家当侍女，聂赫留道夫年轻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后来把她抛弃了，卡秋莎后来被生活和社会逼迫为娼。玛斯洛娃现在坐在被告席上，她被诬陷用砒霜毒死富商斯梅利科夫。而诱奸过卡秋莎的聂赫留道夫却坐在陪审席上。《复活》中讲述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是颠倒的，无罪的变成有罪，有罪的变成无罪，也就是有罪的人审判无罪的人。
后来，玛斯洛娃被法庭判处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时，聂赫留道夫良心发现，他认为玛斯洛娃的沉沦和自己有关，他为了赎罪，决定追随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并和玛斯洛娃结婚。
聂赫留道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利用他和很多上层人士的关系，为了为玛斯洛娃申冤，接触了不少司法部门的官吏，了解了很多监狱的内幕。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道夫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彻底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虚伪，司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腐败。
《复活》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整个俄国就是一座压迫人民、迫害人民、镇压人民的大监狱。在这座大监狱里，玛斯洛娃处在最低层。所以整部《复活》就是玛斯洛娃对这座大监狱的控诉书，也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控诉书。
玛斯洛娃的命运和遭遇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绝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玛斯洛娃的命运和遭遇太悲惨了，太不幸了，以致使读者在情感上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它们会唤起读者对沙皇专制政体的嫉恶如仇，对扼杀了玛斯洛娃青春年华的人们的深恶痛绝。这正是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一个社会，如果司法不健全，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司法不公正，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司法腐败，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腐败的社会。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托尔斯泰把司法作为解剖和鞭笞这个社会的切入点，可以说是他抓住了这个社会反动的要害。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沙皇俄国的司法是支撑现行制度的一种手段，它是极其虚伪的，它是为有钱阶级服务的。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无论什么官司，有钱的人只要花钱买通官府，官司就能打赢。
小说详细描写了庄稼汉梅尼绍夫的遭遇。梅尼绍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纯朴善良的农民”，他结婚后不久，妻子就被一个酒店老板所霸占，梅尼绍夫到处去告状，可是他告到哪里也没有用，他无论告到哪里，酒店老板就花钱买通哪里的官府，所以所有的官府都袒护酒店老板。最后，酒店老板施以手段，把梅尼绍夫送进监牢。不该坐牢的坐了牢，该坐牢的却逍遥法外，在那样的社会里，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当然，梅尼绍夫也可以用钱去疏通官府，可是他到哪里弄钱呢，所以在那种社会，吃亏的、倒霉的、受害的都是穷人。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在沙皇卵翼下形成的一帮贪官污吏。他们执掌着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他们有的是总督，有的是将军，有的是省长，有的是法官，有的是检察长，有的是参政员，有的是律师。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这些官僚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想尽办法讨好上司，尤其是讨好皇亲国戚，在上司和皇亲国戚面前表现得奴性十足。关于这个特点，托尔斯泰有一段绝妙的、形象的描写。托尔斯泰说，他们“比如一只温顺的狗，主人爱抚地拍一拍它，在耳根处挠挠它，它就欣喜若狂起来，它又是摇尾巴，又是缩身子，又是抿耳朵，发疯似的转起圈儿来。”在沙皇统治的社会里，这就是所有当官的往上爬所采用的有效伎俩。
其次，他们都是沙皇所豢养的打手，他们个个心狠手毒，残忍无比，只要主子一声令下，他们就向“猎物”猛扑过去。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上面的指示和命令，他们把这看做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比如那个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他曾经率领驻高加索的军队打死了一千多捍卫自由和家园的抵抗者”，他曾经指挥驻波兰军队镇压那里的人民。他现在虽然老朽昏聩了，仍然担任着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彼得保罗要塞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在他任职期间，大批政治犯被迫害死。他由于功勋卓著，得到沙皇的赏识，他获得许多奖章和绶带。但是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说的：“富豪们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暴取豪夺，将领们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屠杀无辜，统治者夸耀他们的权势，也就是蹂躏百姓。”
再其次，在沙皇的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把他们的职务当做捞地位、捞钱财、捞荣誉的手段。他们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托尔斯泰揭露说，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侵吞捐款，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被关进监牢，至今仍然坐在各机关的第一把交椅上。
他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比如那位朝廷大臣伊万伯爵就颐指气使地说，他从青年时代就相信，他生来就是要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他生来就是要穿舒适、名贵的衣服，他生来就是要坐舒适、快捷的马车。
《复活》严厉地鞭挞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大小小的官吏，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读者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罪恶，使读者认识到，他们是旧制度顽固的维护者，是消灭旧制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在沙皇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真正的罪犯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应该审判的是他们，应该关进监狱的是他们。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由科尔恰金们构成的“游手好闲、穷奢极欲、渺小鄙俗”的丑恶世界；另一方面，又向读者展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二十多个挖泥炭的工人构成的。他们在泥炭沼泽田里，在没漆的水中，干着艰苦的活儿，从早干到晚，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两个钟头。产业工人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资本对他们的残酷剥削。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家造土布衣，拖着疲惫的身躯，列车员叫他们是“一群脏鬼”，老爷太太们骂他们是“臭乡巴佬”，可是托尔斯泰却说，他们是“全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
在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产业工人的形象。十九世纪末的托尔斯泰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工人虽然人数尚少，虽然被人瞧不起，但是他们代表着社会的未来，他们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
托尔斯泰从创作《战争与和平》的那天起就渴望社会能够进步，农民能够得到解放。但是谁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谁来解放农民，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找到这种力量。过去他只是把社会的进步，农民的解放，寄托在一些开明的贵族身上。托尔斯泰求他们发发善心，求他们牺牲自己一定的利益，求他们把土地还给农民。这样的开明贵族有没有？有！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但是事实说明，单单靠这些贵族的施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照样一片黑暗，统治阶级照样巧取豪夺，农民照样受苦受难。
托尔斯泰写《复活》时，不一定已经认识到这些工人就是未来解放社会的力量。但是从托尔斯泰描写这些工人的字里行间，使人感觉到，这些工人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互相之间都很团结，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们。所以托尔斯泰说，这些工人是“全新的人”，他们构成的世界是“全新的、美丽的世界”。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一群政治犯，也就是一群革命者。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他们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他们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他们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不怕坐牢，不怕流放，和沙皇专制政体做坚决的斗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纳巴托夫就是这样的革命者。他曾多次被捕，多次坐牢，多次被流放，他成年后的一半岁月都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但他无犯无悔，从不气馁，他的斗志反而更旺盛了。“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精神饱满”。他从不猜测遥远的未来，他总是牢牢地把握住现在，脚踏实地从事实际工作。
他们背叛了剥削阶级的家庭，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过着清贫的生活。如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的父亲是个将军，但她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她说，她跟厨娘们在一起，跟车夫们在一起，觉得很愉快，而跟她家的那些老爷太太们在一起，就觉得乏味，觉得无聊。后来她懂事了，她才知道她家过得是寄生生活，于是她就离开家，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当玛斯洛娃正在彷徨，正在犹豫不决，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重大选择的时候，她遇到了这群革命者，这是她的幸运。
玛斯洛娃一接触到这些革命者，就觉得他们都是极好的人，他们从不考虑自己，总是考虑如何帮助别人。他们有的人虽然也是老爷，可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特权，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们都是为老百姓着想。他们对她特别友好，从来没有看不起她。
玛斯洛娃感动了，她的心和他们的心贴在一起了，她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效仿他们。
聂赫留道夫曾赌神发誓说，他要跟着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他要和玛斯洛娃结婚，因为他曾对玛斯洛娃犯下了罪，他要赎罪。但是他的思想只停留在对玛斯洛娃的怜悯和同情上，他的宽宏和大度并没有在玛斯洛娃的心中点燃新生的火花。她一想到他过去对她的凌辱，她怎么能再投入他的怀抱呢！
只有这些革命者才真正把她从苦海中救出来，使她彻底摆脱了过去那段生活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她现在可以昂着头，挺起胸，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她前边的路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