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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父亲叫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参加过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母亲叫沃尔孔斯卡娅，她是一位有天赋、有教养的公爵小姐。父母都是贵族。托尔斯泰还不到两岁，母亲就去世了，九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托尔斯泰是由姑妈抚养成人，他从13岁到19岁住在喀山的姑妈家，其中有三年在喀山大学学习。大学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他就主动退学了，因为他认为在大学的围墙外照样可以学到知识，而且在围墙外学习要自由得多。退学后，他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坚持自学。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1851年托尔斯泰跟着大哥来到高加索，参了军，成为一名下级炮兵军官。1853年，托尔斯泰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由于他作战勇敢，曾荣获一枚勋章和两枚奖章。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期间，创作了他的处女作《童年》。当这篇书稿寄到《现代人》杂志社时，任编辑的涅克拉索夫看了书稿，对《童年》评价很高，马上把它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涅克拉索夫鼓励托尔斯泰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从此托尔斯泰就走上了文学之路。
1855年，托尔斯泰从塞瓦斯托波尔回到彼得堡，他在这里结识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这些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巨匠，从此他就置身于文学的圈子中，逐步的走向成熟，逐步的走向辉煌。
1856年，托尔斯泰回到家乡，定居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了一趟，他去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这次旅行中，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亲眼看到，在那种社会，一切都是商品，都可以买卖；在那种社会，有些人钱多得不知道往哪里扔，有些人却因为身无分文而挨饿。他把这次旅行的感受写进了他的一个短篇《卢塞恩》中。1860年，他第二次出国，去了德国、瑞士、法国、英国、保加利亚。这次他结识了赫尔岑。他这次出国的目的主要是考察这些国家的教育。
托尔斯泰从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童年》起，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少年》、《青年》、《波利库什卡》、《哥萨克》、《暴风雪》等中短篇小说。但是给托尔斯泰带来极大的声望，使他成为世界级文豪的是他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创作的三部长篇巨著，它们是：《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安娜·卡列宁娜》——创作于1873—1877年；《复活》——创作于1889—1899年。这三部作品合在一起，构成了十九世纪一百年俄国社会生活的全景画面，也可以说，这三部作品是我们了解俄国十九世纪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高峰。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其中时断时续，才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夕社会急剧转变的过程。这一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这一时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农民已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已在社会上亮相，他们都在探索和寻求推翻沙皇的黑暗统治，消除贫因的途径。《复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成的，《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思想。这部小说是为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呐喊的。
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聂赫留道夫的贵族地主作为陪审员，参加了玛斯洛娃案件的审理。当玛斯洛娃站在被告席上时，聂赫留道夫惊讶地认出，这个女人就是他当年在姑妈家诱奸并抛弃了的那个卡秋莎。他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憾。案情是这样的，玛斯洛娃被诬陷用砒霜毒死了富商斯梅利科夫，因而被法庭判处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玛斯洛娃的案子是个冤案，实际上毒死富商的是旅店的一男一女两个茶房。聂赫留道夫认为，玛斯洛娃是被生活和社会逼迫为娼的，她的沉沦和自己的恶行有关。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利用和很多上层人物的关系，为玛斯洛娃伸冤。
一个社会，如果司法不健全，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司法不公正，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司法腐败，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腐败的社会。托尔斯泰把司法作为解剖和鞭笞俄国社会的切入点，可以说是他抓住了这个社会反动的要害。
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道夫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彻底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虚伪，司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腐败。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在沙皇卵翼下形成的一帮贪官污吏。他们当中有总督、将军、省长、法官、检察长、参政员和律师。托尔斯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读者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使读者认识到，他们是旧制度顽固的维护者，是消灭旧制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聂赫留道夫的奔走并没有把玛斯洛娃的案子翻过来。他为了赎罪，决定追随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并和玛斯洛娃结婚。但是托尔斯泰没有让玛斯洛娃再投入聂赫留道夫的怀抱，而是让她跟着政治犯——也就是跟着革命者走了。这对她来说，恐怕是一条跳出苦海、拼弃过去、走向新生的道路。
托尔斯泰对玛斯洛娃命运的最后安排，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我们知道，《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安娜最后是卧轨自杀了，因为那时的黑暗势力仍然强大，安娜只能以死表示抗争。到了托尔斯泰创作《复活》的年代，黑暗统治已摇摇欲坠，曙光已经显现。玛斯洛娃走向新生，也就预示着整个社会即将走向新生。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两群人，一群人是泥炭工人，一群人是政治犯。他们虽然不是小说的主线，但他们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除描写了科尔恰金们构成的鄙俗丑恶的世界，还向读者展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二十多个挖泥炭的工人构成的。他们在泥炭沼泽田里，在没膝的水中，干着艰苦的活儿，从早干到晚，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两个钟头。产业工人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资本对他们的残酷剥削。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土布衣，列车员叫他们是“一群脏鬼”，老爷太太们骂他们是“臭苦力”，可是托尔斯泰却说，他们是“全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
在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产业工人的形象。十九世纪末的托尔斯泰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工人虽然人数尚少，虽然被人瞧不起，但是他们代表着社会的未来，他们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从托尔斯泰描写这些工人的字里行间，使人感觉到，这些工人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互相之间都很团结，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们。所以托尔斯泰说，这些工人是“全新的人”，他们构成的世界是“全新的、美丽的世界。”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一群政治犯，也就是一群革命者。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他们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他们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他们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不怕坐牢，不怕流放，和沙皇专制政体做着坚决的斗争。如书中的纳巴托夫就是这样的革命者。他曾多次被捕，多次坐牢，多次被流放，他成年后的一半岁月都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但他无怨无悔，从不气馁，他的斗志反而更旺盛了。“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精神饱满”。他从不猜测遥远的未来，他总是牢牢地把握住现在，脚踏实地从事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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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一出版就受到高尔基、契诃夫、科罗连科、斯塔索夫、列宾等人的热烈欢迎，但是却引起了沙皇当局的仇恨。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对《复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除，当时只有国外才能看到完整的版本。
警察局加强了对托尔斯泰的监视。沙皇的高官们面对《复活》怕得要命。他们有的说，把托尔斯泰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吧；有的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吧；有的说，就说他疯了，把他关进疯人院算了。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动托尔斯泰的一根毫毛，因为他们害怕人民。人民，包括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托尔斯泰。
一份官方刊物在谈到当局为什么不敢伤害托尔斯泰时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一个是托尔斯泰。他们两个谁厉害？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无奈他何，不可能动摇他的“宝座”，可是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动摇着尼古拉二世的宝座。”
从当局的这些反映中可看出，《复活》在沙皇统治的一潭死水中掀起的可不是涟漪，而是怒涛。
乔振绪于北大外语学院
200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