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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他做了一个优美的动作把调查表从桌上拿起来，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人员都纷纷站起来，他们高兴的是现在可以离开了，他们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个跟着一个，蹑手蹑脚地走到议事室去了。等他们都走进去，门刚刚关上，就有一个宪兵走到门跟前，从刀鞘里抽出军刀，放在肩上，站在门旁。
法官们也都站起来，走出去了。被告也被带出去了。
还跟过去一样，陪审人员走进议事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烟来抽。在审判庭他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时，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姿势是那么不自然，是那么做作，可是当他们一走进议事室抽起烟来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他们如释重负，纷纷找位子坐下，马上热烈地交谈起来。
“那个姑娘没有罪，是陷进了圈套，”好心的商人说道，“应该从宽处理。”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下，”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应该凭个人印象。”
“庭长的总结发言好。”上校说道。
“好是好，不过我差点儿都要睡着了。”
“主要的问题是，如果玛斯洛娃没有和那两个茶房串通，他们就不可能知道这笔钱。”那个犹太人模样的掌柜说道。
“怎么，您认为钱是她偷的？”一位陪审员问道。
“我绝不相信，”好心的商人大声说道，“都是那个红眼睛的滑头婆子干的。”
“都不是好东西。”上校说道。
“她说她根本就没有进商人的屋去。”
“您太相信她了，我绝不会相信这个坏家伙。”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这还不够。”掌柜说道。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问道。
“那戒指呢？”
“这她已经说过了，”商人再一次大声说道，“那家伙脾气暴躁，再加上酒喝多了，所以揍了她。后来呢，当然又有点可怜她，于是就说，别哭了，把这给你。那人的个子可不得了，听说都超过一米九了，体重有九十多公斤呢！”
“谈这些有什么用，”格拉西莫维奇打断他的话说道，“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是她暗中怂恿和一手策划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暗中怂恿和一手策划的呢？”
“那两个茶房如果没有她是干不成的，因为钥匙在她手里。”
这些个陪审人员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谈了很长时间。
“诸位，”首席陪审员说道，“我们坐到桌旁讨论吧。”他说着坐到主席的位子上。
“这些个女郎都不是好东西。”掌柜说道，他断定玛斯洛娃是罪魁祸首，他讲了也是像玛斯洛娃这样的女郎在街心花园里偷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表。
上校也借机讲了一件一个女郎偷了一个银茶炊的更令人吃惊的事。
“诸位，请大家按问题讨论吧。”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着桌子说道。
大家都不吭声了，要讨论的问题是：
一、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西蒙，现年三十三岁，是否犯有如下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市蓄意毒死商人斯梅利科夫以达到窃取其钱财的目的，经和他人串通将毒药放入白兰地中让其喝下，致使斯梅利科夫丧生，窃取其现金约两千五百卢布和一枚钻石戒指。
二、小市民博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中所列罪行。
三、小市民玛斯洛娃，现年二十七岁，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中所列罪行。
四、如果博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中所列罪行，那么她是否犯有如下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市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的她从旅馆的房客斯梅利科夫上锁的箱子里偷窃两千五百卢布，箱子放在客人的房间里，她为了打开箱子，配了钥匙。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诸位，你们怎么认为？”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很快就做出回答。大家一致认为：“他有罪。”
他既是放毒犯，又是盗窃犯。只有一个老头子（劳动组合的成员）认为西蒙没有罪，他对所有的问题都采取辩护的立场。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了解情况，就向他解释说，从一切情况看，西蒙和博奇科娃是有罪的；可是这位劳动组合成员却回答说，这他懂，但最好是宽恕。“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说道，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博奇科娃的第二个问题，大家辩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她没有罪。”因为找不出任何明显的证据证明她参与了放毒，她的律师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商人想为玛斯洛娃辩护，他坚持说，博奇科娃是整个事件的主谋，很多陪审员也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首席陪审员希望断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他说，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她参与了放毒。经过长时间的争辩，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被大家接受了。
在讨论关于博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时，大家认为：“是的，她有罪。”不过劳动组合成员建议补充上：“从宽处理。”
有关玛斯洛娃的第三个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说，她既犯放毒罪，又犯盗窃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掌柜、劳动组合成员也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其他人好像摇摆不定。但是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慢慢地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因为陪审人员都已经累了，他们想，随便附议某个人的意见算了，这样大家就会尽快取得一致，大家就可以快点脱身。
聂赫留道夫根据法庭的调查和侦讯，根据他对玛斯洛娃的了解，他相信，玛斯洛娃没有罪，她既没有偷钱，也没有放毒。起初，他相信，大家都和他的认识一样，但是后来他发现，由于商人不善于辩护，大家也看出来了，商人所以为玛斯洛娃辩护，是因为他贪恋玛斯洛娃的美色，这一点商人自己也不掩饰，还由于首席陪审员正是抓住商人的这个把柄进行反击，主要的还是由于大家都累了，所以辩论来辩论去，最后还是做出了玛斯洛娃有罪的结论，他想反驳，可他又害怕为玛斯洛娃辩护，因为他觉得，大家马上就会知道他和玛斯洛娃的关系。可同时他又觉得，这个案子他不能不管，他应该反驳。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刚想发言，在此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格拉西莫维奇显然是被首席陪审员那盛气凌人的口气所激怒，突然说话了，他反驳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他说的话正是聂赫留道夫想说的话。
“请问，”他说道，“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手里；可是她走后，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用自配的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随声附和道。
“她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地方去花。”
“我就是这么说的。”商人又重申了自己的看法。
“很可能是，她去过旅馆一趟，那两个茶房就起了坏心，他们看有机可乘，就把钱偷了，然后推到她身上。”
格拉西莫维奇说话时，情绪过于激动。他的激动也引起了首席陪审员的激动，结果反而使他更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可是格拉西莫维奇说得很在理，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意见，都认为，玛斯洛娃没有偷钱，也没有偷戒指，戒指是斯梅利科夫送给她的。当大家谈到她有没有放毒时，热心为她辩护的商人说，她没有放毒，因为她用不着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员却说，怎么能说她没有放毒呢，连她自己都供认，药面儿是她放的。
“她是放药面儿了，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道。
“她用鸦片也能毒死人，”上校说道，他喜欢插话，他顺便讲了一个故事，他的内弟媳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的医生抢救及时，就一命呜呼了。上校讲得那么生动，那么令人入迷，没有人愿意打断他的话。只有掌柜受这个故事的感染，想打断他的话，讲一个自己知道的故事。
“有的人吃鸦片上了瘾，”他说道，“一次能吃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但是上校不容许人打断自己的话，又继续讲了一下鸦片给他的内弟媳造成的后遗症。
“诸位，现在可已经是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道。
“诸位，这么办吧，”首席陪审员对大家说，“我们认定她有罪，但不是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大家看怎么样？”
格拉西莫维奇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自己胜利了，很满意。
“不过应该从宽处治。”商人补充说。
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那位劳动组合成员坚持认为：“她没有罪。”
“就是这个意思，”首席陪审员解释说，“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一来，也就没有罪了。”
“就这样吧，只是要从宽处理，没得说了，行了。”商人愉快地说道。
大家实在是太累，都争论得头昏脑涨的，谁也没有想到在讨论的结论中应该加上一句：“她有罪，但不是蓄意毒死人。”
聂赫留道夫心情很激动，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讨论的结论就这样写好了，然后交给了法庭。
法国作家拉伯雷曾写道，有一位律师，有人请他参与诉讼，他拿出各种各样的法律书，念了二十几页没有一点用处的拉丁文法律条文，然后就建议诉讼双方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单数，那就是被告有理，如果是双数，那就是原告有理。
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结论做出来了，并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结论，而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做了很长时间，但他这一次偏偏就忘记说他在通常情况下总会说的话，也就是他在回答问题时应该说：“是的，她有罪，但不是蓄意要毒死人。”第二，上校讲他内弟媳的故事，讲得太长，太枯燥；第三，聂赫留道夫心情太激动，他没有发现讨论的结论中漏掉了“不是蓄意毒死人”这句话，他以为有了“没有蓄意抢劫”这句话，就可以不定罪了；第四，首席陪审员宣读讨论的结论时，格拉西莫维奇不在议事室，他出去了；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太累了，都想尽快解脱出来，所以就都同意这个结论了，有了这个结论，审理工作也就结束了。
陪审人员摇响了铃铛，手持军刀站在门口的宪兵把军刀插入鞘内，然后闪到一边，让开路。法官们就了座，陪审人员依次从议事室走出来。
首席陪审员拿着讨论的结果，得意地走到庭长跟前，把讨论结果交给庭长。庭长看完讨论结果，显然觉得很惊讶，他把两手一摊，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于是他就跟两位法官商量起来。庭长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陪审人员在他们的讨论结论中只写了“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写“并非蓄意毒死人”。根据陪审人员做出的结论，那就应该是，玛斯洛娃既没有偷，也没有抢，却无缘无故地毒死了人。
“您看看吧，他们的结论多么荒谬，多么不合逻辑，”他对左边的法官说。“照他们的结论，应该判她去服苦役，可她又没有罪。”
“怎么没有罪。”那个老是板着面孔的法官说道。
“她是没有罪，依我看，这里用得上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如果法庭认为定罪不当，可取消陪审人员的结论。）“您的看法呢？”庭长问那位面善的法官。
面善的法官没有马上回答庭长的问话，他看了一眼摆在他面前的文件的编号，把数目字加起来，用三除没有除尽。他本来想，如果除尽了，他就同意，可是现在没有除尽，他由于心地善良，也还是同意了。
“我也认为她没有罪。”他说道。
“而您呢？”庭长问那位气呼呼的法官。
“我绝不同意，”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报纸上一再强调，陪审人员总是为罪犯辩护，如果法庭也为罪犯辩护，那报纸上又会怎么说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把讨论的结果交给首席陪审员，让他宣读。
大家都起立，首席陪审员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倒换着两条腿站着，把讨论的结果宣读了一遍。在场的书记官、律师、甚至副检察长听了首席陪审员的宣读，无不感到惊讶。
被告都不动声色地坐着，显然他们不了解结论的真正涵义。大家又都坐下，庭长问副检察长，他认为应该怎么判这三个人。
副检察长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关于玛斯洛娃的定罪问题，他的意见得到采纳，这主要得归功于他能言善辩的两片嘴。他查找了一下有关条款，在座位上欠了欠身，然后说道：“我认为应根据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项定西蒙的罪，应根据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定博奇科娃的罪，应根据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定玛斯洛娃的罪。”
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刑罚都是和所犯罪行相应的刑罚里最重的刑罚。
“法官退庭，商讨判决问题。”庭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也都站起来，都好像是做了一件好事似的，显得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他们有的走出大厅，有的在大厅里走动着。
“老兄，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干了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格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道夫跟前说道，此时首席陪审员正给聂赫留道夫谈一件什么事。“我们要把她流放去服苦役。”
“你说什么？”聂赫留道夫大声问道，这回他不在意这位教师那令人不愉快的不拘礼节的随便态度了。
“是这么回事，”他说道，“我们在结论里没有写上：‘她有罪，但不是蓄意要毒死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长要判她服苦役十五年。”
“我们的结论里就是这么说的。”首席陪审员说道。
格拉西莫维奇争辩说，她既然没有偷钱，她就不可能蓄意害死人，这是明摆着的。
“咱们从议事室出来以前，讨论的结果我都给大家宣读了，”首席陪审员辩解说，“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当时我是不在议事室，”格拉西莫维奇说道。“而您怎么也没听到？”
“我真没有想到。”聂赫留道夫说。
“竟然没有想到。”
“还可以挽回嘛。”聂赫留道夫说。
“唉，不行了，现在已经晚了。”
聂赫留道夫看了一眼被告。他们的命运已经定了，可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栏杆后面，当兵的前面。玛斯洛娃不知在笑什么。这时聂赫留道夫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不好的思想。在这以前，他预料她会被宣告无罪，并仍然留在市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犯难了，他怎么对待她呢，他怎么和她相处呢，现在好了，她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瓜葛了，她就好比一只受伤的鸟儿不再在猎袋里挣扎，也就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