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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中海偏远角落的小小多岩石半岛国度，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学（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提供了完整框架，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无数人千百年来百思不得其解，许多哲学家穷其一生致力于此，试图发现其中的答案。
和化学、物理、天文学和医学界的同行不同，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以毫不掩饰的蔑视眼光去看待任何试图发现“历史规律”的努力。对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适用的东西，似乎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或许我错了，但我认为人类研究领域应该存在规律。我们迄今为止确实还没有发现多少规律。不过我们付出的努力也还不够。我们也许过于忙于积累事实，疏忽了对这些事实进行加工处理，以从中梳理出一点智慧碎片，这些智慧对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
开始着手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我真有点惶恐不安。我从科学书籍中抽取一页，提供以下的历史公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们的最新成果，只有当物理和化学成分的比例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从而产生出第一个活体细胞时，生命（有生命的存在不同于无生命的存在）才能开始。
用历史术语来表达这句话，就是：
“只有当种族、气候环境、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比例，或者在当前这个不算完美的世界里，接近于理想的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社会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出现。”
请允许我用几个反面例证来对此加以说明。
大脑发育只相当于穴居人的一个种族是不会繁荣的，即使在天堂也不会。
如果出生在乌佩尼维克附近的爱斯基摩人冰屋，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得盯着冰面的海豹窟窿，那么，伦勃朗就画不出旷世之作，巴赫就谱写不出美妙的乐曲，普拉克列特斯也刻画不出细致的雕像。
如果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加工厂里谋生，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生物学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一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并且生活在罗曼尼领地的偏远村庄里，他怎么也不会发明电话。
埃及是人类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气候条件优越，但是当地居民不够强壮，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政治和经济条件也比较恶劣。巴比伦和亚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闪米特人后来迁徙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山谷，他们身体强健，精力旺盛，气候条件也不成问题，但是，政治和经济环境还是比较差。
在巴勒斯坦，气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农业也比较落后，除了在亚洲和非洲之间来回过往的沙漠商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活动。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全部被耶路撒冷寺庙的僧侣所掌控，这种境况下，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个性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条件倒还不错。这里的人们很强壮，商业环境也比较好。然而，这个国家经济体系严重失衡，少数船东就控制了几乎全部国家财富，并建立起强大的商业垄断组织。所以，提尔和西顿的政权很早就落到了富人的掌控之中。穷人被剥夺了一切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逐渐变得麻木，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最终，腓尼基沦落到了和迦太基一样的境地，在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统治者的控制下，一天一天衰败下去。
简言之，在每一个早期文明发源地，总是缺乏某种必要的成功因素。
完美平和的奇迹最终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但也仅仅存续了很短时间。但很奇怪的是，当时的奇迹并没有发生在希腊本土上，而是发生在爱琴海彼岸的希腊殖民地。
在另外一本书中，我描述过那些著名的连接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连绵岛屿，来自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克里特岛的商人们自古以来就通过这些岛屿到达欧洲。经亚洲到欧洲的货物，主要在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一个叫爱奥尼亚的地方这里装运，各种思想也经这里广泛传播。
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里，这块近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小山地，被来自大陆的希腊部落征服。征服者此前已经在欧洲大陆建立起几个殖民地城邦，其中弗所、佛西亚、厄里特莱、米利都最富盛名。正是因为这些城邦的发展，最终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出现，人类文明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此后出现的文明有与之相当的，但都没有超越过它。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是十几个民族中最有活力，最有雄心的人。
其次，新旧世界之间、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第三，殖民地的官府给自由民提供机会，允许他们充分施展各自的才能。
我不提气候因素，那是因为，独自发展商业的国家，气候因素并不重要。无论天晴下雨，船舶照常修造，货物照常装卸。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结冰，暴雨也没有淹没市镇，居民们永远都不会去关注什么天气预报。
不过，爱奥尼亚的天气非常适宜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只能靠口头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公共聚集场所便成为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称得上是最早的大学校园。
在米利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人们可能三百六十天都会坐在这些聚集场所。早期的爱奥尼亚的教师们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天气条件，他们大多都成了后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有记载的第一位教师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人，他的出身有些不明。并不是说他抢劫了银行或者谋杀了自己的家人，然后从什么地方跑到了米利都。反正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或其祖先的情况。他到底是个波斯尼亚人？腓尼基人？还是日耳曼人（用有人种专家的行话来说）？抑或闪米特人？
这表明，这个位于门德雷斯河口处历史悠久的小城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这个小城市的人口组成很复杂，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人们接受自己的邻居，是根据其本人的表现，并不去仔细打探对方过去的家族历史。
本书不是关于数学史的，也不是哲学手册，因此泰利斯的推测并不属于本书的内容。不过，我想提一点，就是泰利斯认为当时的爱奥尼亚人对新思想一般都很宽容。罗马那时还仅仅是位于一条浑浊河流边上的遥远而不知名的小市镇而已。犹太人还在亚述这块土地上受奴役。北欧和西欧地区还是虎啸狼号的荒野。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了解，当时古希腊的族长们为了掠夺富有的特洛伊而渡过爱琴海后，情况都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些声名远扬的英雄只是最为原始的文明的产物。他们不过是孩子气十足的人，把生命看作是长期的、光荣的打打杀杀，充满了刺激，还充塞着摔跤和赛跑等很多事情。我们如果不是为了面包而被迫做日常工作的话，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些活动的。
这些彪悍的骑士和他们的圣灵之间的关系直接而又简单，就犹如他们每天要对待生存这个严肃问题一样。公元前十世纪，支配着古希腊人的是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这些神具有的特点都是很世俗的，和普通凡人没多大区别。人类和圣灵彼此分开的确切地点、时间和方式或多或少是一个混沌点，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即便在当时，生活在天堂里的圣灵们对在地球上来来往往的臣民所表现出的善意从来没有中断过，神与人的友谊总带有个人的、亲密的色彩。这正是希腊宗教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当然，所有的古希腊孩子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被告知，宙斯是非常强大而有力量的统治者，蓄着长长的胡须，偶尔发怒时会电闪雷鸣，就好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样。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自己可以阅读一些古老的英雄传奇故事时，他们便开始琢磨，原来自己小的时候经常听说的恐怖的神灵也有自身的缺点。现在，这些神灵却像是在参加愉快的家庭聚会，互相之间持久地玩着恶作剧，而对人世的政治纷争，他们坚决地支持自己的凡人朋友。于是，在古希腊的每一次中争斗中，都会伴随着天堂神灵之间相应的争吵。
当然，尽管存在一些人类的缺点，宙斯依然是伟大的圣灵，也是最强有力的主宰。因此千万不要触怒他，否则便会有麻烦。但是，宙斯也是“有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华盛顿的游说高手最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他很理性，只要有恰当的方式，你也很容易接近他。他有幽默感，并不把自己和所掌管的世界看得太重要。
这或许不是对于神灵最崇高的构想，但它却有独特的优点。在古代希腊人眼里，从来没有清规戒律规定什么是人们必须笃信的真理，什么是人们必须摒弃的谬误。没有现代意义的“信条”这个词语，也没有僵化的教条，也没有职业教士阶层借用绞刑架来推行这些严苛的教条。因此，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
当然，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的塞撒利安人最不尊重他们那些威严的天神邻居，而居住在偏远的拉哥尼亚海湾的伊索人则要好很多。雅典人感觉他们就在自己的守护女神雅典娜的直接庇护之下，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对女神的父亲宙斯更随意一些。阿卡狄亚人居住的山谷距离贸易通道很遥远，他们坚守自己简朴的信仰，对宗教问题上任何轻浮举动，他们都会紧锁双眉。而福基斯的公民们依靠到德尔菲朝圣的人来谋生，他们坚信阿波罗神是所有圣灵中最伟大的。阿波罗神被供奉在那里的神庙中，应该受到那些来自远方的朝圣者的特别进贡，只要他们腰包中还几个钱。
对一神的信仰后来不久就把犹太人和其他其他民族分裂开来。犹太人都生活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市，它非常强大，打败了所有的与之竞争的朝圣地，并在连续将近十个世纪保持了独有的宗教垄断地位。如果不是这样，犹太人的一神教就不可能得以维持。
在古希腊便没有这样的条件。雅典和斯巴达都没能让自己成为被认可的统一希腊的首都。它们争取自己成为首都的努力导致连年战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
毫无疑问，由这样令人敬仰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必然为独立思想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度被称作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和《圣经》并不是同一回事，它们只是普通的书籍而已，而《圣经》被看做是“那本唯一的书”。这两本书讲述的是某些传奇英雄人物的冒险故事，当时的人们把这些英雄人物看做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直系祖先。巧的是，这两本书中也包含着一些宗教方面的内容，因为，毫不例外地，圣灵们也参与了争吵，支持者某一边，他们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一门心思观看自己领地上发生的少有的精彩争斗。
然而，荷马的著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宙斯、密涅瓦以及阿波罗的启发而完成的，希腊人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两部书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漫漫的冬日长夜里阅读，真是一种享受。同时，他们也让孩子们为自己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仅此而已。
泰利斯出生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知识自由的城市，这个城市有来自各大海散发出刺鼻气味的船只，有大量来自东方的丝绸产品，有衣食无忧、充满欢笑的人们。在这个城市里，他生活过，工作过，并最终长眠于此。假如他得出的结论和他的邻居们所持有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话，请记住，他的思想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普通的米利都人或许听说过泰利斯这个名字，就和普通的纽约市民很可能知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一样。如果问一问一个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一定会回答，爱因斯坦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家伙，经常叼着个大烟斗，喜欢拉小提琴，写过关于一个男人穿越整个火车车厢的故事。一份周末报纸刊登过一篇关于这些情况的文章。
这个喜欢叼烟斗、玩小提琴的家伙抓住了真理的火花，并最终大大改变甚至颠覆了过去六百年来的科学结论。但千百万优哉游哉的市民对此根本不关心。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可能只有当他们最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定律时，才会产生一点点。
古代史的普通教科书为了消除这个难题，通常只是简单地写道：“泰利斯：米利都人（公元前640-546年），现代科学奠基者”这样的字眼。这就像我们在《米利都日报》上看到了这样的头版头条：“本地一位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的科学秘密。”
但究竟泰利斯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开辟了这条道路，并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呢？这一点我无法告诉大家。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他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之中，他的智慧也不是从其内心发展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科学领域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先驱性工作，所以，有大量现成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学术资料可供利用。
古巴比伦天象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天空的奥秘。
在金字塔中心的墓室上面叠放几百万吨岗岩之前，古埃及建筑师们就已经进行了大量而严谨的数学计算。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也已经认真研究了太阳的活动规律，他们可以预测旱季和雨季，给农民们一个准确的日历，农民可以按照这个日历来安排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
然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人，仍然把自然力量看做是某些看不见的神灵之意愿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是神灵掌管着大自然季节变更、天体的运行轨迹以及海洋的潮汐活动，就像总统的内阁成员掌管着农业、邮政和财政活动一样。
泰利斯不承认这样的观点。但是，和当时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并没有公开探讨这种观点。假如水边的商贩们遇到了日食，被这个罕见的现象吓得瘫软在地，嘴里呼唤着宙斯这个名字，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泰利斯才不会去告诉他们：任何一个懂得一点天体运行基本知识的小学生都能预测到，在公元前五百八十五年五月二日某某时间，月亮会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因此，米利都城就会出现几分钟相对黑暗的时间。
在日食发生的那天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激战正酣。双方因为突然什么也看不见而被迫停止厮杀。即便是这样，泰利斯也没有认为吕底亚的圣灵们（遵照几年前雅伦亚谷一场著名战争的先例）制造了一场奇迹，突然关掉了天庭的光亮，想让这场战争的胜利归属于他们所支持的一方。
泰利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这正是他的伟大成就）：他认为自然现象是永恒意志的具体化表现，受永恒定律的支配，完全不受那些人们根据自己模样创造的圣灵的影响。泰利斯觉得，即使那天下午没有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哈利卡纳斯的一场婚宴，日食也会照样会出现。
泰利斯根据自己的科学观察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万事万物制定了一条普遍定律。他推测（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推测）万物都起源于水，水包围着整个世界，可能从太古之初就已存在。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泰利斯亲笔写下的任何资料。很可能他曾把自己的思想用具体文字写了下来（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字母），但没有一页保存到了现在。我们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了解，依靠的仅仅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写书籍中的只言片语。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发现，泰利斯是一个商人，和地中海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下，早期的哲学家多数都是商人出身。他们是“热爱智慧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忽视这一事实，即生活的秘密只能在生活中去发现。他们认为，“为了智慧而智慧”就像“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吃饭而吃饭”一样危险。
在他们看来，拥有特殊品行的人类，无论是好是坏，都是所有事物的最终衡量尺度。因而，他们在闲暇时间耐心地研究人类这个特殊生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自己去设想人类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使他们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的同胞，与试图为同胞们指明通往太平盛世的捷径相比，这样的影响力大得多。
他们很少定下一成不变的行为准则。
通过他们个人的榜样力量，他们试图证明，对自然力量的真正理解，会带来内心的平和，而这正是幸福所在。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获得社会的理解，可以自由地学习、探索、研究，甚至被允许进入一些通常认为是专属于神灵的领域。作为坚持这一真理的先驱人物之一，泰利斯奉献了毕生精力。
泰利斯把希腊人心中的完整世界拆卸开来，对每一片都进行了认真审视，公开质疑过创世纪以来公认的事实和理论。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允许安详地在自己的床上离开了世界。或许曾经有人叫嚷要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承担责任，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历史记载。
这样的道路一经他开启，便有很多热心的追随者。
例如，克拉左美奈的阿纳克萨哥拉，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小亚细亚，来到了雅典，之后还在希腊的很多个城市生活过，做“诡辩家”和私人导师。他专注于天文学和其他一些领域研究，他认为太阳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圣灵驾驭的天庭战车，而是一个红色的火球，这个火球不知要比整个希腊大多少千万倍。
他并没有因此遭什么殃，天庭也没有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而用雷电劈死他。于是，他的理论研究又进了一步，并大胆地认为，月亮表面有高山，也有山谷。最后他甚至暗示，从创世之初就存在某种“原始物质”，这种原始物质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终。
但是，他之后的许多科学家们发现，阿那克萨哥拉探讨的是一个危险领域，因为他研究的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天体，普通的古希腊人并不介意哲学家们如何称呼它们。但是当这位教授认为万物发源于一种模糊的“原始物质”，他确实走得太远了。这样的结论，与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是相反的。这个故事说，是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大洪水之后把小石头变成男男女女，重新繁衍了人类。否定这个最神圣的连古希腊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故事，对一个既存社会的安定是最危险的，会让孩子们对先人的智慧产生莫大的怀疑。这可是绝对行的。因此，阿纳克萨哥拉成了雅典父母联盟激烈攻击的目标。
在君主共和国的早期，城邦的统治者很容易保护那些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免受阿提卡农民的愚蠢反对。但是，雅典这时的民主制度已相当完备，个性自由也早已今非昔比。而且，作为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得意门徒，伯利克里在当时已经失宠于大多数人。因此，治罪阿纳克萨哥拉，被看作是反对城邦旧独裁者的政治运动而受到欢迎。
一个名叫迪奥菲特斯的教士，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行政区长官，曾经制定了一部法律。按照这部法律，那些不信仰既有宗教或对神圣事物持有自己理论者，要立即起诉。由此，阿那卡萨哥拉被投入了监牢。然而，城市的正义力量最终占了上风。阿那卡萨哥拉在交了一点儿罚款之后，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他来到小亚细亚的拉姆普撒科斯，尽享天年，名与天齐，最终于公元前四二八年与世长辞。
他的境况表明，官方压制科学理论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尽管阿那卡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他的思想却得以广泛传播。大约两个世纪以后，引起亚里士多德的注意，并以此作为自己科学理论的基础。让人欣喜的是，经过近千年的黑暗之后，伟大的阿拉伯医生阿威罗伊又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进行传播。同时，他结合自己的观察研究，把这些理论写入了专著。这些专著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了法国巴黎和布伦的大学，在那里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西欧人和北欧人广泛接受了专著里的观点。到今天，这些专著成了科学入门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像乘法表一样有用。
我们再回到阿那卡萨哥拉的话题上来。他受到审判后的一代人时间里，希腊科学家们被允许讲授与大众信仰存在分歧的观点。接下来，在公元五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另外一起事件发生了。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一个叫做普罗塔格拉的人。他是一个云游四方的教师，来自阿布德拉，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北部的爱奥尼亚的一个殖民地。这个地方是“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德谟克利特认为，只有以最小的痛苦给社会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人们把他当做极端分子，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置于警察的长期看管之下。
普罗塔格拉深受这种学说影响。他后来到了雅典，经过多年研究学习，他宣布：人类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如此短暂，因此不应该浪费有价值的时间去探讨神灵存在与否，而应该把精力用于使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快乐这个目标上来。
当然，这种论述说到了问题的根本，注定比其他任何说法和文字都更容易动摇人们对神灵的信仰。而且，这个学说产生于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危急时刻，在经历了长期的战败和瘟疫之后，人们处于极度绝望之中。非常明显，此时不该质疑神灵的超自然力量。普罗塔格拉因宣扬“无神论”而受到指控，并被要求向法庭承认罪错。
伯利克里本来是可以保护他的，可他已经去世。尽管普罗塔格拉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并不想因此而殉道。
普罗塔格拉逃跑了。
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出事了，可能他被大海吞没，从此，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狄亚格拉斯是另外一个雅典人恶意相待的受害者。其实他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对神灵怀有抱怨，是因为在一次法律诉讼案件中，神灵没有支持他。他觉得自己很冤屈，长期闷闷不乐，最终精神变得有些错乱，嘴里经常说一些亵渎神灵的话。而在当时，希腊北部的人非常相信神灵。因为这个不合时宜的行为，他被处以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的地方，这个可怜的家伙居然伺机得以逃脱。他去了科林斯，此后一直痛斥那些奥林匹亚的死敌，并最终死于自己的暴怒脾气。
接下来这个案例，是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最能表明希腊人的不宽容，那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人们为了说明世界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或雅典人并不比以前的人们心胸更开阔的时候，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总要被牵扯进来，作为古希腊人专横跋扈的有力证据。但是，通过对这个事例的全面研究，我们终于知道，这位辉煌而令人恼怒的街头演讲家长期的、未经波折的学术生涯，便直接证明了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是推崇学术自由的。
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普通人坚信有很多神灵存在，苏格拉底便说自己就是“神”的代言人。尽管雅典人还不知道苏格拉底所说的“神”的真正含义，他们却非常清楚，他对邻居们一心信仰的神灵的态度有些欠妥，对已有的规矩也不尊重。最终，执政者杀害了这位老者，尽管他的神学理论似乎和这个审判结局没有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石匠。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境贫寒，苏格拉底没有去过什么正规学堂上学，因为哲学家们很现实，教授一门课程收费就要两千块钱。而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学问，研究没有用的科学现象，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一个人要让自己有良心，有理性，没有什么几何知识也能做到，同样，懂得行星和彗星的运行规律，对拯救灵魂也并非必要。
这个衣着朴素、鼻子塌陷、相貌平平的小个子家伙，白天和那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在街头的角落里斗嘴，晚上则要恭恭敬敬地聆听妻子的唠唠叨叨。他是个参加过很多场战争和远征的老兵，曾经当过雅典参议院的议员，但最终从众多教师中被挑了出来，因自己的观点而遭受惩罚。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们需要了解，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做着痛苦但非常有益的工作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
在他的一生中，苏格拉底试图向他周围的人们证明，他们在浪费时机，他们过着空洞无味的生活，他们把太多时间放在了无聊的欢乐和徒有虚名的胜利上，浪费了伟大而神秘的神灵赋予他们的神圣天赋，把这些天赋用在了短暂的胜利和自我满足上。他坚信人类的崇高使命，打破了所有旧哲学的界限，他甚至比普罗塔格拉走得还要远。普罗塔格拉宣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提出，“人的无形的良知是（或应该是）衡量万物的终极尺度，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神灵。”
苏格拉底的这些话，是在决定其命运的法官面前说的。不论赞同还是不赞同，对任何听众来说，这样说都是大快人心的。
苏格拉底说，“地球上没有人有权规定他人应该信仰什么，也无权剥夺他人的思想自由。”他还说，“假如一个人具有良知，即便没有朋友的支持，没有金钱，没有家人，也没有房子，他一样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人们如果不能看清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就不太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必须给人们充分自由，让他们在不受任何权威干涉的情况下，探讨所有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对一个正在受审的人来说，这是错误时刻做出的错误陈述。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古希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无休止的纷争。苏格拉底属于“温和派”，他看到了两种政府体系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建立一种折中制度来满足所有理性的人们。当然，他的想法在两方都没有受到欢迎，但此时双方势均力敌，所以，没有时间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最终，在公元前403年，民主派完全控制了整个希腊，赶走了贵族统治者，苏格拉底成了一个注定要完蛋的人。
苏格拉底的朋友知道了这些，他们建议苏格拉底赶快离开这座城市，这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
苏格拉底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反对者。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他一直都是那种直言不讳的“专栏作家，”一个非常聪明而又爱管闲事的人。他的爱好就是，揭露那些自认为是雅典社会栋梁的伪善者。结果，人们都都知道了苏格拉底这个人，他的名字也因此在古希腊东部家喻户晓。如果苏格拉底早晨说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晚上就会传遍全城。有人专门编写了关于他的戏剧。最后他被逮捕而关进监狱的时候，整个阿提卡城没有一个人不熟悉他一生的各种经历和传奇轶事。
那些在审判苏格拉底起着主要作用的人都确信，他们为这个城市除掉了一个高度危险的知识分子，此人的说教在奴隶中只能引起不满、怠工和犯罪。
非常有趣的是，即便在这种场合下，苏格拉底仍然凭借其口若悬河的辩护，让陪审团多数成员支持释放他。他们提出可以赦免苏格拉底，只要他能停止他那可怕的争吵、辩论和说教。简言之，就是要他离开他的邻居们，不再干涉他们钟爱的偏见，不再用无休止的质疑去打扰他们。
可是，苏格拉底没有听从那些人的话。
他高呼，“绝不可能！只要我的良知和我内心的微弱声音还能驱使我前进，并为人们指明真正的理性之路，我一直会拦住碰到的每个人，无论是谁，我将对他说出我的思想，不管后果如何。”
后来，法庭只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法庭给苏格拉底三十天时间暂缓执行死刑，因为去德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回，按照雅典的法律，圣船返回前不能执行死刑。这一个月里，这位老人一直静静地呆在牢房里，试图完善其逻辑体系。尽管他多次有机会能够逃脱，他都拒绝那样做。他不枉此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有些累了，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直到行刑前，他都在和朋友聊天，用自己所坚持的的理论教导他们，希望他们能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接着，他喝下了一杯毒药，平静地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争论也因此嘎然而止。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的门徒们因为公众的愤怒难以平息而感到恐惧，他们觉得还是暂时不去那些以前的活动场所为好。
后来，一切安然无恙，他们又重返原来的职业，继续讲学，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
同时，这个城市也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过去五年了，这场斗争中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人。
这完全是一场体力胜过脑力的胜利。不用说，这场胜利维持不了多久。斯巴达人没有留下任何值得铭记的东西，也没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什么贡献。他们以为，当对手的城墙被攻陷，船队剩下寥寥无几的时候，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雅典人的头脑一点也没有失去往日的智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十年，历史悠久的比雷埃夫斯港就恢复了船只来来往往的壮观场面，这些船只来自世界各地，雅典将军又一次统帅希腊联合舰队，开始了战斗。
而且，尽管伯利克里的努力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但是他还是公元前四世纪让雅典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就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在罗马、西班牙和非洲，谁要是有钱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都会因为能让孩子到雅典卫城的学校去而感到自豪。
古代社会的人们对“存在”问题总是十分严肃的，我们现代人或许对此很难正确理解。
在作为异教文明敌人的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有了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普通的罗马人或希腊人都是没有道德的家伙，他们只会肤浅地尊崇一些神灵除此之外就是吃吃喝喝，大杯大杯地喝萨勒诺酒，听着埃及舞女的温柔细语。有时候，他们开赴战场，杀戮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达契亚人，完全把流血看成是游戏。
当然，在古希腊有很多靠战争发财的商人和军事供应商，古罗马更是如此。他们积累了很多钱财，根本不顾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述的什么道德原则。他们很富有，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或者会被看做那个时代值得赞扬的文明代表。
我们挖掘了以巴弗提住所遗址，他曾经伙同他人帮助尼禄掠夺过罗马及其殖民地，因而发了大财。看着这个投机商用不义之财修建的拥有四十个房间的宫殿废墟，我们只能摇头兴叹，“真是太堕落了！”
之后，我们坐下来阅读埃皮克提图的著作，他曾经是以巴弗提这个恶棍的奴仆，我们觉得自己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尚精神在一起。
我知道，人们聊天时，喜欢对邻居和其他国家一概而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哲学家埃皮克提图，和势利之徒埃帕菲罗迪图一样，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真正代表。两千年以前，人们追求至善至美的愿望丝毫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今天所追求的至善至美和那个时候的完全不相同。本质上它只是欧洲人的产物，和东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建立这种信念并把它奉为最高尚理想的所谓“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逐渐发展了一种生存哲学。假如我们认同，良知和简单诚实的生活，加上健康的体魄和稳定而充足的收入，是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障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存哲学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不会过多关注灵魂会何去何从。他们只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是一种很特殊的哺乳动物的，因为他们善于运用知识而高踞于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物。假如他们也经常提及神灵的话，他们使用这个词语就如同我们使用原子、电子和以太等词汇一样。万物起源要有一个名字，但是，埃皮卡提图所说的“宙斯”含义未定，犹如欧几里得几何里的X或Y，数值可大可小，并不确定。
那时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生命，其次才是生存和艺术。
因此，他们按照源于苏格拉底的推理方法，研究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有时候，他们因为狂热追求完美精神世界，而走向荒唐的极端，这很令人遗憾，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古代教师中，只有一个人是因追求完美世界，而宣扬不宽容学说的，他就是柏拉图。
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曾经是苏格拉底的爱徒，实际上是苏格拉底思想的实际执行者。
柏拉图以徒弟身份搜集整理了全部苏格拉底的所说所思，并把它们编成对话录，这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苏格拉底全书》。
做完这项工作，柏拉图开始详尽说明苏格拉底理论中某些晦涩模糊之处，并用一系列精彩的论文为之做注解。后来，他还开设了很多课程，来传播苏格拉底的正义和公正思想。
在这些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心全意而又无私奉献的精神，堪比圣保罗。但是圣保罗的日子总是处于冒险和危险之中，经常要东奔西走，把福音带到地中海周边各地。柏拉图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舒适的花园座椅，他让世人来到自己身边。
优越的家世背景和拥有个人财富让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首先，他是一个雅典公民，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刚一到法定继承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富，足以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后，他的口才如此了得。只要能听几堂柏拉图大学的课，人们非常愿意来到爱琴海。
还有，柏拉图非常喜欢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当过兵，但对军队没有特殊兴趣。他喜欢室外运动，是一个优秀的摔跤手，还擅长长跑，但在比赛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好成绩。和其他的青年人一样，他喜欢旅行，渡过爱琴海，去过埃及，和他那著名的外祖父梭伦一样。后来，他返回了家乡，在五十年时间里，在位于雅典郊区的克菲索斯河岸边一座景致宜人的花园阴凉角落里，他平静地讲授着他的理论，这里被称作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起初是一个数学家，但渐渐地转向了政治学研究，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府模式奠定了基础。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信仰人类稳定进化过程。他教导说，人类总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慢慢发展的。世界也从美好的群体产生出美好的制度，从美好的制度产生出美好的思想。
这些内容写在书面上确实很动听。但是，当柏拉图为了他的完美国家试图设计某些特定的原则时，他追求公正的热情和追求正义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其他的一切他都不去思考。他的共和理念，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臆造者看做是人类的完美终极形式。它是非常奇特的国家形式，准确地反映了并将继续反映那些退役上校们的偏见。这些人一直安享个人收入，周旋于上流社会，根本不信任下层社会的人，生怕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地位”，试图分享本该属于“上流社会”的那些特权。
令人遗憾的是，柏拉图的书籍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受到了极力推崇，著名的共和理念在他们手中成了一个抵制宽容精神的强大武器。
这些有学问的学者们似乎忘记了，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条件和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绝不是一个虔敬的人。他总是藐视祖先尊崇的神灵，认为他们是行为粗野的马其顿乡巴佬。他对史书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中神灵的丑恶表现深感羞愧。但当他年纪大了，常在自己的小橄榄丛林中坐着思考问题，小城邦国家之间愚蠢的争吵，越来越让他感到出离愤怒。同时他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最终失败。于是，他越来越确信，某种形式的宗教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必要的，否则他想象中的共和国不久将陷入极度混乱。他因此坚持认为，立法机构应该建立起一套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明确行为规则，并通过死刑、流放、监禁等强制自由民和奴隶遵守这些规则。这似乎和宽容精神及良心自由格格不入，而这二者曾经是苏格拉底为之英勇奋斗的。可这正是柏拉图的用意所在。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勇敢的人，而柏拉图则害怕现实，他逃离丑陋的世界躲进了自己的梦想王国之中。他当然清楚，他的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时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是想象之中的还是现实之中的。集权统治的序幕已经开启，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会合并成一个大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沿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岸边。
当征服者的魔爪伸向这块古老土地上桀骜不驯的民主城邦时，希腊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人。他让整个世界对已经消亡的古希腊人，永远心存感激。
我所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掌握了很多他那个时代人们尚未知晓的知识，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籍成了人类世代相传的知识来源。此后连续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在这里获取他那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
十八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离开自己在马其顿的家乡，来到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毕业之后，他在很多地方开展讲座，直到公元前336年才返回雅典。回到雅典后，他在阿波罗·莱西由斯神庙旁的花园里开办了一所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吕克昂学府，不久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非常奇怪，雅典人根本不赞成在希腊开办更多的学校。雅典在商业地位上渐渐失去了以往的辉煌，人们逐渐迁徙到了亚历山大和马赛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城市。剩下的要么是穷人，要么是懒惰者，无法离开。这些人是一些思想守旧的自由民残余分子，他们曾经给这个饱受苦难的共和国增添过荣耀，也是导致共和国毁灭的人。他们更不支持柏拉图学园里的那些举动。在柏拉图死后十多年里，他最著名的学生回到了雅典，公开讲授骇人的世界起源理论和圣灵非万能的思想。这些守旧者不断摇头，嘴里嘟哝着恶毒的话，骂他不该把他们的城市变成思想自由和不信仰神灵的地方。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的话，他们一定会迫使他离开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很明智地隐藏了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眼睛近视、身体略胖的绅士以博览群书、衣着考究而闻名，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也很有影响力，可不是几个雇来的小无赖就能把他赶出城的无名教师。他是马其顿皇室御医的儿子，他和王室的孩子一起长大。而且，他一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皇子的私人教师，他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陪伴在年轻的亚历山大身边。因此，他和亚历山大关系密切，并赢得这位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情和保护。在亚历山大前往印度前线督战期间，掌管古希腊各省事务的摄政王也对其呵护有加，唯恐皇帝陛下的亲密朋友受到什么伤害。
然而，没过多久，亚历山大阵亡的消息就传到了雅典。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就有些危险了。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和经历，不愿意遭到同样的命运。和柏拉图一样，他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在一起。但是，他不喜欢民主政体，更不相信普通民众掌管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当雅典人突然大发雷霆，赶走了马其顿帝国守备部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已经渡过埃维厄海峡，并在卡尔克斯安顿下来。后来，他长眠在了卡尔克斯。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雅典被马其顿人重新征服，并为自己的不驯服受到应有的惩罚。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后，已经很难发现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为不尊重神灵是基于什么样的根据。但在有众多多业余演讲家的国度里，他的案子必定会和政治搅合在一起。人们不欢迎他是因为他蔑视一些地方政客，而不是因为他散播了什么令人震惊的雅典会遭到宙斯报复的新异端邪说。
这些并不重要。
独立的城邦共和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不久，古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的欧洲遗产，希腊成了罗马帝国的领土。
接着，所有的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全盛时期的希腊人要宽容得多。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想，只要他们不去质疑政治权宜之策的原则，因为自古以来，这些原则便是罗马帝国和平繁荣赖以存在的基础。
尽管如此，激励着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理想，与伯利克里的追随者所尊崇的神圣理想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们把宽容置于某些确定结论的基础之上，他们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和深思熟虑才得出了这些结论。而罗马人觉得自己不用研究就能得出结论。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并对此感到自豪。他们只对实际事务感兴趣，是很务实的人，对理论有着根深蒂固的蔑视。
如果其他人把下午的时光都花在橄榄树下，讨论政府理论或者月亮对朝夕的影响，就让他们这么做好了。
如果更进一步，他们的知识能够应用于实践，就会更加引人注意。否则，和音乐、舞蹈、厨艺、雕塑和科学一样，哲学探讨最好留给希腊人或者其他外族人。仁慈的朱庇特创造了这些外族人，就是为了向世界提供根本不值得罗马人去关注的东西。
同时，罗马人则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管理他们日益扩大的领土上。他们要训练必要的步兵和骑兵来保护他们的边疆地区，勘察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道路，还要投入精力来维持五百多个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安宁。
让我们把荣耀给予那些应该给予的人。
罗马人做事全面而细致。他们建立的行政结构体系，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成就。只要缴纳必要的税收，表面上遵守他们罗马主人制定的行为规范，那些部落子民就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信或不信什么，都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某个神庙里的全部神灵，无论怎样都无关紧要。但是，不论人们选择什么信仰，这个大帝国的成员必须永远牢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所以成功，有赖于普遍实践了“待人宽容如待己”的原则。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邻居或同一个城市中陌生人的事情。即使他们认为自己的神灵受到了侮辱，也不得去官府那里寻求什么公道。诚如提比留皇帝在一次纪念仪式上所说，“因为，假如神灵们认为自己蒙受了什么冤屈的话，他们一定会自己解决的。”
依据这样几句安慰的话，所有类似的案子法庭都可以不受理。人们被告知，不得把他们的私人意见带到法庭上去。
如果一些卡帕多奇亚商人决定在歌罗西人那里定居，他们有权利把自己的神灵带来，在歌罗西建立自己的神庙。如果歌罗西人出于同样的理由搬迁到卡帕多奇亚，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必须给予同样的信仰自由。
我们经常听人说，罗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宽容态度，是因为他们对歌罗西人、卡帕多奇亚人，以及居住在拉丁姆以外的其他野蛮部落，都同样蔑视。这或许是真的，但我并不清楚。但事实是，五百年来，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着一种彻底的宗教宽容。罗马人练就了一种治国本领，它以最小的摩擦，取得最好的实际效果。
对于很多人来说，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实现，相互容忍的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永远，至少，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帝国是如此。
罗马曾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毁掉了自己。
在成百上千个战场上，到处是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近五百年中，罗马帝国的精英们，都将他们的聪明才智浪费在了从爱尔兰海到里海的庞大殖民帝国的繁杂行政事务上。
问题开始出现了。
罗马人身心疲惫，要完成由一个城邦统治整个世界的任务似乎不太可能。
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民众对帝国的生活感到厌倦，没有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拥有了郊区住宅，城市住宅，华丽的游艇和马车。他们能想到的东西全有了。
他们发现自己拥有了世界上的所有奴隶。
他们尝遍了山珍海味，他们见多识广。
他们周游列国，品尝各种美酒，与从巴塞罗那到非比各地的女人谈情说爱。世界上的各种书籍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都有收藏，他们的房间里挂着最好的油画作品，宴席中有世界各地最好的乐师演奏乐曲。至于小孩儿，会有最好的教师给他们讲授各种知识。终于，所有的吃喝都失去了原有味道，所有的书籍都变得枯燥无味，所有的女人也没有了魅力。生存本身变成了负担，很多人只要有体面的机会就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们只剩下一点点安慰，那就是对未知的、不可见的天堂的期待。
过去的神灵，多年前就已经逝去。聪明的罗马人不再相信那些关于朱庇特和密涅瓦的愚蠢童谣。
哲学体系包括享乐主义学派、禁欲主义学派（斯多葛）以及犬儒学派，这些学派都宣扬博爱、自我否定以及无私的美德。
但这些东西过于空泛。它们充斥于街头书店随处可见的齐诺、伊壁鸠鲁、埃皮克提图、普鲁塔克的书籍中，听上去还蛮有道理的。
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纯理性精神食粮缺乏必要的营养成分。罗马人开始大呼，要寻找一种可以添加在精神食粮中的“情感要素”。
因此，纯粹的哲学宗教只能吸引很少一部分民众，他们都属于上层社会，享有在优秀的希腊教师那里单独受教育的特权。
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些经过精心梳理的哲学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已进步到这样一个程度，即认为很多古代神话都是粗俗、轻信的祖先们幼稚的捏造。但是，他们还不可能像那些所谓的知识层次较高的人，否定某个或全部神灵的存在。
因此，他们便做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不求甚解的人都会做的举动。他们表面上对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灵表示他们的尊崇；私下里，他们为了寻求舒适和幸福，则会在众多神秘宗教中选择其一而顶礼膜拜。二百年来，那些神秘宗教在台伯河岸边的这个城市中受到非常热诚的欢迎。
我上面用的“神秘”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它最初的意思是指人们“秘密”加入的集会。集会的男女都要“守口如瓶”，不能泄露最神圣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只有集会的真正成员才知道，它们就像大学兄弟会的手法或者海洋鼠独立修道会的神符一样把大家拴在一起。
然而，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神秘教理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一个教派，或一座教堂。假如古希腊人或罗马人离开长老会教堂去了基督教教堂，他一定会对周围的人说，他去了“另外一个神秘教理”。因为“教堂”、“礼拜堂”、“主的殿”等词汇都是相对较近才有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本不知道。
如果你对这个方面特别感兴趣，希望了解罗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就买一份下个星期六的纽约报纸吧！任何一种都可以。你会在报上发现四五个栏目中关于新教义、新宗教的广告，发布者来自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等很多国家，他们都承诺健康、富裕和拯救灵魂。
罗马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的都市，充斥着各种外来的和本地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不可避免地会这样。从小亚细亚北部苍松翠柏覆盖的山坡上传来了西布莉教派。弗里吉亚人尊崇西布莉为众神之母。弗里吉亚人对西布莉的崇拜导致一些不得体的情感发泄，于是罗马官方不得不关闭各地的西布莉神庙，并最终通过一项严厉的法律，禁止宣传任何鼓动人们酗酒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的信仰。
在埃及这块矛盾而神秘的古老土地上，曾经产生了几个奇异的天神，如欧塞利斯、塞拉皮斯、伊希斯等。罗马人对它们就如同对阿波罗、德墨忒耳和赫尔墨斯一样熟悉。
至于古希腊人，他们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建立在美德之上的，由抽象真理和实用行为法典构成的基本体系。现在，他们又给异国人提供了“阿提斯”、“戴奥尼索斯”和“阿多尼斯”等神灵。这些神灵在公共道德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一些质疑，然而，却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腓尼基商人在一千多年时间里，经常光顾意大利的港口，因此，罗马人也对他们的圣灵巴力及其妻子阿斯塔蒂非常熟悉。为了阿斯塔蒂这个奇特的人物，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还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地带建造了一个朝圣地，让所有的忠实臣民大为惊恐。在争夺地中海最高统治权的漫长过程中，这位令人恐惧的女神，被公认为迦太基城的保护神。后来，她在亚洲和非洲的神庙被破坏后，她又以非常受人尊崇的基督教圣徒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但是，所有神灵中有一位最重要，因为他受到军队士兵们的热烈欢迎。到现在，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头的罗马帝国边境线的废墟下，仍能找到他的破碎的神像。
这就是伟大的密特拉斯。
密特拉斯是古代亚洲掌管光、空气和真理的神灵。在我们的祖先占据了里海平原地区肥沃的牧地，并准备在后来被称做“欧洲”的山川谷地定居下来前，密特拉斯就已在里海低地平原接受人们的膜拜了。我们的祖先相信，这个神灵赋予人们各种吉祥事物。他们还认为，世间的统治者是完全依赖于他的强大意愿，才得以施展他们的统治权力的。他周围永远围绕着天火。作为他神圣恩惠的象征，他有时候会把天火赐予一点给那些将要完成重要使命的人。如今他早已经不存在了，人们也忘记了他的名字。然而，那些中世纪的善良圣徒头上的光环，仍会让我们想起在几千年前，教堂还没有产生时的一个古老传统。
他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但是，我们很难准确描述和了解他的生活经历，这是有其原因的。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仇视密特拉斯。在他们内心深处，印度神灵是他们真正的对手，因此，他们竭尽所能消除所有能够让人们想起密特拉斯存在的事物。终于，他们拆除了所有密特拉斯的神庙，关于这个宗教的一点儿文字记录也没有留下，尽管它曾经在五百多年里广受罗马欢迎，就像今天的美以美教派长老会在美国广受欢迎一样。
然而，在对几个亚洲遗址的研究和一些废墟的挖掘中（在炸药发明之前，这些废墟还没有遭到彻底破坏），我们能够克服一些不利条件，并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有趣的神灵及其代表事物的比较准确的看法。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密特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出生。当他还躺在襁褓里，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开始敬拜他，常用礼物逗他开心。
在他很小的时候，密特拉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其中很多让我们想起那些赫尔墨斯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让赫尔墨斯成为了希腊儿童最喜欢的英雄。但是，赫尔墨斯经常很残酷，密特拉斯却总是做好事。有一次，他和太阳比赛摔跤，结果他打败了太阳。但他对胜利表现得很大度，太阳和他成了兄弟，人们经常分不清他们谁是谁。
当邪恶的神灵想用干旱消灭人类的时候，密特拉斯用弓箭射向了一块石头。瞧呀！汩汩的水流向了干旱的大地。恶神又想用可怕的洪水消灭人类，密特拉斯知道以后，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早早上了一艘大船，把他的亲戚和牲畜都带上。这样，人类躲过了灭种之灾。直到后来，在竭尽所能把人类从自己酿造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后，他被召回天堂，一直掌管着公正和正义。
如果有人想加入密特拉斯教派，必须要经过一个复杂的仪式。入会人必须吃一些面包、喝一些酒，以纪念密特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共进的一次著名晚餐。而且，他还要接受洗礼，还得做许多其他事情，这在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这种宗教形式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绝迹了。
在这个群体中，所有信徒之间都是绝对平等的，他们在同一个神坛面前祈祷，唱同一首圣歌，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同庆祝密特拉斯的生日。每周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现在仍称做“太阳日”（星期天）这天，他们停止一切工作来纪念神灵。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会被摆放成一排，等待最后审判，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就被投入炼狱的烈火中。
这些不同宗教的延续，以及密特拉教在罗马士兵中的广泛影响，表明了人们对宗教并非漠不关心。实际上，早期的罗马帝国一直在焦躁不安地寻求一种满足民众情感需要的东西。
早在公元前四十七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艘小船从腓尼基出发前往佩尔格（佩尔格是通往欧洲大陆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没有携带什么行李。
他们是保罗和巴拿巴。
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但是，其中一人拿着罗马帝国发放的通行证，通晓非犹太教世界。
这是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航行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