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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五二七年，査士丁尼成了东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从斯科普里来，那里是上一场战争中双方激烈争夺的铁路枢纽）不喜欢“书本知识”。在他的命令下，古代雅典哲学学派最终被压制了。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神庙，这座神庙在新的基督教僧侣侵入尼罗河谷之后的好几百年里，一直正常开展着宗教事务活动。
这座神庙坐落于一个叫做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上的第一个最大的水坝很近。自从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这座神庙一直是供奉伊希斯女神的地方。让人惊异的是，当她那些非洲、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们都已不幸消亡后，这位女神却得以幸存。直到公元六世纪，这个小岛仍是唯一能够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地方，为数不多的僧侣们在这里从事着那些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人所忘记的活动。
现在，按照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无知农夫的命令，这座神庙和附近的学校被收归国有，各种雕像和画像都被送进了康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僧侣和象形文字大师们被投入了监牢之中。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位由于饥饿和没人照理而死去的时候，古老的象形文字绘写手艺变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扼腕叹息。
假如査士丁尼（愿灾难降临于他！）手下留情一些，在某种文学的诺亚方舟里留下几个象形文字大师，那么历史学家的工作任务就会容易很多。因为，尽管我们现在能再次拼写出那些奇怪的埃及文字，这完全要归功于天才商博良，但是，我们要想理解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人的内在含义依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种现象在古代其他民族国家同样出现过。
那些蓄着厚厚胡须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写满宗教文字的砖块，当他们虔诚地呼喊“有谁能真正理解上天众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不断祈求着神灵，竭力阐释其律令，他们将神灵的律令刻在最神圣的城市中心的大理石柱上，那么，对这些神灵，他们内心是怎样看待的呢？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非常宽容，鼓励教士们研究上天，探索陆地和海洋，而同时，他们又是最残酷的刽子手，对那些违犯了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节的人们施以可怕的惩罚。
直到今天，我们一直无所知晓。
我们去尼尼微探险，我们在西奈半岛的沙漠里挖掘，我们破译绵延数里的楔形文字碑文。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全力以赴地寻找着开启这个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然后，完全出于偶然，我们发现这个智慧宝库的后门居然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神奇的地方。
然而，这个方便的大门并不在我们附近的阿卡德或者孟菲斯。
这扇神秘的大门位于丛林的深处，一般人难以到达。
它被异教徒神庙的木支柱所遮挡着。
我们的先人们为了更方便地劫掠，开始跟那些他们乐于称作“野人”或者“蒙昧者”的人打交道。
这样的接触和交往自然不会令人愉快。
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们误解了白人的意图，他们高举着长矛和弓箭，迎接这些来访者。
来访者用枪弹回击。
从此以后，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了平静和无偏见的思想交流。
这些蒙昧者总是被描绘成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游手好闲者。他们崇敬鳄鱼和枯死的树木。他们受苦受难就是活该。
到了十八世纪，人们觉醒了。让·雅克·卢梭开始带着隐隐的伤感情绪思考世界。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深受其思想之影响，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
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成了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种种美德的真正代表，而这些美德已经被三千年腐朽的文化制度剥夺殆尽。
今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有了更多的知识。
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就像研究被驯化的高级动物一样，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原始人类跟驯养动物差不了多远。
在很多情形下，努力会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要不是得到上帝的恩惠，野蛮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通过仔细研究野蛮人，我们逐渐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人类社会。对野蛮人的全面认识，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奇特的被掩藏的人类天性。我们人类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了薄薄一层礼仪习俗的外壳，那些天性都藏在这层外壳之下。
与原始人相比并不能总是让我们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对我们已经脱离的生存条件的认识，以及对人类所取得的成绩的赞赏，只会给我们以新的勇气来面对手头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什么的话，就是让我们给自己那些落伍的远亲以更多的宽容。
这并不是什么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部关于宽容主题的书籍。
但是，宽容是一个相当宽泛的主题。
偏离的诱惑很大，一旦我们离开常道，天知道我们在哪里落脚和停留。
因此，我想用较长的篇幅来特别说明我所说的宽容的真正含义。
语言是人类最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发明之一，所有的概念注定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谦卑的学子最好求助于权威的书籍，这样的权威书籍应是大多数说本书所用语言（英语）的人所接受并看作定论的。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第1052页上面写道：宽容就是允许他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耐心、无偏见地容忍别人不同于自己的或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与行为。
或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就此书而言，我遵照《大英百科全书》关于“宽容”的解释。
既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原则，无论是好是坏，我还是要回到关于野蛮人这个话题上来，并告诉大家我在研究有文字记载的早期社会关于“宽容”的观点时有何发现。
人们至今仍然普遍认为，原始社会结构比较简单，语言也仅仅是一些很简单的嘟哝声。原始人类拥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这种自由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渐渐消失。
在过去五十年里，探险家、神职人员和医生在对中部非洲部落、非洲极地部落以及波利尼西亚部落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情况恰恰完全相反。原始社会也是相当复杂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语言也同样有规范、时态、词性变化，甚至比俄罗斯语或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类不仅仅是现时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就是悲惨的生灵，他们在恐惧中生活，在恐惧中死亡。
这似乎与那副人们更熟悉的画面大相径庭，在这样的画面里，勇敢的野蛮人在大草原上快乐地奔跑着、寻找水牛和战利品。不过，这更接近事实。
怎么可能有别的情况呢？
我读过很多关于各种奇迹的书。
但是，有一种奇迹被忽略了：人类得以生存的奇迹。
这种最没有防御能力的哺乳动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在与细菌、野兽、严寒、酷暑的对抗中保存自身，并最终成为万物主宰的？在本章中，我并不想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切。
为了能够延续下去，在复杂的部落里，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个性。
原始社会被一个信念所统领，那就是超越一切的生存愿望。
生存万分艰难。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其他所有的想法都要让位于这个最高要求——生存。
个体并不是那么重要，部落高于一切。部落就像游荡的堡垒，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了自身的安全，严格地排他。
但是，问题比这复杂得多。我刚才所说的也仅仅适用于有形世界。在早期社会里，有形世界相对于无形领域而言，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并不能理解因果定律。
如果我在毒葛上面坐了下来，我会责骂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我会请来医生，并让我的小儿子马上除掉毒藤。我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告诉我，毒葛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物来止痒，除掉毒葛就能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痛苦的事。
真正的“野蛮人”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他根本不会把皮疹和毒葛联系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无法摆脱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他逝去的首领成了神灵，逝去的邻居成了鬼魂，他们依然是这个部落的“隐形”成员，陪伴着部落的每一个人。这些魂灵依然和他同吃同住，为他看守门户。他总是需要考虑，应该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呢，还是去赢得他们的友谊。稍不注意，他立刻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取悦所有的魂灵，总处于恐惧之中，担心他们有一天会报复自己。
于是，他不是把一些不寻常的的事情归结于本来的原因，而是把它看做不可见的神灵的介入和影响。当他发现身体上的皮疹，他不会说，“该死的毒葛！”而是内心嘀咕，“我冒犯了神灵，这是神灵在惩罚我。”然后他会跑到巫师那里，不是去拿药膏解毒，而是要一张护符，这张护符要比震怒的圣灵（并不是毒葛）强加给他的魔咒更强大。
至于引发他痛苦的毒葛，他却任由它好好地长在那里。假如碰巧一个白人带着一桶煤油来烧掉了这些毒葛，他还会责骂别人多管闲事。
一个社会如果把所有的事都归因于“隐形”神灵的直接干涉，那么，这个社会能否延续，便很自然地依赖于人们是否恪守那些用以平息神灵怒火的律令。
按照“野蛮人”的逻辑，这样的律令是存在的。他的先人早已经为他设计好这些律令，并传授于他。完好地保存这些律令并完整地传授给子孙后代，就是他最神圣的职责。
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有些可笑。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持续而不间断的改进。
但是，“进步”是近年来才开始流行的词语。在低级社会形式态中，很典型的是，人们可能看不到改进自己社会的理由，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别的社会。
假定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怎么才能阻止律令的变化和既有社会形态的变化呢？
这个答案很简单。
就是要马上惩罚那些拒绝把公共安全规范视为神灵意愿的人。简单点说，就是要依靠僵化的不宽容体制。
如果我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我并不是想侮辱他们，因为我紧接着会补充一点，在他们那种生存状态下，只能是不宽容。假如任何人都允许干涉那诸多的律令，而这个部落的安全和人心的平和又有赖于这些律令，那么，这个部落将会处于危险之中，这可能是最大的罪过。
我想下面这个问题还值得一提。人数有限的一群野蛮人是怎么保护一套最为复杂的口头律令的呢？即便在现代社会，凭借上百万的士兵、上万的警察队伍，要执行几条简明的法律尚且那么困难。
答案还是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更聪明，野蛮人通过精明的算计，完成了用暴力也无法完成的事情。
他们发明了“禁忌”这个字眼。
或许用“发明”这个词语并不准确。这些东西也不是突发灵感想到的，而是长期发展和实践的结果。无论如何，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设计了许多禁忌，因此他们得以让自己免遭各种烦扰。
“禁忌”这个词语出自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知道它的一些含义。我们的世界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禁忌，也就是我们不能随便做或者说的事情，例如，不能在餐桌上提起最近的手术情况，不能把勺子放在咖啡杯里面等等。但我们的这些禁忌从来都不是那么严格意义上的东西，它们不过是一些礼仪手册上写着的东西，很少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幸福。
可是，对于野蛮人来说，禁忌却具有重要意义。
禁忌意味着，某些人或者没有生命的东西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用希伯来语说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探讨或触摸的，谁要是敢这样做将会立刻死掉或承受永久的折磨。总之，任何人只要胆敢违背先人圣灵的意愿，他的命运就将是悲惨的。
禁忌是神职人员的发明，还是为了维护禁忌而产生了神职阶层，至今都是一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传统要远早于宗教，很可能禁忌的出现也要早于方士和巫医，但是，后者一经出现，就立刻成为禁忌的强大支持者，他们将禁忌运用得如此熟练，以至于史前的禁忌，就像现代写着“禁止”字样的标志牌一样。
当我们首次听说巴比伦河、埃及这些名字的时候，这些国家仍然处于“禁忌”当道的时期。这些禁忌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简单原始的禁忌，而是已经严肃地转换为否定式行为规则，成为“你不能…”样式的律令，跟我们所熟知的“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宽容的思想在早期社会完全不为人知，这一点无需强调。
有时候，我们误以为是宽容，其实是被无知所导致的漠不关心而已。
但是，就国王和僧侣们而言，我们丝毫没有发现他们允许别人去践行那种“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耐心、无偏见地容忍别人不同于自己的或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与行为”，哪怕是一点模糊的倾向也没有。那只是我们现时代的理想追求。
因此，除非要进行反面对比，本书并不致力于史前历史或者通常所说的古代历史的研究。
争取宽容的奋斗历史，是发现个性价值之后才开始的。
这个现代最伟大的揭示，完全要归功于古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