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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施坦小姐坚定沉着地走进屋子。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小巧秀丽，戴一副好看的手套，穿着十分得体。不过，她的服装简单朴素，让人感到她经济不很宽裕。衣服是灰暗的毛呢料做的，既无花边又无装饰，戴一顶小小的同样暗淡的头巾式无檐儿帽，只在旁边别了一点儿白色羽毛才不显得那么单调。她面目特征不大匀称，肤色也不太好看，可是神态却温柔可爱，蓝色的大眼睛异常神圣，富有情感。就是看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和三个大陆的女人们，我也没见过谁的脸像她的那样高雅而聪敏。她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给她安放的位子上坐下，这时我就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哆嗦，双手在发抖，每种迹象都表明她内心万分激动不安。
“我今天来，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是因为你帮助我雇主塞西尔·福里斯特夫人解决了一个小小的家庭纠纷。你待人和蔼，才能出众，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塞西尔·福里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我想当时只给她帮了一点点忙呀。我还记得那件事无论如何也是非常简单的。”
“她可不那么认为。不过至少你总不能说我这件案子也很简单吧。我再想像不出比我目前的处境更稀奇古怪、令人费解的事了。”
福尔摩斯摩擦着双手，顿时两眼充满神采。他从椅子上俯身向前，他那轮廓清晰、像鹰似的面目显出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来。
“说说你的案子吧，”他用一种生气勃勃、郑重其事的语调说。我感到自己处在那里有些尴尬。“请原谅我，失陪了。”我说，从椅子上站起身。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年轻小姐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让我留下。
“假如你朋友，”她说，“愿意留下来的话，或许会对我大有帮助。”
我于是又重新坐进椅子里。
“简单说来，”她继续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曾是一个印度军团的军官，在我还很小时他就把我送回了英国。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在国内一个亲戚也没有。不过，我被送到了爱丁堡爱丁堡，英国城市。一所条件舒适的寄宿学校，在那儿一直生活到十七岁。1878年我父亲已是所在军团资格最老的上尉，他得到一年休假回国来了。他从伦敦给我发来电报说他一路顺利，让我立即去他住的兰纪姆旅馆。我还记得他那封电报非常亲切，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乘车去了兰纪姆旅馆，服务人员却告诉我莫施坦上尉是住在那儿，不过昨晚出去还未回来。我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他的消息。那晚，我听从旅馆经理的建议报了警，并在次日上午在所有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事。可是一切调查毫无结果，直至今日我也没得到一丁点儿我那不幸父亲的消息。他满怀希望回到国内想过过安宁舒适的生活，但却……”
她将一只手放在喉头上，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福尔摩斯问，打开笔记本。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差不多是在十年以前了。”
“他的行李呢？”
“仍放在旅馆里。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可提供一点线索——尽是些衣物、书籍和不少从印度安达曼群岛弄回的珍奇物品。他曾是那儿负责看守囚犯的军官。”
“他在城里有朋友吗？”
“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个，他是肖尔托少校，和我父亲属一个军团，在孟买孟买，印度港市。第三十四步兵团。少校在我父亲回国前一段时间已退役，住在上诺伍德郊区。我们当然同他联系过，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战友已回英国来了。”
“真是件奇怪的案子。”福尔摩斯说道。
“还有最奇怪的事我没说出来呢。大约在六年前——确切说是在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泰晤士报》，英国一家很有影响的大报。登出了一则广告，寻求玛丽·莫施坦小姐的住址，并说如果告之了住址对她是有益无害的。广告上没有附任何名字和地址。我那时刚去了塞西尔·福里斯特夫人家做家庭教师。按照她的建议，我在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就在当天从邮局给我寄来了一个小纸板盒，我发现里面装着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没有附任何字条。从那时起，我每年在同一天都会收到一个类似的盒子，里面同样装着一颗类似的珍珠，但寄的人是谁却一点线索也没有。一位专家说那种珍珠十分罕见，价值连城。你们看看吧，确实很不错。”
她边说边打开一个扁平盒子，我便看到六颗从未见过的上等珍珠。
“你的案情非常有趣，”夏洛克·福尔摩斯说。“另外还遇到过别的情况没有？”
“遇到过，而且就在今天，所以我才来找你。今天上午我收到这封信，也许你愿意自己看看。”
“谢谢，”福尔摩斯说。“把信封也请给我看一下。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7月7日。啊！信封角上有人的拇指痕——大概是邮递员的。信纸质量很好，信封是六便士一打的。这个人使用信笺信封很独特。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今晚七点到莱西姆剧院外左侧第六根柱子处。如怀疑可带两个朋友。你是一个被冤屈的女人，理应受到公正对待。勿带警察，否则一切将无济于事。你不认识的朋友。’哦，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你打算怎么办，莫施坦小姐？”
“这正是我想要向你请教的呀。”
“那么我们毫无疑问要去了——你和我——唔，是的，正好还有华生医生。给你写信的人不是说两个朋友吗，我和华生一起工作。”
“可他愿意去吗？”她问，声音和表情都带有恳求的意味。
“如果能帮上点儿忙，”我热情地说，“我将不胜荣幸，很高兴效劳。”
“你们两位真是太好了，”她说。“我和外界很少接触，连一个能求助的朋友也没有。我六点钟来这儿行吧？”
“不能再晚了，”福尔摩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信上的笔迹与珍珠盒上地址的笔迹一样吗？”
“我把它们都带来了。”她回答，拿出六张纸来。
“你确实是一个模范的当事人，直觉不错。让我们来看看吧。”他把六张纸在桌上铺开，眼睛飞快地一张张扫视过去。“除这封信外，其他的字迹全是伪装的，”他立即说，“但写信的人是谁已不是问题。你们看这个希腊字母e怎么也伪装不起来，还有最后这个呈螺旋形的S，它们无疑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可不愿给你无谓的希望，莫施坦小姐，不过这个笔迹与你父亲的是否有相似之处呢？”
“毫不相似。”
“我就想你会这么说。那么我们六点钟等你来。这些纸张请让我留下吧，六点钟前我还可以再研究一下，现在才三点半。好啦，再见。”
“再见。”客人说，分别看了看我们两个，现出欢快友好的样子，把珍珠盒放回胸部衣服内匆匆离去了。
我站在窗旁，看见她迈着轻快的脚步沿街走去，直到她那灰暗的头巾式无檐儿帽和白色羽毛在昏暗的人群中变成一个小点。
“多么富有魅力的女人！”我叫道，转身对着同伴。
他又点燃了烟斗，仰身躺在椅上，眼睑下垂。“是吗？”他慢吞吞地说。“我怎么没注意到。”
“你真像是个机器人——一台计算机，”我大声说。“有时你身上实在缺乏一点人情味。”
他微微一笑。
“不要让你的判断因为个人感情特征产生偏见，”他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当事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单位，问题中的一个因素。感情特征有碍于清晰的推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知道一位最迷人的女人为了三个小孩的保险金将他们毒死，结果被处以绞刑；我还有一个最不受人喜欢的熟人，而他却是一位慈善家，捐助了近二十五万英镑救济伦敦穷人。”
“可是在这件案子上……”
“我从来就没有例外。例外只会反证规律。你是否有机会研究过笔迹特征呢？你从这个人的笔迹中看出什么没有？”
“我还看清楚‘匀称’，”我回答。“说明他是一个惯于办事认真的人，还很有些个性。”
福尔摩斯摇摇头。
“你看那些笔画较长的字母，”他说，“与笔画较短的字母简直相差无几，D看起来像A，L看起来像E。有个性的人总是明显地突出笔画较长的字母，不管写得多么难认。他的K写得不大一致，写大写字母又显得有些自负。现在我要出去一下，有些东西还需了解。我给你推荐本书——它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一本著作，是温伍德·里德写的《人之殉难》。我一小时后回来。”
我拿着那本书坐在窗旁，却根本没去想作者那些大胆的思索。我心里还想着刚才来访的那位小姐——她那甜甜的微笑，深沉圆润的声音，以及笼罩在她身上的古怪神秘的事情。假如她父亲失踪时她十七岁，那么现在一定二十七岁了——正是一个妙龄女郎，因为在这样的青春阶段她已不再腼腆害羞，有了一番人生经历后变得端庄持重了。我就坐在那儿冥思苦想，以致产生了这些危险想法，于是我赶紧坐到书桌旁，埋头看起最新的关于病理学的专题文章。我算什么呢，一个瘸腿的军医，又没多少存款，竟敢有那些念头？她只是一个单位，一个因素——此外什么也不是。假如我的前途暗淡，与其在想像中怀着虚伪的希望千方百计使它明亮，不如像个男子汉一样勇敢地去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