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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心理学最重要的概念，就得先了解人类的“心理”究竟分成几个部分，不同的部分为什么还会互相冲突。我们认为，每副躯体里都住着一个人，但从某些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为了执行工作被硬凑在一起运作的，所以总是发现彼此意见相左，各行其是。对人的“心理”的划分有4种方式，分别是心灵和身体、左脑和右脑、理性和感性、控制化和自动化。第四种最重要，因为它最符合骑象人及大象的比喻，不过前面3种划分方式也能解释我们在面对诱惑、软弱及内在冲突时的一些体验。
法国哲学家蒙田指出，身体每个部位都有它自己的情绪及主张。阴茎的独立性最让他迷惑：
大家都注意到那“玩意儿”有多么放肆、不听指挥，我们不想要它勃起，它就自顾自地勃起；但最需要它表现时，它却又时机不当地让我们泄气。它根本就是气焰高涨地在和我们的意志争夺主控权。
蒙田也提到，我们的脸部表情如何泄露了我们内心的秘密；我们的毛发竖起、心跳加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肠和肛门括约肌的扩张或收缩，都不受我们控制，甚至我们不要它们扩张或收缩，它们还会“唱反调”。现在我们了解，某些生理反应是由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引起的。自主神经系统掌控我们身体的器官和腺体，完全自主，不受个人意志控制。不过，蒙田所列的最后一项——肠，则反映出第二个脑的运作。我们的肠由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排列而成，该神经网络包含1亿多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处理消化作用和从食物摄取营养的所有运作。这个肠脑犹如一个区域行政中心，负责处理无须头脑处理的运作。你可能会以为肠脑会接收头脑发出的指令，并依指令行事。事实上，肠脑拥有高度自主权，即便连接它和头脑之间的迷走神经断裂，肠脑仍可照常运作。
肠脑在许多方面都显现出独立性：当它“决定”要排便时，它就会制造出刺激肠子蠕动的症状。当它“侦测”到肠道受感染时，它就会刺激脑部产生焦虑感，让你在生病时行为更谨慎。对所有会影响到其主要神经传导系统的物质，像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和血清素（serotonin），肠脑都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改善大脑的运作，也会直接干扰肠脑的运作。肠脑的独立性，加上生殖器变硬变软的自主性，可能就此形成了古老的印度理论——腹部分成3个“轮”（chakra），这些能量中心分别对应结肠／肛门、性器官和肠。甚至有一说，肠轮是一些如预感及直觉，也就是一些来自心理以外的想法的来源之处。当圣徒保罗在哀叹情欲和圣灵之战时，其言下之意必然与蒙田体验到的挫折及心理划分相符合。
第二种划分方式则是外科医生乔·伯根（Joe Bogen）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病人做脑手术时意外发现的。他做这项手术的理由非常正当：为了帮助生活饱受经常性及严重的癫痫发作之苦的病人。人脑有两个大脑半球，连接左右两大半脑的神经纤维称作胼胝体（corpus callosum）。癫痫发作时，都是从脑部某个点扩散到附近的脑细胞组织。一旦癫痫发作跨越胼胝体，就会扩散到整个脑部，导致病人失去意识、跌倒，还会不受控制地抽动身体。就如同军事将领把桥炸掉以阻挡敌军过桥，伯根医生希望借着切断胼胝体来阻止癫痫发作的扩散。
乍看之下，动这种手术简直就是疯了，因为胼胝体是人体最大的神经纤维，它必然具有重要功能。事实也是如此，它是左右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沟通和协调的桥梁。然而，我们从动物实验的研究发现，这项脑手术进行几周之后，动物大致都恢复正常。所以，伯根决定冒险为病人做这项脑手术，结果成功了。病人癫痫发作的次数在术后大幅减少。
不过，这项手术真的不会让病人丧失任何功能吗？为了找出答案，手术小组外聘了年轻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 (4) ，由他来研究这项分裂脑部手术产生的后遗症。加扎尼加充分利用“人脑分左右大脑半球来处理外在信息”这个事实展开这次的研究。左半球接收来自人体右半边的信息（即左半球接受来自右手、右脚和右耳的神经传导），并发出命令以移动右手、右脚。在这方面，右半球与左半球呈镜像对比，即右半球接收来自人体左侧的信息，并控制左侧身体的动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有脊椎动物的信息接收都是左右交叉传递，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在其他方面，左右大脑则是各司其职。左半球专司语言处理及分析，也比较善于观察细微之处。右半球则比较善于处理立体图形，包括最重要的立体图形——脸。（那个普遍且过于简化的观念——艺术家属于“右脑发达者”，科学家属于“左脑发达者”即源于此。）
加扎尼加利用大脑的分工来观察信息如何分别流向左右大脑半球。他要病人注视着屏幕上的某个点，然后让某个词或某物体的图片快速出现在这个点的右边或左边，闪现的速度快到病人连移动视线的时间都来不及。如果这个点的右边闪过一张帽子的图片，这个影像就会落在视网膜的左半边上（在影像通过眼角膜并颠倒后），之后视网膜会将这个神经信息送回到左半球的视觉处理区。
加扎尼加接着会问病人：“你看到了什么？”因为左半球拥有完整的语言能力，所以这位病人会立即轻松地答道：“一顶帽子。”如果帽子的影像是闪在这个点的左边，那么这个信息只会被送回到非掌管语言的右半球。此时，加扎尼加问病人“你看到了什么”，病人就会回答：“什么都没看到。”不过，当加扎尼加要病人用左手从一张有好几个图像的卡片中指出正确的图像时，病人却会指出这顶帽子。虽然右半球确实看到了这顶帽子，但它却无法用语言回答，因为它没有拿到进入左半球语言中枢的“通行证”。这就像是有另一种独立的智慧被困在右半球，而唯一的输出装置就是左手。
在加扎尼加对左右半球闪现不同的图片后，情况变得更为“诡异”。有一次，加扎尼加对右半球闪现一张鸡爪图片，对左半球则闪现一张一个屋子和一辆车子埋在雪堆中的图片。接着，加扎尼加拿出一堆图片摆在这位病人面前，要他指出哪一张图片和他之前看到的图片可以“配得起来”。病人的右手指着一张鸡的图片（这张和左半球之前看到的鸡爪有关），但他的左手却指着一张铲子的图片（这张图片和右半球所看到的雪景有关联）。当加扎尼加要病人解释他自己的反应时，他不是回答“我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左手会指铲子”，而是左半球立即编出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这位病人毫不犹豫地说：“啊！简单。鸡脚配鸡，所以你需要一把铲子来清理鸡舍。”
这种动不动就杜撰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行为的病症被称为“ 虚构症 ”（confabulation）。做过分裂脑部手术的病人以及其他脑部受过伤的病人都常表现出虚构症的症状。加扎尼加称左脑的语言中枢为大脑的诠释模块，它的作用是针对自我所做的一切，马上做出评论，即使它根本无从得知“自我行为”的真正原因或动机，也还是会做出反应。举例来说，如果对右半球闪现“走”这个字，病人可能就会站起来走掉。不过问他为何站起来，他也许会回答：“我要去拿可乐。”左脑的语言中枢非常擅长编出各种解释，却不知道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
科学领域甚至还有更怪异的发现。有些做过分裂脑部手术，或胼胝体受过伤的病人，其右半球似乎会跟左半球作对，形成一种名为“ 异手综合征 ”（alien hand syndrome）的症状。有异手综合征的病人，有一只手——通常是左手，会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做出反应，似乎自有主张。这只手可能会拿起正在响铃的话筒，却拒绝将话筒交给另一只手或放在耳边。这只手会拒绝主人做的选择。例如，它会把另一只手刚从衣架上取下的衬衫挂回去。它会抓住另一只手的手腕，阻止主人执行自己的计划。有时，这只手真的会抓住主人的脖子，想把主人勒死。
以上出现的这些戏剧化的心理分歧现象，都是因罕见的分裂脑部手术造成的。正常人并非如此。不过，裂脑研究对心理学而言相当重要，因为它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显示出：人的心理是由独立运作的部分联合组成的，有时候，它们意见相左、各行其是。裂脑研究对本书也很重要，因为它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告诉我们，在这些模块中，有一组很擅长为我们的行为编出各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即使它对导致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加扎尼加的“诠释模块”本质上就是骑象人。本书的后几章会告诉你骑象人是如何胡诌下去的。
如果你住的是郊区房子，那么你的房子可能刚盖好不到一年，房子内的房间则是建筑师为满足住户需要而规划设计的。我住的那条街上的房子都是1900年左右盖的。盖好房子后，房主就把房子延伸到后院。阳台加盖不说，还用围墙围起来，然后跟厨房连在一起。这些加盖部分的楼上还盖了好几个卧室，卧室后来还加盖了浴室。
脊椎动物的大脑也出现过类似的“加盖”现象，只不过加盖的方向是向前，不是向后。脊椎动物的大脑原先只有三个房间，也就是三大团神经元：后脑（跟脊柱相联结）、中脑以及前脑（跟动物前半部感觉器官相联结）。一段时间过后，脊椎动物进化出更复杂的身体构造及行为，大脑也不断地向前扩大，脱离脊柱，其中又以前脑的扩张最为明显。最早期哺乳动物的前脑已发展出新的外壳，这个外壳包括有下丘脑（hypothalamus，专司协调基本冲动及动机）、海马（hippocampus，专司记忆）以及杏仁核（amygdala，专司情绪学习及反应）。有时候我们称这些组织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因为这些组织将大脑其他部分包裹起来，形成一道边界。
随着哺乳动物的体形越来越大，行为也越来越趋于变化（恐龙灭绝后），大脑改造仍持续进行。社会化行为比较高的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其大脑则发展出一层新的神经组织，这层新的神经组织绕着边缘系统一路延展。这个新的大脑皮质前半部特别有趣，因为它有一部分似乎并未专司特定任务（如移动手指或处理声音）。相反，它用来制造新的联结，以用于思考、计划及决策——让有机体摆脱只能针对眼前情况做出反应的命运，以便进行更复杂的运作。
额叶皮质（frontal cortex）的出现似乎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体验到的心理分歧。或许，额叶皮质乃理性之所在——它是柏拉图所说的“马车夫”，是圣徒保罗所称的“圣灵”。额叶皮质已从原始的边缘系统——柏拉图口中的“劣马”、圣徒保罗所称的“情欲”的手中拿下控制权。我们可以称这种解释为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因为普罗米修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角色从众神手中偷走火种，然后把火种交给人类。依据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人类祖先的行为原本受原始情欲及边缘系统的冲动所主宰，一直到他们收到天神所赐予的理性时——这理性就安装在新长出来的大脑皮质上，人类才终于摆脱了本能的控制。
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听来颇让人心动，它使人类的地位高于其他动物；而人类之所以优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类有理性。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注意到，人类还不是神——理性之火对人类来说还是个新玩意，人类尚未完全掌握理性的运用方法。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也相当符合我们对边缘系统及额叶皮质的一些重要的早期研究结果。例如，当下丘脑部分区域直接受到细小电流的刺激时，老鼠、猫等其他哺乳动物会变得贪吃、狼吞虎咽或性欲高涨。由此我们可看出，边缘系统隐藏着许多基本的动物本能。相反，当人的额叶皮质受到伤害时，人的性欲及攻击行为有时会明显增强，因为额叶皮质是压抑或抑制冲动反应的关键。
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曾出现一个类似的病例。一位40多岁的男老师突然开始嫖娼，逛色情网站，还对小女孩提出猥亵要求。他很快就被警察逮捕，被判猥亵儿童罪。之前他还一时兴起想强暴他的房东太太（他太太早在几个月前将他赶出家门）。被判刑的前一天，他头痛欲裂，便跑到急诊室挂急诊。他在跟医生说话的时候，居然还问经过的护士想不想跟他睡觉。医生扫描他的脑部后发现，他的额叶皮质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严重压迫脑部其他部位，让额叶皮质无法发挥原有功能——抑制不当行为及思考可能后果。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他这种性欲过度的行为消失了。但是第二年，他的脑部又长出一个肿瘤，于是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了，直到又做手术拿掉肿瘤之后，他性欲过度的症状才再度消失。
不过，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有一个缺点：它假设理性是安置在额叶皮质的，而情绪则隐身于边缘系统中，并由理性来主导。事实上，额叶皮质让人类感情与情绪的发展变得更丰富。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的下侧第三部位称为眼窝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5) ，因为大脑这个部位刚好位于眼睛上方。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在这个部位的大脑皮质长得特别大，每当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情绪有所反应时，该部位皮质亦是大脑出现明显活动的区域之一。当我们在评估种种利弊得失的可能性时，眼窝前额皮质在此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只要大脑感觉到眼前有享乐、疼痛或得失的可能时，这个部位的大脑皮质就会马上反应。每当我们受美食、美景或魅力人士吸引，或对死去的动物、难听的歌曲、相亲对象感到反感时，眼窝前额皮质就在强力“放送”让我们产生“想要接近”或“想要跑掉”的情绪。看来，眼窝前额皮质的功能比较接近“本我”或圣徒保罗口中的“情欲”，而非“超我”或圣徒保罗口中的“圣灵”。
以下一项关于脑部伤害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眼窝前额皮质对人类情绪反应的重要性。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曾研究过因脑卒中、肿瘤或脑部遭到重击以致额叶皮质部分功能受损的病例。20世纪90年代，达马西奥发现，当眼窝前额皮质某些部位受到损害时，病人会丧失大部分的情绪功能。这些病人告诉达马西奥，他们应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但他们却什么感觉也没有。针对这些病人的自主反应所做的研究也证实，这些病人没有产生正常人在面对可怕景象或美景时会有的正常身体反应。不过他们分析推理及逻辑思考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在智力测验及对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等知识的测试中的表现也很正常。
这样的病人接触外在世界时会发生什么事？现在，他们已不受情绪干扰，那么他们是否会变得非常讲求逻辑，能看穿蒙蔽其他人的感情迷雾，走向完全理性之路？情况刚好相反，他们会发现自己连简单的决定或目标都没办法做出，整个生活分崩离析。当他们看着外在世界时，会心想：“我现在该干什么？”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有好几十种，但他们的内心没有喜恶之分。因此，每项选择都必须用理性去一一分析对错，但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也找不到选择的理由。而其他人面对这个世界时，充满各种情绪的大脑会立即、自动地评估种种可能性，做出最佳选择。只有在两三个选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用理性衡量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
人类的理性其实非常依赖复杂的情感，因为只有当充满情绪的大脑运作顺畅时，理性才得以运转。柏拉图把理性比喻为控制桀骜不驯的马匹的马夫，但这可能有过度强调智慧及马夫力量之嫌。我认为，骑象人骑在大象背上的比喻更贴近达马西奥的研究结果：只有理性与情感携手合作，人才会表现出聪慧的行为，但是情绪（大象）仍负责绝大部分工作。直到大脑出现新的大脑皮质，骑象人才开始活跃起来，大象也因此变得更加聪明。
20世纪90年代，当我逐渐发展出大象和骑象人的比喻时，社会心理学界也开始对人的心理采取类似观点。曾经长期醉心于信息加工模式及电脑程序这类比喻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开始发现，人的心理一直有两套处理系统在运作——控制化处理过程和自动化处理过程。
假设你自愿成为以下实验的被试。首先，实验人员会给你几个跟文字有关的问题，告诉你答完就过去找她。这些问题很简单：有几组各含5个词的词组，你可利用其中4个词随意造句。比如，用“他们／她／打扰／探望／经常”来造句，变成“他们经常探望她”或者“他们经常打扰她”。几分钟后，你做完了测验，并依照指示从实验室出来走到走道上。这时，实验人员就站在那里，但她正和某人聊天，看都不看你一眼。你认为你会怎么做？嗯，如果你造的句子中有一半的句子有粗鲁之意（比如，打扰／厚脸皮的／侵略），你可能会在一两分钟内打断她的谈话，并对她说：“嗨，我做完了。现在我该做什么？”可是，如果你拼凑的句子中用到跟礼貌有关的词（他们／她／尊重／看见／通常），那么你很可能就会乖乖地待在原地，等实验人员发现你，而且一等就等了10分钟。
同样的道理，接触到与“年老”有关的词时，我们走路会变慢；接触到与“教授”有关的词时，会让人在玩棋盘游戏时变得更聪明；接触到跟“足球流氓”有关的词时，人则会变笨。这些效应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阅读这些词所产生的，而是当这些词出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也就是说，这些词以几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闪现在屏幕上，速度快到连我们的意识都捕捉不了。不过，我们心理的某个部分真的会看到这些词，并设定出后续动作，而心理学家检测的就是这些后续动作。
约翰·巴奇（John Bargh）是上述研究的先驱。巴奇的实验显示，大部分的心理历程都是自动发生的，根本无须我们有意识地去注意或控制它。大部分的自动化处理过程均属完全无意识状态，尽管某些部分显示出自觉。比如，我们会觉察到似乎有流动的“意识流”，它遵循自己的联想规则，无须“自我”花任何感情在上面，或费力去引导。巴奇指出，和自动化处理过程相对的就是控制化处理过程，这种思考相当费神，一切得按步骤来，所以往往占掉我们大部分的意识。举例来说，为了搭乘6点26分到伦敦的班机，你得在什么时候出门？你得自觉地思考这种事，先选好到机场的交通工具，然后要考虑到高峰时间会堵车、天气状况，还有严格的安检。你不能凭直觉出门。不过，如果你是开车到机场，那么你在路上所做的每件事都属于自动化处理：呼吸、眨眼、移动座位、做白日梦，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甚至蹙眉咒骂那些急速驾驶的司机。
控制化处理有其局限性，我们一次只能有意识地思考一件事，但是自动化处理却能多轨同时进行，且立即处理许多任务。控制化处理和自动化处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控制化处理是能处理最重要问题，并为比较愚笨的自动化处理制定具前瞻性政策的明智老板、国王或总裁吗？不，这会让我们又回到普罗米修斯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和神圣理性的结论。为了一劳永逸地驱散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我们应追溯人类进化的过程，好好研究我们的心理为何会有这两种处理过程，为何我们会有个瘦小的骑象人跟硕大的大象。
6亿多年以前，最初的团状神经元形成最原始的大脑，之后，大脑的体积一直增大，可见这些团状物必然赋予大脑机制某种优势。大脑因为能整合动物身体不同部位所传来的信息，以便迅速、自动地对周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反应，所以具有很强的适应力。300万年前，地球已生存着各种拥有复杂自动化能力的动物，其中，鸟类具有靠星星定位的飞行能力，蚂蚁能同心协力地作战并开垦出菌田，而具人类特征的动物则已开始制作工具。这当中的许多生物已拥有沟通能力，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发展出了语言。
控制化处理需要语言。你可以通过影像产生千丝万缕的想法，可是要有语言才能周详地规划事情，衡量不同方法的利弊得失，分析过往成败的原因。没人知道人类是在多久以前发展出语言的，但大多估计产生于200万~400万年前。200万年前，类人动物的大脑已增大许多。4万年前的洞窟壁画和其他手工制品则已显露出现代人类的心理。不论你是赞成200万年前还是4万年前的说法，语言、推理与规划能力都是在进化中瞬间出现的。它们就像一种新软件，一种可称为“骑象人版本1.0”的软件。虽然人类语言的部分运作良好，但在推理和计划程序方面仍有许多问题。相反，自动化处理在经过数千次产品周期的考验后已接近完美状态。自动化处理和控制化处理的成熟度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便宜的电脑解决逻辑、数学、下棋等问题的能力胜过任何人类（大多数人做这些事都很吃力）。然而，无论造价多昂贵的机器人，要它走路穿越树林，一定都会输给6岁大的小孩（人类的知觉和运动系统是一流的）。
进化从不向前看。它没有能力规划出从A点到B点的最佳路线。相反，当现有形态的细小改变（通过基因突变）扩展到整个物种的一定数量时，就能帮助有机物更有效地对现状做出反应。语言进化时，人类的大脑并未重新设计好将主控权交给骑象人（有意识的语言思考）。一切运作相当顺畅，语言能力大幅提升，使得大象能用更好的方式来处理更重要的事。依进化来看，骑象人应该是大象的仆人。一旦有了语言，不管其起源为何，语言就会变成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且用途多多。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最能善用语言者便是优胜者。
语言的用途之一是让人类能局部地摆脱“刺激性控制”。像B. F.斯金纳（B. F. Skinner）这类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便将许多的动物行为解释为刺激和反应间的联结关系。有些联结是天生的，比如当动物看到或闻到其所吃的食物时，就会引发体内的饥饿和进食反应。有些联结则是后天学来的，以狗为例，早在食物送达前，在听到铃响的那一刻，狗就开始分泌唾液。行为学派将动物视为环境的奴隶，其学习过程为：不管得到什么奖赏，都只会盲目地做出反应。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没什么两样。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也许可将圣徒保罗的感叹改写如下：“我的情欲受制于刺激。”这样看来，我们会发现肉体的欢愉真的很值得，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类大脑的通信线路与老鼠一样，食物及性的刺激能让我们分泌出少量的多巴胺，而这种脑部神经递质，能让我们充分享受有利于基因生存的活动。柏拉图口中的“劣马”在食与性上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我们的祖先也是靠着食、色两种反应才得以生存下来。
不过，行为主义者对人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控制化系统可让人思索长远目标，免得总是只着眼于此时此地，一看到诱人的事物就立刻自动上钩。人能想出眼前以外的其他不同抉择，眼前的快乐跟长期的健康风险到底孰轻孰重，人也知道要先衡量一下。此外，人还能通过聊天学会趋吉避凶之道，以期名利双收。然而，行为主义者对人的看法也非完全错误。虽然控制化系统没有完全符合行为主义学派的说法，但它对人的行为也几乎使不上力。通过物竞天择所形成的自动化系统会让人做出快速、可靠的行动反应，大脑中会让我们感到欢愉及痛苦的部分（如眼窝前额皮质），以及大脑中会启动与生存有关的机制（如下丘脑）都包含在自动化系统中。自动化系统可被称为启动多巴胺的按钮。
控制化系统的功能则比较像一名顾问，它就像是一个骑在大象背上的骑象人，可帮助大象做出更好的选择。骑象人看得远，也想得远，只要跟其他骑象人交谈一下，或研究一下地图，他就能学到宝贵信息。但是，骑象人无法在违背大象本身意愿的情况下命令大象。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说道：“理性，应该只是激情的奴隶，除服从之外，没有其他可能。”我相信休谟这句话比柏拉图的话更接近真理。
总的来说，骑象人扮演的是顾问的角色，也是一位仆人，他不是国王、总裁，也不是能紧控缰绳的马夫。骑象人是加扎尼加所称的“诠释模块”，它是有意识的、控制后的思考。相反，大象则是骑象人以外的一切。大象包含我们内心的感觉、本能反应、情绪和直觉，这些都是自动化系统的组成要件。大象和骑象人各自拥有聪明才智，只要配合良好，便可造就杰出的人类，但是两者的合作关系总是状况百出。以下列举三个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怪现象，来说明骑象人和大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你可以看出，是什么阻碍你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