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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现在是1970年，你才4岁，参加了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主持的一项实验。你被带到幼儿园一间教室里，然后有一位很和蔼的叔叔拿玩具给你，还跟你玩了一会儿。之后，叔叔问你，你喜不喜欢吃棉花糖（你说“喜欢呀”），接下来，叔叔又问你，你是要现在盘子里只有一块棉花糖的这一盘，还是要盘子里有两块棉花糖的那一盘（你说“我当然要那盘”）。然后，叔叔说他得离开教室几分钟，如果你能等到他回来，你就能吃到两块棉花糖，但是如果你不想等，你就按这个铃，他就会回来，给你只有一块棉花糖的那盘。这么一来，你就不能拿有两块棉花糖的那盘了。说完，叔叔走了。你瞧着棉花糖，口水直流，心里好想吃，拼命抵抗心里的欲望。如果你跟大部分4岁孩子一样，那你只能撑个几分钟，然后就按铃了。
现在，时间跳到1985年，米歇尔寄了一份问卷给你父母，问卷上问到你的个性，你是不是一个为了将来而会将满足感摆在后面的人，你面对挫折的能力，还问到你的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等。填好问卷后，你父母把问卷寄回给米歇尔，结果米歇尔发现，1970年你在按铃前所等待的时间，不仅能预测出你父母对你在青少年时期的评语，还可估算出你考上一流大学的可能性。4岁时能克服刺激性控制，把满足感往后多拖延几秒钟的孩子，到青少年时期也更能抵挡住诱惑，把注意力摆在功课上。当事情不如意时，也更能控制住自己。
秘诀何在？最重要的就是谋略，即孩子运用自己有限的自制力来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米歇尔发现，表现优异的孩子懂得摆脱诱惑的控制，或想出其他好玩的活动。这种思考技巧是 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个方面。一个情商高的人，其内心的骑象人必然技巧高超，懂得在不跟大象的意志直接起冲突的情况下，能富有技巧地分散大象的注意力，把大象安抚得服服帖帖。
情商
是指了解及节制自己的感觉与欲望的能力。
单靠意志力，控制化系统是很难打败自动化系统的。控制化系统跟一紧绷便疲惫不堪的肌肉一样，很快就疲软无力，举白旗投降。不过，自动化系统则是无须费力且全年无休地自动运转。一旦了解了刺激性控制的力量，你就可以改变环境中的刺激，避开恼人的刺激来源。如果没办法这么做，那你就多想想它们不吸引人的那一面。比如，佛陀为了打破人对肉体的沉溺，便想出静观腐尸的方法。只要眼睛瞪着看会让自动化系统反感的东西，骑象人就能改变大象以后的欲念。
美国小说家爱伦·坡（Edgar Alan Poe）相当了解人的心理是有分歧的。在《反常的小鬼》（ The Imp of the Perverse ）这部短篇小说中，主人翁执行了完美的谋杀案，继承了死者的遗产，并靠着这笔不义之财，快乐健康地享受了几年逍遥时光。每当意识隐约出现他曾经谋财害命的念头时，他就会喃喃自语：“我很安全。”他就这么平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直到某一天，他把自己的祈祷词改成：“我很安全——只要我不要笨到在众人面前说出真相。”自从他的脑袋出现这个念头之后，他开始每天坐立难安，努力压抑那股想说出真相的念头，但他越压抑，想把真相一吐而快的念头就越强烈。最后，他吓得惊慌失措，开始拔腿快跑，大家便开始追他，后来他昏了过去，等他恢复意识后，别人告诉他，他已原原本本地说出了自己谋财害命的整个过程。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尤其喜欢故事的名字。每当我站在悬崖边、屋顶上或高高的阳台上时，我心里那个反常的小鬼便会在我耳边细语：“跳呀！”那不是命令的语气，只是一个突然跑进我脑中的词语。每当我参加晚宴，旁边坐着一位我很尊敬的宾客时，我心里那个小鬼便会趁机作乱，拼命鼓吹我说出最不恰当的话。谁是那个小鬼？最爱作怪也最有创意的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就把这个小鬼拖进实验室，让它现出原形——原来，它藏在自动化处理过程中。
在这个实验中，韦格纳要求被试努力不要去想某样东西，比如白熊、食物或某种众人心中已定型的事物。不过这真的很难办到，更重要的是，你一停止压抑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马上便会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你脑中，这时要摆脱这些念头就变得更加困难。换言之，韦格纳在他的实验室制造出轻微的强迫症的做法就是要被试不要着迷。
当控制化处理过程企图影响大脑思考（不要想白熊）时，它其实已立下一个明确的目标。每当我们追求目标时，心理有一部分便会自动监控进度，以便进行必要的修正或知道目标达成与否。当目标是行动目标时（例如准时抵达机场），大脑的反馈系统就会运转良好。然而，当目标是心理目标时，大脑的反馈系统就出状况了，因为自动化处理过程会一直进行自我检查：“我没在想白熊吧？”结果大脑一发现没有在想白熊，白熊的念头马上就又跑出来，所以我们得花更大的力气才能转移注意力。最后，自动化处理过程跟控制化处理过程会花更大的力气与对方对抗。不过因为控制化处理过程很快就疲累下来，所以最后精力无穷的自动化处理过程会一路无阻地顺畅运作，这时脑中便出现一大群白熊的影像。所以，我们越想摆脱某个令人不快的念头，这个念头就越会阴魂不散地缠绕着我们不放。
现在，回到我的晚宴。每次参加晚宴，我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不要让自己出丑”。然而我的脑袋一出现这个念头，我的自动化处理过程马上就被启动，开始搜寻任何跟蠢事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知道批评别人额头上的那颗痣，告诉别人“我爱你”，或看到肥胖的人便大声尖叫都是蠢事。但在意识层面，我的脑海里已出现三个想法：批评那颗痣；说“我爱你”；看到肥胖的人便大声尖叫。这些不是命令，而是突然跳入我脑中的想法。
弗洛伊德就是依据这类的心理干扰及自由联想来建立其心理分析理论的，结果他发现，心理干扰及自由联想通常跟性或攻击性行为有关。但韦格纳的研究则提出一个更简单、更单纯的解释：自动化处理过程每天会产生好几千个想法及影像，这通常是通过随机联想形成的。那些一直缠绕在我们脑中的念头或影像，通常都是特别令人震惊、一直想压抑或否认的念头。我们之所以会压抑这些念头，并不是因为内心深处知道它们是真的（有些可能是真的），而是因为它们很恐怖或令人感到羞耻。一旦我们想压抑却又压抑不成，这些念头就会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这就是我们会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内心有黑暗且邪恶的一面”的原因。
茱莉跟马克是一对亲兄妹。大学放暑假，两人一起到法国旅行。有一天晚上，他俩单独待在海边小木屋里。后来两人想到一个点子：试试跟对方做爱，这感觉一定不错。起码，这是两人从未有过的体验。于是茱莉吃了避孕药，为了保险起见，马克也戴了保险套。两人都很享受跟对方做爱的感觉，但也决定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这晚变成两人之间的秘密，他们的关系也因此更亲密了。
两个有手足关系的成年人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决定跟对方发生关系，这种事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跟我的大部分受访对象一样，一定马上就会答道：不能接受。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大家第一个反驳的理由通常是：乱伦会生出畸形的下一代。即使我提醒说，这对兄妹已用两种避孕方法来避孕，但还是没人回答“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可以接受”。同时，大家开始找各种不同的理由，比如，“这会伤害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又说，在这个案例中，性关系让他们的关系更紧密，这时受访者就会搔头皱眉地答道：“我只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很难说出我的理由。”
上述研究的重点就是，道德判断跟审美判断一样。当我们看到一幅画时，通常马上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有人要我们解释为什么喜欢，我们就会乱编出一番说辞。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幅画很漂亮，但我们的“诠释模块”（骑象人）就跟加扎尼加在裂脑研究中所发现的一样，很会编理由。你想为自己喜欢这幅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你就会抓住第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可能是颜色或光线）。道德判断也一样。两人对某事意见相左时，其实是感觉在先，后来再来编理由反驳对方。就算你驳倒对方，难道对方就会改变心意，接受你的论调吗？当然不会，因为你驳倒的，并非对方真正的立场，他的立场是在他有了判断之后才临时编出来的。
当有人为道德问题而争执不休时，你不妨仔细听听双方的说法，有时你会听到很让人意外的理由：其实是大象在控制缰绳，引导骑象人，是大象在决定何者对、何者错，何者美、何者丑。内心的感觉、直觉及当下的判断都是自动、自发地即时发生的，但只有骑象人才能拼凑出语句，把自己反驳的理由告诉对方。进行道德判断时，骑象人不只是大象的顾问，他会摇身一变，成为法庭上雄辩滔滔的律师，拼命想说服大象接受他的观点。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也就是圣徒保罗、佛陀、奥维德等古圣先贤的哀叹。我们的心理其实是由组织松散的联邦组成的，但我们认同与注意的却只有其中一部分——能有意识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就像谚语里那个站在街灯下找车钥匙的醉汉一样。（警察问：“你的车钥匙掉在这里了吗？”这个醉汉答道：“不是，我把车钥匙掉在后面巷子里，但这里比较亮，比较好找。”）心理的运作非常庞杂，但因为我们只看得到其中的一个小角落，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不明所以的内心冲动、希望及诱惑时，就会大觉意外。我们发了一大堆声明、誓言，下了无数次的决心，但总是意外地发现自己执行的意志是那么软弱。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在跟自己的潜意识、本我或动物本能对抗，但其实这都是我们整个心理的一部分。我们既是骑象人，也是大象，两者各有优点及特长。
本书接下来将探讨人类这种复杂又有点无知的生物如何彼此相处（第3章及第4章），如何追寻幸福（第5章及第6章），心理层面及道德层面如何成长（第7章及第8章），如何找到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第9章及第10章）。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大象为什么总是这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