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朋友：
你好。
文化总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特定的人群之间进行着无序、有趣、自然的传承。它不以财富、资源、资本多寡、权势高低为标准，而是在特定际遇和生活里逐渐培育，通过自我加压、重复修炼、不断精进的方式，如吸收日月光华般日积月累，实现心灵丰腴和自我找寻，在前人的基础上并与前人相契相附。
关于苏东坡的心境和对待人生沉浮的境界如何形成的这条线，我暂且叫它“陶白苏”——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某种意义上，有“陶”和“白”，才有了“苏”。
人生，都是个碰和遇。但你内心会有一种牵引力，在集合相关信息、场景和能量。这种内心的牵引力，我也叫它“陶白苏”。
世人皆知陶渊明（大约365—427）和他的桃花源。他第一个把关于隐居的理想表达和切身实践，完整凝练成一个有核心、能延展的格局体系，呈现在世间，一出手就做到了天下第一。
他是东晋时的浔阳郡柴桑县人（今江西九江西南），且一生大部分时间也住在那里。
陶渊明祖上的奋斗史都很励志。高祖父是陶丹，三国时吴国人，凭军功做了扬武将军。后来西晋把吴灭了，陶家成了平民。陶丹的儿子，陶渊明的曾祖父，就是史上有名的陶侃，东晋的开国功臣。
陶侃的母亲非常有魄力。《世说新语》里记载，一个同郡有身份的人住在陶家，陶家当时连米和柴火都没有。陶侃的母亲剪掉自己的头发换了米，把家里的柱子砍了当柴烧，令这个有身份的人无比感动，说到了洛阳一定好好宣传这人生中感人、难忘的事情。
陶侃后来是在战乱中脱颖而出的。西晋灭亡，东晋建立，他被封为长沙公。这一家子，无论男女，能量都挺大。
但生活总不会一直顺遂，他们也有劣迹和低谷，陶侃的几个儿子最后为了争夺爵位自相残杀。最后陶家没落了，陶渊明的父辈都是一般甚至贫苦的百姓。
不过陶渊明还有个很厉害的外公，是当地的社会名士，叫孟嘉，能做大官却不想做。他把自己女儿嫁给一个普通人，这思路也是挺清奇。
在陶渊明身上有很多混合的特质。比如，陶氏家族其实特别努力、特别“鸡血”，爱折腾，无论男女都想做点轰轰烈烈的大事；而孟嘉呢，追求逍遥自在，内心自足，心灵轨迹都是由动转静。再怎么动荡的外界际遇与影响，都能心如止水，因为他有核心意志。
在这样的内在混合特质影响下，讨厌做官的陶渊明还是做了12年的官，隐居生活则过了21年。他活了六十多岁，也算是长寿。
陶渊明《饮酒》（其十二）里写着：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这首诗我特别喜欢，它是什么意思呢？长公，就是张挚，是西汉法学家、法官张释之的儿子，做官做到大夫，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被免职了，他倒很释然，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错，是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实在不适合官场，从此归隐。而东汉杨伦，觉得做官烦就辞了，开了学校讲讲课，过得自在，后来又被请回去做官，前后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被罚。
人就是这样，有些人过得特别自信、果断甚至决绝，有些人就总是心怀幻想、犹豫纠结。没有什么好与坏之分，自己内心感受大抵无人可改变、可帮助，只能自己承受着，与自己好好相处。
陶渊明在12年的做官生涯里，是抱有各种期望和期待的，他的家族曾经是门阀仕宦，他心中没有大济苍生的情怀是不可能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建功立业之心是不现实的。他在桓玄、刘裕那里做官的时间都不算短。他赞叹张挚的自知与不恋，批评杨伦的犹豫反复和纠结，实际上也是在反省自己。
不要绝望，也不要幻想，就做好自己。不是说抛弃掉所有的责任感，就自私自利地活着；而是想一想，在人生中，如果没有任何依靠、外在的力量支持之下，自己可以靠什么活下去，有何思想、价值、意志和技能。靠这些，坚定地做自己。
陶渊明的贫穷生活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自暴自弃和无奈，而是一种结果和姿态。他其实是活在社会聚光灯下的，他大量产出作品，保持着与社会的沟通，至于别人怎么想，他不那么在意。他想要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活法，用自己有限的生命跟自己身上那些活跃的元素们不断地产生化学反应，产出一个浑厚自如的人生来。
他在《移居》里说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喝、自己写、见见有意思的人。这不仅仅是隐居那么简单，这是一种人生活法的创新。
贫穷只是一种适合倾诉意志的外壳，无论多么混乱的局面，都能活下去，希望能找到知己，如果没有，也保全着自己的心灵的出产和延续性。人的心，只有实实在在地被自己和别人感知，那才存在。陶渊明还写过自祭文，大意是说：“这人生一世，人人爱惜它，唯恐一生不能有所成就，格外珍惜时光。生前为世人所尊重，死后被世人所思念。可叹我独行其是，竟是与众不同。我不以受到宠爱为荣耀，污浊的社会又岂能把我染黑？身居陋室，意气傲然，饮酒赋诗，我识运知命，所以能无所顾念。今日我这样死去，可说是没有遗恨了……人活着真的不容易，死了又怎么样呢？”
真是潇洒自如，不愧为心灵调适界的鼻祖。怪不得，作家木心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
唐人里面，最推崇陶渊明的，就是白居易（772—864）。白居易的人生过得其实还行，被贬到江州和忠州的时候，大概是其人生少数的低谷，但低谷有时候反而有奇迹。
那江州，正是陶渊明的柴桑、斜川所在的地方。那就更好去溯源了——“予夙慕陶渊明为人”，白居易在《访陶公旧宅》中这样说道：“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不过，实现白居易隐居理想的地方是忠州（今重庆忠县），他在一个叫东坡的地方，栽花种树，漫步歌吟，写了《步东坡》《东坡种花二首》《别种东坡花树两绝》等诗歌。关心一棵棵自己种下的树的生活，大抵也是很有寄托的，“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向春暮，树木今何如”……
这“东坡情结”的隐，是在官场和江湖之间的平衡之下的隐，在不被重视的地方官的权限下，有地有田有俸禄还有女人，内心不再有追求政治权力的野心与欲望，只追求人生的闲适，避开那腥风血雨，保全自己的内心。在衣食无忧之下，还有宾朋往来，又可游山玩水。如果在人生不顺的时候，还能有这番自足之境，也是一种人生创新。
在后来的诗词中，白居易有一种逃离官场的侥幸和优胜心理。因为，中唐并不好混，在宪宗之后宦途日趋险恶。看看同时代他的朋友或别人的结局——元稹被废黜了，李德裕多次被嫉妒、被排挤、被贬谪，最后病死崖州……白居易则“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
这种隐居被后世称为“中隐”，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时运所至的产物，也是白居易自己的思想境界在做某种综合之后的产物，是他自己的造化。什么思想综合体呢？他第一次将儒释道进行了人生应用的创新。
所有的精神元素，其实都是文化盛宴里的自助餐，选择即命运，而自由组合后应用在思想生活中，则稍稍能缓解下无常的强制性。有些事情，使尽全身力气也拼不过的，就得隐逸。
陶渊明对于白居易来说，也可以条分缕析，然后取些“条条”和“缕缕”为己所用。白居易敬佩陶渊明的“人间荣与利，摆落如尘泥”，荣华富贵不过是尘土，拍掉就无所谓，这高贵的劲儿，没有几个人压得住这傲娇气势。白居易读陶渊明——“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
逃避政治争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走向精神解脱，四百多年前陶渊明的各种心态、行为、诗意、技巧、方式摆在那儿，可供白居易借鉴。
从根源上讲，还有老庄等更古老的传播体系在那儿。对于道家，文人们可以拿来就用，特别自然。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开始读，也没有什么障碍，仿佛骨子里有可以自动连接的无线网络接口。
魏晋南北朝之后，佛教也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基底，禅意也能滋润人生的空泛、虚无和痛苦，所以文人们开始将这些适合人生的思想进行了某种综合。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硬生生的平衡，有时候则是某种机缘下的个人体悟。系统性地将儒释道结合，并将自我的人生进行充分融合实践，还留下文论痕迹的，白居易算是标志性人物。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是南宗禅最为兴盛的时代，南宗禅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抛弃经教和偶像崇拜，主张观照自心，证悟成佛。所以，对于诗性浓郁的人来说，这种佛教思想的影响力，可以自动接入。在一个叫凝公的大师的接引下，白居易对禅理有了较深的体悟。
儒释道，就在个人生命层面，进行了结合。
儒家“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君子依中庸”；禅宗“游戏三昧，自在旷达”；道家“委顺任命，知足不辱”。其实，这是取他们的相通之处连接起来。
对于人生进退，关键是要有自我意识。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又有能力通过各种形式，寻求到心灵寄托，那么我此生是有底的、不寂寞的。
当遇到人生起伏，在低谷之中之时，该怎么样解脱自己甚至超越出来？
什么是超越意识？它是一种人生理念和生活态度，在历经磨难后承受忧患、理解忧患并最终超越忧患而获取自由人格的一种努力。在逆境中不为所累，超然物外、情外，无所挂碍。这何尝不是终极的乐观？
抽身退步，高蹈远引，求取闲适的超越，是白居易的心灵之旅。这段旅途，也给后人提供了超越意识和方法论：
1.“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句我们现在很多人认可的话，就出自白居易的《种桃杏》。
2.“吾道寻知止。”达到至善之境是内心追求，但也要知道，人生就是某种适可而止。
3.“应似诸天观下界。”这个说的是看破、看透。
自然不必完美，历史也不必公正，人可以在沉思中得到安宁。自在自足之境中可以返回内在的自我。白居易，又叫乐天，取自《周易·系辞上》里的“乐天知命故不忧”。他在《达哉乐天行》里写道：“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这份乐天，可以永世流传。
终于写到苏东坡（1037—1101）了。白居易比苏东坡早出生265年，陶渊明比白居易早出生407年。这个文化连续体真的是绵延了好长时间。
苏东坡为什么叫东坡，因为他被贬谪到黄州之后，自己耕种了一块叫东坡的地方，是他的粉丝马梦得帮他要的一块军营的废弃之地。幸运的是，这块地能挖出井，适合耕种。
在白纸上画图，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及由此映射出来的理想生活，这对刚经历生死劫的东坡来说，实在是太好了。
宋朝是个文人最受尊崇的群星闪耀的年代，他们居然集体崇拜白居易，崇拜得最厉害的莫过于苏东坡，他喊道：独敬爱乐天！
实际上，东坡对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都研究过，并且明显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接受意识。但他觉得最相似的还是白居易，对标意义很明显，他们什么都相似。
典型如：
苏轼在准备考试之前，写了25篇《进策》，深受白居易75篇《策林》的影响。
白居易写《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苏东坡写《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连“大抵心安即是家”，都变成“此心安处是吾乡”。
到了黄州之后，命运越发相似了。他把那块地叫东坡，把自己叫东坡居士，显示了对白居易的顶礼膜拜。在那儿，他写了《东坡八首》，写了《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第三次手抄《汉书》。在黄州，他内心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个性得以张扬。
作为“陶渊明的3.0版本”，苏东坡称自己“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他说“渊明吾所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他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在世俗沉沉的醉梦里了悟人生真谛，活得很清醒，只有陶渊明吧。对于白居易，他则写“它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在写和陶诗。低谷的时候，邀陶渊明的精神为伴。
白居易其实还是留恋官场的，他侥幸自己避开权力中心和野心欲望，但他不会放弃自己的地位，也不放弃自己的闲逸之心，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平衡性。
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是克服了白居易未能完全忘情于做官的一面。因为，如果心里一直放不下，就会露怯。他更关注的儒释道的真正圆融，不再有政治哀伤，把幸福宗教性升华，把不幸艺术化过滤。儒释道里所有的乐观精神，都被他提炼出来用于生命实践了。
他不再执着，总是想着超越。因为不执着，所以不必向外求取什么，只有超越，才能克服儒释道本身自带的局限，那心里的跋涉，无人知晓。
他舍悲观而取达观；他更关注人性深处的生命悲慨和苍凉情韵；他可以心如死灰，然后死灰复燃。无论何时都可以不因名利、关系，靠自己内心就可以点亮自己。
人生的基本程序和内容，其实都差不多。每个人都需要精神疗愈，不是博学、豁达、乐观、全面、通透、悲悯就能过好这一生的，都是要挣扎跋涉自己的精神路径的。
如果毫无这样的经历，生命将平淡无奇。有这样的经历，即便生命平淡无奇，也总有新的生机流出。当一切都归于全心全意，任何东西、领域、境遇都能够成为发展自我、丰富自我的领域。那也是心灵深厚丰赡的一生。
旷达超脱、冲淡平和、风流倜傥、清俊通脱，这些形容词，是那么迷人，又那么难得。有这样的心境，才能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对其他人的行为，比如觉得对穷苦的百姓有责任，拯救各种灾难，怕自己的命运影响当地人的命运，自己不足惜，对别人要更负责；比如对于妇女的命运多同情；比如倾尽全力买了养老的房子又因为老妇哭泣而烧掉房契归还原主……
他弟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味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这里载明了他儒、道、佛的人生研修历程。
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这里，说到了他融合之后的最后的自得之感。
与苏轼有门人之谊的李之仪认为，苏轼乃最知隐、最善隐的。“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如鸿隐冥空一样不露形影声迹地抽身隐退。这里，还是在说隐，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灵调试方式的超越性的完成。
说都是容易的，只有自己行为上做到，表里如一，不再反复，才是好的活法。
依然祝好！
水姐